書摘／金美齡、周英明合著／日本啊！台灣啊！
2001/10/03 00:00
第3章 被解放的籠中鳥
竟有人在日本搞獨立運動﹗ 周英明 Syu Eimei
想一吻羽田大地的衝動
一九六一年四月，走下羽田機場的我，要沒有人看的話，真有跪下來一吻大地的那股衝動。
我恰如從籠中被放出來的小鳥。摩西率領希伯萊人，千辛萬苦來到流著乳與蜜的土地時，也是這般地喜悅吧。
有車子來羽田機場接我，載到「東大駒場前」（站名，東京大學校址）。那兒有文部省外圍團體國際教育協會所辦的專供留學生住宿的漂亮學生宿舍。
我每月領取二萬五千日圓的獎學金，相當於當時大學畢業生初任薪水的兩倍。而且學生宿舍的房租非常便宜，學費又免除。真是照顧週到之至。
周圍都是一些生活窮困的留學生，看到我的好待遇便在背後說我是「留學生貴族」。我彷彿獨佔了世界的幸福。
抵達日本的次日，為了準備應急的生活費而需把美金換成日幣，便乘「井頭線」電車到O谷去。在電車上，我禁不住地笑了出來。心中反覆地唸著︰「終於恢復了我周英明真正的自我了﹗再也不必對誰偽裝自己了。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傢伙們，你們睜大眼睛看吧，我已從你們的掌中逃出來，來到自由的國度了。你們絕對抓不住我的﹗」
這樣不自禁地笑出來的狀況，持續了一個星期左右。周圍的人看來也許覺得很奇怪，但我就是無法抑住自己。好比長期遭受強力擠壓的皮球，要恢復原狀的話，必須一段期間才能恢復。一個人從內心的壓抑解放出來的時候，竟會變成這個樣子，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而感慨不已。徹夜不眠讀《台灣青年》大約過了一個月左右，心境漸漸平穩下來，隨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思緒。
「我過去拚命用功，只想成為學者。現在路子已打開了，前途廣闊無限。但這只是解決了個人的問題而已。萬歲，萬歲﹗』這樣地自我陶醉，有什麼用呢？
父母、兄妹、親戚、同學們現在都還在台灣受苦受難。由蔣介石帶頭的國民黨政府高壓政治，一點也沒有改善，不是嗎？」內心的吶喊一天天地在我腦裏擴大。
但另一方面，又聽到潑我冷水的細語––「你講什麼？你忘了十四年前的事嗎？你看到了在高雄車站廣場被公開處決的屍體吧？那時，你不是發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管政治了嗎？」
到底該怎麼辦呢？內心掙扎搏鬥，日子一天一天流逝。有一天，在留學生會館的圖書室裏，無意中看到了一本叫做《台灣青年》的雜誌。這是我來日本之前就已創刊的雜誌。
「台灣？」只要掛名叫台灣，便意味著反體制、獨立的意思，所以在台灣國內「台灣」一詞成為絕對的禁忌。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雜誌？」因為圖書室裏的雜誌可以自由借閱，所以我就趕緊把它帶回自己的房間，一讀之下，大為驚訝。
這是一本我從未看過也未摸過的反國民黨的雜誌。連講都不敢講出口的「台灣獨立」或「蔣介石的獨裁體制」這些字眼竟然公開出現。而且細讀之下，始知這似乎是在日本的留學生們編寫的刊物。
跟我完全一樣的條件，一樣地接受教育，一樣地穿越台灣的恐怖時代而達成日本留學，年齡大概也跟我不相上下的留學生，僅僅少數幾個台灣青年，竟然如此勇敢地在戰鬥……。
這一夜，我興奮得無法入眠。突然覺得為恐懼而逃避的自己多麼渺小、多麼怯懦。被《台灣青年》的勇氣與智慧所感動
金美齡 Kin Birei
「真了不起﹗竟有這樣的人」
我來日本剛好屆滿一年的一九六○年春天，台灣青年社寄來一本創刊號的《台灣青年》雜誌。
這一天我正好與猶太裔的美國人馬克‧曼高爾約在飯田橋（地名）見面。以前在台灣我曾在他寫論文幫了一些忙；而他結束台灣留學之後，現在拿獎學金來日本做研究，是將來有望的學者。
我拿著那本雜誌來到事先訂好的美容院。利用燙頭髮的時間閱讀一下，心中大為吃驚。
首先感到驚訝的是，這本雜誌的水準之高。作者雖不詳，但知道主要成員都是信仰台灣獨立的留學生吧。
其次感到驚訝的是，竟然有這麼勇敢的人，坦言批評大家所恐懼的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問題。
我非常興奮。在飯田橋會面後坐上計程車，計程車一開動，馬克開口就說︰「妳知道《台灣青年》這本雜誌嗎？」這不是命中註定的開始嗎？「今天剛剛收到。正好剛才看了一下。「妳覺得怎樣？」
「唉呀––，真夠刺激﹗」我很想把我的感想正確地傳達給他，可是壓不住興奮的心情道︰「太好了。有這樣的人存在。既有勇氣，又有才能。留學生就有這般學識，文章又棒，實在令人敬佩。」我激動地大捧一番。
對這般興奮的我，他問道︰「妳想見見這些人嗎？」我驚訝事情怎麼會如此巧妙地演變，便乘勢大叫︰「我想去見他們。」「自動上門的傢伙都是間諜」「好，下回介紹給妳認識。」
大概馬克看穿了我對這本雜誌真的起了共鳴，馬上就跟台灣青年社的幹部黃昭堂取得聯絡，講了我的事。
但黃某毫不領情，並斷言道︰「啊，主動接近的傢伙全是間諜。而且還是個女的，一定是來者不善。」馬克也不退讓︰「不，我敢保證。她一定是真心的。」
黃等幹部們認為自己的身份遲早總會曝光，不妨見見來者是什麼樣的女間諜，就決定在馬克的宿舍會面。
「和那些活動家見面，沒問題嗎？」若說我內心沒有不安，那是騙人的。
但是，台灣留學生竟有這般勇氣和知性的人，我倒想見一面。––一種看熱鬧的心情戰勝了不安。
我胸口怦怦跳著，走向馬克的宿舍。黃等幹部們以謹慎而質疑的口氣與我交談起來。
後來聽說我是外文系學生，口氣就有點變了。該社首腦王育德先生說︰「我不會講英語，跟西歐人見面的時候，請妳來當翻譯。」
這下子換我退怯了。我雖感動於《台灣青年》而想見他們，可是還沒有準備跟他們一起共事。我本是率性直行的人，凡事想到就做，可是這種殺頭的活動，畢竟不是可以簡單承諾的事。
然而從小就莽撞的性格，此刻也呈現出來了。所以我實在說不出「不，我不行」這樣的話。
就這樣，我開始消極地關注台灣獨立運動。
報答台灣養育之恩 周英明 Syu Eimei
無法站立起來的創傷者
如果我的親人在二二八事件及緊接著的白色恐怖的肅清風暴中被殺的話，縱然獨立運動的志業何等偉大，恐怕我也不會參與吧。
目睹顏學長等人的屍體，而惶恐畏縮是事實，但「好了傷疤忘了痛」，經過十五年歲月，我開始想要挺起沈重的腰身。
就我所知，幾乎沒有人是因為家人被殺而參加獨立運動的。因為做不到。能為「報父之仇」而站起來的話，還算好；現在，不僅台灣，全世界都有受創傷而站不起來的台灣人。他們雖然共鳴或同情台灣獨立運動，但無法接近，只抱著難癒的創傷而活下去。我不幹，誰來幹我雖過著優渥的留學生活，但我回顧己身––「憑自己優秀的頭腦，通過考試，所以接受這種待遇是理所當然的。」
這麼想的話，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一家人於終戰後，兩手空空的半飢餓狀態，回台灣求救。那時在基隆港給我喝的魚丸湯是什麼？無處可棲、無業可就的我們一家人，是誰接納了我們？承蒙這些恩典，我們一家人才得以活下來。
因為家口眾多，家計拮据，所以我在初中與高中，都領到台灣省教育廳發給我的相當金額的獎學金。老師甚至還揶揄我說︰「你一邊讀書還一邊賺錢嘛。」
但我不認為這是國民黨政府給我的。他們只是把搾取台灣人的苛稅的一小部分拿出來充當教育費而已。
我在台大時也領過獎學金，畢業後受到「留學生貴族」的待遇。日本文部省給我獎學金讓我在東大大學院讀書，這是代表全體台灣人的立場。
幸而被台灣所救，被台灣所養育，才有了今天。假如父親無法就業，也沒有獎學金的話，我豈不是在中學就放棄學業了嗎？
我從台灣蒙受了一生都回饋不完的恩義。如今，從台灣最高學府出來的我，只因怕事而什麼都不幹，那麼到底有誰來救台灣﹗
怕受打壓的恐怖感雖未消除，但不該長此以往的念頭確實高漲了。
大使館緊急傳喚，膽顫心驚﹗
讀了《台灣青年》，感動之餘，為了向編者們表達鼓勵之意，我投了一封匿名的「讀者投書」。
為了從文面上判別不出是我，所以只寫「最近才來日本」，接著就是感激萬分的讀後感。文末署名「思葦」即是取自巴士卡作品《思考》中的一句「人是思考的葦草」。但這
就是充分的證據了。
當時《台灣青年》的主編是王育德，就讀於東京大學博士班，算是我的遠親。他知道我於四月來日本留學，也知道我日文不錯，便暗中動我腦筋︰「幾時把他抓來參加獨立運動。」
正好一看我的投稿，便知不是別人。「就是他﹗」王育德即刻派了他的心腹黃昭堂來找我。但我不能因為受到邀請，或贊同他們的宗旨，就輕易地答應「好，我來幹」。其實，在沒有任何人來邀我之前，我已偷偷地用絕對無法查出的方法，搞著揶揄國民黨政府的惡作劇。
那就是變更筆跡，設法不留指紋，製作批評政府的「怪文書」，到處寄送。
有一天，收到一封正式的信封，收信人是我，我的名字寫得很漂亮，而且是限時專送。「是誰寄來的呢？」看了寄信人，我嚇了一跳。「在日中華民國大使館‧文化參事官」，這是管轄留學生的總頭頭。
「急欲一會，某日某時請來大使館一趟。」信裏如此寫道。
「難道怪文書被發覺了嗎？到底有什麼事？但不去的話反而會被懷疑……」我戰戰兢兢地走向大使館。
到了大使館，文化參事官迎接我道︰「歡迎﹗這裡有點不方便，到我家來吧。」就把我帶到大使館附近的官邸。
「本來就想請你吃飯……」
談笑一陣子之後，參事官的年輕太太就端出料理。一看到她，我嚇了一跳。她竟是我在台灣當家教時所教的中國人女學生。其後完全斷了音訊，沒想到竟與文化參事官結了婚。
「說來真巧，無意中看到今年日本文部省國費留學生名簿時，內人說『啊，這位是我的老師』，所以就想請你來，讓你們見見面。」說著，就拚命地向我勸酒。
「原來如此。害得我……」
解除了警戒心的我，就盡情品味主人的敬酒和女弟子的拿手好菜。
但是，他請我到家裡吃飯是另有目的的。吃到最後，文化參事官終於開門見山道︰「想請你幫幫忙。你在東京大學，一定跟很多留學生有交往，所以請你把誰在何處講了什麼話記下來，定期提出報告。由於種種花費也不少，每月給你八十塊美金啦。」
原來是每月八十美元的外快叫我當間諜﹗當時一美元＝三百六十日圓的時代，八十美元約等於三萬日圓。我既已領取大學畢業生初任薪水兩倍的獎學金，再加上八十美元﹗但那倒不是問題。我必須明白表示，我無法幹下出賣朋友這種卑劣的行為。但若拒絕了這個要求，大使館會加深對我的疑慮︰「難道你不聽政府的話嗎？」
怎麼辦？我苦惱不已。最後我下定決心拒絕大使館的要求。心想︰「果真這樣做，我的人格勢必掃地。好，一不做二不休，參加獨立運動吧。不再對自己說謊了。」這是迷惑、苦惱、思考之後的結論。
當時從台灣到國外留學的人數已不少。沒有例外的，都被父母叮嚀道︰「到了國外，千萬不要涉及政治，絕不可參加政治活動。」我也不例外。
在台灣國內從事獨立運動的話，要賭性命；在國外的話，則護照被沒收，兄弟姊妹一家族的命運則等著被列入黑名單。
眼前浮現老邁的父母的臉。我咬著嘴唇，在心中謝罪︰「從此不能回台灣了。請原諒我這個叫您們操心的不孝子吧。」
女 ？還是東洋女情報員？ 金美齡 Kin Birei
政經分離任大使館特定通譯
語學拿手的我，除了台語之外，日語、漢語、英語皆可運用自如，使我有兼差當通譯的機會。
首先有駐日中華民國大使館來請我擔任很重要的差事，那就是擔任以中國大陸為主題的研討會的兩位主講人的翻譯。雖是由漢語同步翻成日語，但因內容水準相當高，所以經過嚴格審查而被選上的。
初出茅蘆的我和另一位長年在大使館工作的男性前輩擔任通譯之外，或許使館方面還不放心，另請了一位在ＮＨＫ廣播電台拿高薪的專門翻譯中文的人在後面備用。
第一天由我上台翻譯。開場不久，那位ＮＨＫ專家說︰「啊，我這可放心回去了」，便走了。第二天，那位前輩通譯說是「感冒」，沒有來。結果兩天下來兩人的演講全由我一個人負責。從此，我的翻譯頗受好評，大使館給了我「通譯就找金美齡」的美譽。
我堅持政經分離的原則，只要是商業行為，無論是大使館或什麼地方的通譯工作，我都去兼差。翻譯費規定一天二千圓。
一般女性上班族的月薪八千圓，學生打工一天五百圓的時代。大使館雇用學生當通譯的酬價是一天一千五百圓；但我強硬要求，大使館不得已說︰「好吧，那就把兩天的通譯工作當三天計算吧。」用灌水方式處理了事。
大使館或許看我「工作能力不錯，就是直要錢、錢的女孩」吧。另一方面，在留學生之間，我顯得很特殊，遂被看成「她就是四大特務（從事情報活動或地下工作的間諜）之一」。
其實，我是共鳴於《台灣青年》的獨立運動支持者，但每當大使館舉辦活動便由我當司儀或通譯，難怪被看成「大使館靠攏分子」而被貼上「特務」的莫須有標簽。
一杯雞尾酒交託密使大任務
留學第三年的暑假前，病弱的父親令我擔心，便準備返鄉一趟。這消息不知是誰傳出去的，《台灣青年》的黃昭堂傳話要見我。那一夜，在御茶水（地名）的酒吧，叫來雞尾酒的黃昭堂開口就說︰「有一件事要拜託妳。回台灣的時候，可不可以秘密幫我傳話給郭雨新？」
郭雨新是當時台灣唯一無黨派的（反體制派的別稱）國會議員，民間人氣最高的政治大人物。
至今從未露臉從事獨立運動的我，突然交給我密使的大任務。心想，我回台灣的話，尤其是郭雨新身邊，一定有特務機關在監視吧。五花大綁的狀態可想而知。坦白講，我好害怕。
我沈思了一會兒。要是答應下來而被發覺的話，這可不得了。也會連累了父母……。
然而從我口中竟迸出了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的話︰「可以呀。」
想到黃等人艱苦走過來的路，我自己憧憬台灣獨立的夢、台灣人的受難與犧牲，這時如果我說「不」的話，一定會被認為「女人被看衰」了。
聽了重大的傳話（這是暗號，我不知其意），我一邊開玩笑說︰「要被（特務）拷問的話，我可忍不下的呀。」一邊既感到緊張又興奮。
回台灣之後，我在腦中尋思著如何達成密使的任務。
剛好那時候，一位軍人出身的國民黨情報局長的友人，請我當正在台灣訪問的岸信介前首相和政府首腦的通譯。因為這個官員訪日時，我當過他的通譯而受到賞識。
岸前首相讚美我「日語講得真好」，我盡善盡美地完成了工作之後，就向那位國民黨官員提出請求。
「為了省下回日本的機票錢，可不可以讓我坐軍艦？」由於才領了超高酬勞，雖擔心不免被疑，但我還是大膽地開了口。
那位官員每次見到我就說︰「我可以設法讓妳轉入台灣大學，請妳回台灣當我的秘書兼通譯。」他聽了我的迫切請求，便一口答應了。
握有大權的他只打了一通電話，就讓我插隊搭乘軍艦。
那時候每年暑假，國民黨政府開出軍艦迎送日本留學生，也讓他們到處拜訪或慰問軍隊，以便對海內外誇示有這麼多的青年擁護政府。在這之前，我從未搭軍艦返鄉，於是這次突然心生一計。
乘艦返日的前一天，我才打電話給郭雨新。因為他有女兒在日本留學，所以我說︰「您女兒託我傳話，所以我現在就去拜訪，可以嗎？」於是約了時間，當面轉達黃昭堂的傳話。
直到回日本的前一刻，我都不動色聲，是因為我計算萬一我的密使行動被發覺的話，當天我就要離開台灣，他們也追不上我；而且海軍比秘密警察力量大，有事他們也不敢出手。
「啊，好險。」總算完成了大任務，內心猶如放下千斤重擔。
不料，這次換郭先生拜託我︰「請妳把這個帶回去交給黃先生。」
「咦？又要叫我？我不幹了。」我真想仰天長嘯。
要是一點點文件的話，或許還可想辦法，但那是他在報章上發表的文章及有關反政府的資料，滿滿裝了一紙箱。
結果我還是答應下來了。但告辭之後，才獨自一人陷入沈思。
「搭乘軍艦的話，大概不至於一一檢查行李吧。」心裏雖這麼想，但還是要設法隱藏，以防萬一。於是我把全部受託的資料用禮品包裝紙包起來，當做準備帶回日本的禮物。
因為資料全是報紙雜誌等印刷物，所以用包裝紙不覺得奇怪。
被蒙在鼓裏的父親到港口來送行。我一想到回日本之後，搞起獨立運動的話，大概再也回不了台灣，今生恐怕就此與父親永別了時，心如刀割。
但佯裝得蹦蹦跳跳的我一點也不露出破綻。「阿爸，您要是病倒的話，我就糟糕啦。萬一有事的話，我也無法馬上回來呀。」只能講出這種冷酷無情的話而已。這成了我們父女最後一面的交談。
果如所料，從基隆出發的軍艦，完全沒有檢查我們的手提行李。
平安抵達日本之後，我把那些資料裝訂成原本的樣子，然後寫了明信片給黃昭堂，若無其事地說︰「我從台灣帶了禮物給你，想見一面。」
我們再度會合於御茶水的酒吧，把郭雨新所託的資料連同台灣土產交給黃昭堂，並報告我確已向當事人傳話了。
聽我講完之後，黃昭堂說︰「我以為妳不會完成這件事。雖然拜託妳了，心想妳會中途畏怯跟我說『無法達成』呢。」
聽他這麼說，我心想︰「真把女人看扁了。」不過，眼看大家視為畏途的大任務由我圓滿達成，實在深感驕傲。
一見鍾情於四大特務之一 周英明 Syu Eimei
令人印象深刻的她，竟是大使館的御用特務？
我受到獨立派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指令︰「大使館的下級團體『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要選幹部，因為還沒有人知道你是獨立派，所以請你默默地潛入參選。」
幹部選舉當天，事先已傳閱獨立派支持的名單，指令要投票給誰。
完全不知底細的我，來到設於東京四谷的中華學校的同學會大會兼選舉的會場。
走進會場，我一邊和認識的留學生打招呼，一邊眼睛盯著一位女子。我對金美齡一見鍾情了。
一個同伴替我們介紹之後，我問朋友，她是何許人？
「啊，她呀，就是大使館的四大特務，萬萬不可接近她﹗大使館常雇用她當通譯，在台灣也當了前首相岸信介與國民黨官員的通譯。」
他拚命告訴我一些情報。
對我而言，這是對別的女性感受不到的深刻的邂逅，可是聽了這話，不禁又感到失望。被她的敏銳與流暢的日語所折服同在東京生活的台灣人留學生，常會在各種聚會碰面。聚會時不知有什麼樣的人在裏面，所以互相警戒而避免談及政治。
但或許是靈犀相通吧，幾次碰面談話之下，她從我的想法與說法之中觸摸到我的「信號」，而做了某種推測。於是偶然只有兩人談話的機會，她突然開門見山道︰「在《台灣青年》寫小說的孫明海是你吧？」
我嚇了一跳。
題為〈烏水溝（台灣海峽）〉的連載小說的作者孫明海，的確是我的筆名。
參與獨立運動時，《台灣青年》的主編問我︰「也請你幫點忙吧。你會什麼？想幹什麼？」我毫不遲疑地答道︰「想寫小說。」
「工學院的學生寫小說？」周圍的人似乎覺得很奇怪，但說︰「那你就寫寫看吧。」於是寫了長篇連載小說，成了留學生之間的話題。
現在，一下子被揭穿，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我只含糊笑道︰「唉呀，哈、哈、哈。」但內心裏不禁佩服「她好厲害」。
而且更令我佩服的是她的日語。
留學生的日語能力高低相差甚大，而她的日語比起其他留學生，無論質與水準都是出類拔萃。
不僅是流暢的水準，而且從她口中說出的日語，漂亮得可說是藝術。
有一次，無意中問了她︰「我在寫稿的時候，為了要集中精神，多半在咖啡館寫。妳也在咖啡館寫過東西嗎？」
「不，女人和男人不同。女人單獨進咖啡廳的話，會叫人聯想她似乎想要什麼。所以我不會單獨去的。」她答道。
很輕鬆的談話，但「似乎想要什麼」的表現之妙，我實在為之傾倒。
突兀的求婚
當時，東大的台灣人留學生組織被左派（親中國）掌控。台獨派想暗中奪取這個「中國留日同學會」，便由表面上政治中立，且被視為認真讀書的我提名競選會長。
結果僅差數票而輸了。餘味很難受，懊惱得一夜都睡不著。
結果僅差數票而輸了。
次日是週日，心情無法平靜，就打電話到她的宿舍︰「要不要出去走走？」
迄今未曾單獨交往過，只在聚會時談話而已，由於會長選舉的失敗而造成的鬱卒心情，促使我做出平時做不到的唐突行動。
「嗯，現在才要去哪裏，不如到我這兒來？」她在電話中說。
「好，我馬上去。」我高興得飛奔出去。
兩人談了好久。午飯吃她親手做的料理，然後又談話，厚著臉皮又吃了晚飯，才急忙回到我的學生宿舍。
落選的打擊還未完全消去，加上今天一整天跟她相處的興奮，這一夜又失眠了。
次日早晨，不懂得戀愛要領的我，想把心中的話原原本本告訴她，就撥了電話給她。
「請妳跟我結婚吧﹗」我突兀地向她求婚。
「好」的答聲很快地通過電話線傳回來。我樂壞了。
結婚的最大理由是價值觀的一致 金美齡 Kin Birei
樸素而直率的人
「這位是東大工學院的研究生周英明先生，請妳投他一票。」在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的幹部選舉時，早稻田大學的留學生跟我介紹時，聽到這名字，雖初次見面，但已心領神會了。
獨立聯盟事先已交來投票名單，指示我們要投給誰。
「哈––他是獨立派支持者嗎？真是樸素的人。」看他穿一件粗布的襯衫，我這樣想。
「工學院又是獨立運動支持者？通常理工科的菁英都迴避政治問題，真稀奇。」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當選了幹部的周英明，在留學生的集會上常要為大家做種種服務。
為了歡送畢業生而舉辦的春天郊遊，分乘兩部遊覽車開往埼玉縣所澤市的國際青年村。節目進行到贈送紀念品給畢業生的時候，日語流利的他當司儀，可是找不到人頒發紀念品。他臨機一動說︰「請各位推舉一位最有魅力的女學生，請她來頒發紀念品吧。」這是何等容易得罪人的表現。那種提議，無論推薦誰都會得罪人。
會場靜悄悄。這一來他拋出一句︰「那麼，各位，我們請金美齡小姐頒獎如何？」參加者只好拍手同意，我為避免場面難堪而不便拒絕，心想︰「這個人好奇怪。」
會場三個女學生責問他︰「你，原先就打算叫金小姐當頒獎人，才故意那麼說的吧？」周英明不是那種〝計畫性犯案〞的人。
而且他又不會玩，主持舞會也不會跳舞，只幫忙寄放衣物。剛好那天我和妹妹遲遲才到了會場。
一看到我，就說「我感到還缺少什麼，原來是金小姐還沒到呢。啊，好漂亮哦。」毫不含蓄也不害臊。
看他完全不會跳舞，覺得好可憐，我就邀他說︰「好吧，我來教你最簡單的華爾滋舞步，要不要試試？」然後一邊跳，一邊像平靜地讀文章似地說︰「人皆謂天不賦二物，我看也未必然哩。」本人完全無意奉承地說道，所以不會叫人感到毛毛的；倒是被說的一方，常會感到意外的驚喜。
因昭和史論爭而知其真價
他的魅力在於知識與關心層面之廣且出類拔萃，這是別人所不及的地方。
「尤金‧奧尼爾在……」有一次他提道。
「咦？這個人也知道尤金‧奧尼爾？」
從專攻理工科的他口中竟然說出愛爾蘭裔美國人劇作家的名字，讓專研英美戲劇的我受到衝擊。這是其他的留學生不會關注的領域。
原來他是想專攻歷史的，被人勸說「搞歷史是吃不飽的」，他才讀了理工科。所以除了理工方面之外，他的文學造詣也很深。
留學生同好有個昭和史的讀書會。主持人是農學院博士班的研究生，思想相當左傾。周被邀為講評人，但兩人開始了一場辯論。
聽了他們的論戰，雖不明言，但從其主張已完全得知「啊，周兄是獨立派的」。
我被他深度的內容所感動。然後可以確信「無疑的，這個人的思想與價值觀與我一致。」
但主持人與周英明的思想完全對立，價值觀大相徑庭，所以討論以各持己見而告終。
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我，最後介入兩人之間，因我的一句話而停止了爭論。他原以為我只是隨意來參加理論派的讀書會，沒想到我還用心去理解其內容，讓他很驚訝。
對他而言，理想的女性就是能百分之百理解自己的人，他這樣跟他姊姊說時，他姊姊勸他說︰「天下沒有那樣的人啦。你要這麼要求，一輩子都結不了婚的。我看你還是妥協一點吧。」
價值觀、歷史觀、政治理念、政治理想，一切都完全一致，無疑成了我們兩人結合的強而有力的磁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