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破空
陳破空，原名陳勁松。旅美經濟學者、時事評論家、作家。
1963年12月生于中國四川省三台縣。
教育背景：
湖南大學，土木系，本科。
上海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共管理(經濟學)，碩士。
學術背景：
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助教。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自由亞洲電台，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政治活動：
1985：帶領10名研究生，聯名上書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力促政治體制改革，並于次年夏與中共中宣部對話。
1986：參與策劃、推動上海學潮。
1989：參與發起、組織廣州學潮。
1989-1995：兩度入獄，坐牢近5年。
1994：從獄中向聯合國等國際機構輾轉寄出信件，提供中共強迫犯人生産出口勞改産品的商標等證據，是直接從監獄中向國際社會提供此類證據的第一人。
各類著述：
文學作品：
代表作：小說《台風》、《半截生命》，詩集《绯聞》，文藝評論《“走向共和”：生動展示曆史的驚人相似》，等等。
財經評論：
代表作：《中國經濟：陰影下的繁榮》，《透視中國富豪的命運與結局》，《“上海幫”治國十三年》，《中國，印度，俄羅斯：新世紀孰領風騷？》，《中國經濟：是大市場，也是大賭場》，《向非洲撒錢，中共用意何在？》，等等。
政治評論：
代表作：《關于中國的一百個常識》，《林昭，中華民族最後的血性》，《誰是真正的改革家？》，《胡耀邦與八六、八九》，《透視毛澤東》，《中俄聯合軍演，激起千層浪》，《金正日的單相思》，《中共改革邁牛步》，《共産黨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等等。
經常發表文章的機構、雜志、報紙等，包括：自由亞洲電台、《開放》、《北京之春》、《華夏電子報》、《大紀元》、《爭鳴》等。經常出場的直播或訪談節目機構，包括：《新唐人電視台》、洛杉磯1300、英國BBC、《美國之音》等。
2007年：基于深度寫作和評論，及其在海內外的影響力，榮獲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獎”。
网站：www.chenjinsong.com
歷史篇
1． 中國歷史的起點在哪里？
每當中外對比，顯出中國的落後時，有人總能找出百般藉口，予以辯解。尤其中美對比，顯示巨大落差時，有人就辯解說：人家建國已經兩百多年，我們才建國五十多年，當然比不上？這一說法的最大誤區在於，把中共建政五十多年，當成了中國建國五十多年，即仍然是，把中共混淆為中國。
中國歷史的起點，決不在1949年（中共建政）。作為中國的現代史，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革命），甚或1840年（鴉片戰爭）。大一統之後的中國歷史，則至少起源于秦朝，即兩千多年前。而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記載的文明史，長達五千年。應該說，五千年前的炎黃時代，才是中國歷史的源頭，也是中國歷史的真正起點。
中共建政之前，中國歷史遠非一片空白。從四大發明，到鄭和下西洋；從戰國百家爭鳴，到唐宋詩文璀璨；從周文王之治到康乾盛世。在漫長歷史的大多數時期，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水準，都領先於世界。中華民族，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最落後、最反動、最黑暗的時代，反而出現在當代，尤其中共當政的前三十年。
中共建政之日，中國剛剛經歷了數十年內外戰火，但中國經濟水準仍然名列亞洲前茅，基礎不薄。中共亂世之後，中國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劇滑落(1949至1979)。歷史是一條奔湧不息的長河，不能截斷，也不容割裂。中共混淆歷史概念，是為了掩蓋其當政後，把中國引向倒退與野蠻深淵的不爭事實。
2． 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是什麼？
近代中國落後，根源何在？中共教科書將其歸結為“西方列強的掠奪和欺淩”。固然，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害，給中國人民帶來相當程度的損害。然而，外力，不可能成為中國落後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其他亞洲國家，同期也有類似遭遇，比如日本。
十九世紀末，日本推行“明治維新”，由於皇權的開明和支持，變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實現君主立憲，建立國會，實行選舉，結束閉關鎖國，跨入現代國家行列。同一時期，中國推行“戊戌變法”，卻由於皇權中的保守派（慈禧太后等）的干預和壓制，變法（即“政改”）失敗，中國繼續淪陷於封建專制泥潭，僅保持經濟改革（即“洋務運動”）。
有人說，“落後就要挨打”，中日對比，又是一個反證。滿清經“洋務運動”，國力大增，所建海軍(北洋水師)，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隨後發生的“甲午海戰”中，相對強大的中國海軍同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決戰，竟致全軍覆沒。船堅炮利(硬體)何益？只要制度與人心(軟體)未改，表面上的富強，不過是貧弱的面具。
中國民眾渴望繁榮和富強，但歷史的警訊卻一再告誡國人：繁榮和富強，未必救中國。繁榮和富強，是救國的必要條件，卻絕非充分條件。畢竟，歷史上，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國的繁榮和富強不止一次，但終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監督與制衡機制，沒有先進的制度和煥發的人心，一時的繁榮和富強，都化作過眼雲煙。
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不在於外部，而在於內部。在於陳舊的制度，在於官場的腐敗，在於政府的昏庸。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內部：中共厲行獨裁，煽動政治狂熱，製造紅色恐怖，荒廢建設，破壞生產，使中國之倒退與落後，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
即便今日，中共依靠外資和外貿，打造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但制度糜爛，官場腐敗，絲毫未改。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精神等綜合指標而言，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猶如“龜兔賽跑”，繼續保持落後姿態。
3． 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是什麼？
中國歷史幾千年，多少分合輪回，多少興衰更替，但始終沒有走出極權專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帶來短暫的共和與民主，卻很快又歸於專制復辟。悲情的中華民族，仿佛與自由無緣，而只能與奴役為伴。
民眾起義，為野心家搭起一個又一個舞臺，演變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權力爭奪。當每一波動盪歸於平靜，專制與獨裁，便以新的面孔復位。王朝興起，王朝腐敗，王朝沒落，如此這般的折子戲，在中國反復上演。當今中共專制，更是將這一劇情推向極致。
沒有以民權為核心的革命，只有以最高頭目為中心的奔逐；不是致力於制度改造，只是熱衷於江山輪坐；極權與專制，由此重複，周而復始。這是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民間擺不脫個人崇拜的情結，強者放不下專制的欲望，國家掙不掉人治的陰影。於是，圍繞皇權或最高權力，各種勢力殊死爭鬥，無休無止。思想與文化的禁錮，歷朝相似，由此也禁錮了整個民族的生命力，使中華民族日趨保守和萎靡。
漫長的中國歷史，曾經有兩度文化的輝煌：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子宏論；民國初年，言論自由，氣象萬新。集有大成並影響世界與歷史的中國思想家，大多誕生於這兩個時期。（比如，遠有孔子與孟子，近有胡適與魯迅。）發人深省的是，前一時期，出現在國家分裂或分治之際；後一時期，出現在共和與民主初生之時。這種現象，對臣服專制而不自覺或盲目信奉大一統的人們，豈非當頭棒喝？
4． 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全面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就在國難當頭的危急之秋，頻頻製造內亂的中國共產黨，竟然提出“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毛澤東語）。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卻提出“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蔣介石語）。
國民黨說到做到，全面抗日。在平原，在山區，在黃河兩岸，在長江流域，在中心城市，甚至在緬甸戰場，國軍浴血奮戰，付出巨大犧牲。就在國軍與日軍激烈鏖戰之際，中共遊刃其間，從中漁利，擴大武裝，搶奪地盤。中共不僅將其主要兵力用於消耗和重創國軍，而且與日寇、汪偽、滿偽政權暗相勾結，互通情報，彼此協調，共同對付和瓦解國軍。（毛澤東令潘漢年、楊帆等充當聯日聯偽特使。）
抗戰期間，國軍經歷大型戰役22次，小型戰役近4萬次，重要戰鬥1000餘次，為國捐軀的高級將領達200多人，軍人犧牲達300多萬。中共軍隊可以提起的，僅有“平型關之戰”（林彪指揮，與國軍合作）和“百團大戰”（彭德懷指揮）兩役。然而，就是這兩次中小戰役，也都遭到毛澤東的反對和痛斥，說是“無端暴露了我方兵力，把日軍引了過來”。彭德懷慘遭毛澤東迫害時，曾悲憤道：“難道連打日本鬼子都有罪？”
共產黨籍日本侵華而壯大（共軍膨脹到200萬），國民黨因全面抗日而削弱（國軍減員到400萬）。抗戰後，國軍肩負守衛漫長國防線、眾多港口、橋樑、中心城市等巨大職責，兵力極其分散。中共軍隊卻高度集中，採取“集中優勢兵力”、“戰術上以多打少”的詭計，接連重創國軍，最終顛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建立起空前殘暴的獨裁統治。國軍與其說被中共打敗，不如說被日寇、中共、和蘇聯共同打敗。
1944年和1966年，日軍和中共先後惡意毀壞紀念抗日陣亡將士的“南嶽忠烈祠”，到1992年，中共才又重建贗品。1972年，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不由對方道歉，卻當面稱謝說“沒有你們到來（入侵），就沒有我們的今天（中共執政）。” 由此可見，中共與日寇，早就沆瀣一氣，臭味相投。
中共謊編教科書，自稱“領導了抗日”。然而，默寫的謊言，塗改不了血寫的史實。領導抗日戰爭的，是中國國民黨；破壞和利用這場衛國戰爭的，是中國共產黨。正邪自清，忠奸分明。
5． 誰是海峽兩岸分裂的禍首？
1949年以前，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國家：中華民國。至少從1945至1949年，情形如此。1949年，中共自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硬是將海峽兩岸切成兩國。如果以統一和分裂為標準來論功罪（中共宣傳如是），那麼，毫無疑問，以暴力手段顛覆國民政府的共產黨，是製造海峽兩岸分裂的禍首。
在此之前，中共大搞武裝割據和武裝叛亂，自立“國中之國”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為“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的始作俑者。如今，中共大張旗鼓地反對“台獨”，實際上另有目的：為了掩蓋中共壓制和迫害中國民眾的劣行，淡化自身卑污的人權紀錄，中共以反“台獨”為名，煽動民族主義（假裝的“愛國主義”），以期轉移國內民眾視線；又以反“台獨”為名，瘋狂擴軍壯武，強化對抗文明世界的本錢。
為此，中共堆積大量導彈、軍機、軍艦，作勢恐嚇臺灣人民。中共不惜耗費國脂民膏、窮兵黷武的劣行，威脅和損害的，不僅是臺灣民眾，也是中國大陸民眾。近年，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稱其為《反獨立法》或《國家統一法》，證明中共心虛，並不敢輕舉妄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依此《反分裂法》，首先要被繩之以法的，就是兩岸分裂的最大禍首 ---- 中國共產黨。
中共處處打壓臺灣。封殺臺灣外交空間，不遺餘力。當臺灣發生大地震時，中共甚至不准他國救濟物質運往臺灣。當薩斯瘟疫由中國大陸傳向臺灣時，中共甚至阻擾世界衛生組織救助臺灣。中共的冷血與敵意，令臺灣民眾心寒齒冷，又怎能不離心離德、漸行漸遠？
6． 誰是海峽兩岸統一的障礙？
當今臺灣政壇，有泛藍和泛綠兩大陣營，分別代表統派和獨派，體現臺灣社會的多元民意。傾向與大陸統一的泛藍，並不主張“急統”，而留待兩岸都實現民主和均富時。其代表人物的立場是：“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
傾向獨立的泛綠，也沒有把話說死。而稱：不排除未來與中國統一的選項，但如果中共不放棄獨裁和武力威脅臺灣，臺灣就不可能與中國統一。換言之，臺灣獨派的立場，不僅出於追求臺灣主體意識，也是對中共獨裁、打壓、威脅的本能反應。
事實上，臺灣獨派力量的增長，與中共專制時間成正比。上世紀八十年代，當蔣經國在臺灣開啟民主政治時，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啟動民主改革，那麼，兩岸的統一，在那個時候就可以完成；1989年，當民主之花開遍中國大陸時，如果中共不是選擇鎮壓和屠殺，而是選擇和解與改革，順應民心，實現民主，兩岸的統一，在那之後，也很容易達成。
有目共睹的是，正是在1989年，中共製造震驚中外的“六四”屠城後，臺灣獨立的聲浪才漸次高漲。在隨後的臺灣民主選舉中，臺灣獨派不僅贏得了立法院的半數席次，而且贏得了政權。臺灣民意的走向，清晰可見。對臺灣民眾而言，獨派的說服力再簡單不過：既然中共連大陸人民都不能善待，又如何能善待臺灣人民？
無論是臺灣統派還是獨派的立場，都可以反證：中共，才是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道理已經明擺，拒絕民主，就是拒絕統一。中共頑固阻擋中國民主化，阻擋得越久，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就越小。說到底，如果以統一和分裂為標準來論功罪（共產黨宣傳如是），可以說，1949年，以暴力手段推翻國民政府的共產黨，不僅是當年分裂兩岸的禍首，也是今日阻礙兩岸統一的罪人。
7． 共產黨當政，是“人民的選擇”嗎？
中共當政，自詡是“人民的選擇”。實際上，共產黨從聚嘯山林、占山為王，到勾結外寇、搶奪地盤；從挑動全面內戰、顛覆國民政府，到建立野蠻暴政、血腥鎮壓民眾。過程離奇、漫長，殘酷之至。果真是“人民的選擇”，又怎來如此周折、令整個民族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人民的選擇，必須建立在完整的資訊和自由的意志基礎之上。中共封鎖資訊、控制輿論、剝奪民眾選舉權，人民的選擇，又何從談起？有的只是，被洗空的頭腦，被愚化的心智，被強加的意志。齊刷刷舉起的手，仿如機器人的硬臂；人云亦云的口舌，恰似被馴服動物的表演。
事實上，共產黨崛起於中國，有其外部成因，即蘇聯的建立，及其對中國的滲透。當共產主義惡潮氾濫于世界之時，中國不幸失身其中。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解放，蘇聯解體，共產主義惡潮急退。按理，中共應審時度勢，順應民心，拱讓于民主。
當時，中國民眾已經明確表示不再選擇一黨制，甚至要告別共產黨（1989年），自稱“代表人民”的共產黨，卻拒不接受人民的選擇，不僅堅拒下臺，而且悍然出動數十萬全副武裝的軍隊，用坦克和機關槍，屠殺民眾，將民眾的選擇權剝奪殆盡。挾暴力和謊言強行執政的中共，深知：一旦交由人民選擇，中共大小官吏的既得利益，一夕都不能保。因此，人民的選擇，反而成為中共的恐懼所在。
8． “土改”，是革命還是騙局？
“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共奪取政權前後，搞“土改”的口號。“土改”，則是中共造反起家的法寶。“土改”及其口號，蠱惑了千百萬農民。中共派遣工作組，插入農村，強制劃分階級，強行奪取私產，並發動群眾鬥地主。隨後，在“革命”的名義下，對地主予以公審和槍殺。毛澤東親自指示：“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怖。”以期達到中共基層專制政權的鞏固。果然，每到一處，中共幹部必鼓動一些人編故事，作偽證，假訴苦，無中生有，指鹿為馬。人為挑起矛盾，導演仇恨，製造恐怖和血腥。
圍繞土地，中國具有沿襲千百年、自然而和諧的農耕結構與雇主關係。中共的血腥“土改”，破壞了自然的農業關係，打亂了和諧的鄉村秩序，中斷了正常的歷史進程。原本相處和睦、相為扶持的農民與地主，被迫反目成仇。農民分到土地，沒有興奮幾天，卻又被中共的“公社化”運動席捲一空。中共一紙令下，農民被迫交出全部土地，甚至交出耕牛和農具。
這一分一收，所有的土地和資源，都收歸中共一黨所有，中國農民，從此變得兩手空空、一貧如洗，淪為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所謂“土改”，十足一場騙局。隨後，農業大滑坡，大饑荒接踵而至，被餓死的3800萬民眾中，絕大多數，都是當年訴苦、分地、鬥地主的“貧下中農”。
時至今日，中共仍然規定土地為“公有”（即“黨有”），而拒絕交還農民，僅以“租賃”方式（“聯產承包”），讓農民耕種。一旦需要拿土地牟取更大暴利時，就強行圈佔，甚至不惜暴力拆遷，不給農民補償或僅給予微薄的補償，美其名曰：“收歸國有” （實為“黨有”）。
9． 誰挑起了朝鮮戰爭？
1950年6月25日，統治北朝鮮的金日成，命令朝共（朝鮮勞動黨）軍隊（人民軍），越過三八線，攻打南朝鮮（韓國），從而挑起了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最初，朝共軍隊很快攻佔漢城和南朝鮮大部分地區，一度將南朝鮮軍隊壓縮在釜山地區僅一萬平方公里的狹窄地帶。
朝共之所以能在戰爭初期佔據上風，乃是憑籍中共和蘇共的強力支持。早在1949年，中共剛剛建政，就抽調解放軍中的朝鮮族官兵，合計兵力6.9萬人，編入朝鮮人民軍，構成朝軍總數的一半。戰爭爆發後，中共又將解放軍中的朝鮮族官兵10萬人，編入朝鮮人民軍，構成朝軍主力。
1950年9月15日，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登陸仁川，協助南朝鮮反攻，之後，迅速收復失地，攻佔平壤，並推近至中朝邊境。早已潛進北朝鮮、並為朝軍後盾的中共軍隊（“志願軍”），與聯合國軍直接交戰，號稱“抗美援朝”。歷經兩年多大小戰役拉鋸後，各方達成停火協議。南北朝鮮回到戰前的三八線，各歸自守。
表面上看來，南北朝鮮或中美雙方，似乎打了個平手。但鑒於南北朝鮮的分治，又回到戰前狀態。作為戰爭的挑起方，金日成和北朝鮮，無疑遭到可恥的失敗。據中共自己的保守數字，中方軍隊，死亡14萬，受傷被俘失蹤25萬，共減員83萬，付出巨大代價。戰爭結束後，在南朝鮮的要求下，美國駐軍當地，至今依然；而北朝鮮卻對中共軍隊下逐客令：“不得留下一兵一卒”。中共在戰略上的失敗，顯而易見。
若干年後，南朝鮮（韓國）躍為發達國家，傲於全球；北朝鮮淪為饑荒之國，哀鴻遍野。從軍事、經濟、道義、地緣政治等諸方面合計，南北朝鮮及美中各方，孰勝孰敗，一目了然。
10． 是“右派”還是“左派”？
1957年，毛澤東引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古語，號召民眾“給黨提意見”，還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時間，國內知識份子大喜過望，國際上也泛起“中共要搞民主”的幻想。幾個月後，中共突然翻臉，反戈一擊，把“為黨建言”的知識份子，共計55萬餘人，統統打成“右派”。 （包括“中右分子”、“反動分子”等，則共計160多萬。）有人被迫害致死，有人被打入大牢，大多數則被下放勞改。毛澤東公開承認，他搞的是“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
中共“反右”的背景是：1956年，在蘇聯，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破除個人崇拜。對毛澤東而言，這是物傷其類，竟策動“反右”運動，清除本國異己。於是，當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制相對減緩、政治氣候相對放寬、民眾苦難相對減輕之時，中國卻逆向發展。“反右”，開創了隨後中國歷史恐怖與血腥的20年。中華民族遭遇雙重劫難、雙重悲劇：共產黨統治；外加，“共產主義陣營”中，中共極端的暴政。
實際上，被打成“右派”者，並非什麼“右派”，而都是貨真價實的“左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當年從“國統區”（如上海）投奔“解放區”（如延安）的左翼親共知識份子。滿懷“解放人類”的理想，卻落入極端專制的囚籠。
1980年，中共重評“反右運動”，因當年“反右運動”乃毛澤東策劃、鄧小平主持，此時，鄧出於私心，堅持對“右派”不予平反，只予“改正”。聲稱當年“反右”是“必要的”，僅僅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於是，鄧親自裁定，仍將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等在內的近百名人、以及各地知識份子一萬多人，保留為“右派”，“不予改正”，留下尾巴。
11． 是天災還是人禍？
五十年代末，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趕英超美”的口號聲中，中共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毛澤東親自鼓動各地“放衛星”，到處製造“畝產上萬斤”的假新聞。一時間，高指標、瞎指揮，盛行全國；“共產風”、浮誇風，大行其道； “以鋼為綱”， 全國胡挖亂采；“ 大煉鋼鐵”，民眾砸鍋棄勺；亂砍亂伐，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最致命的是，國民經濟由此崩潰，大饑荒接踵而至。到六十年代初， 3800萬人（另說4300萬）被活活餓死。短短三年，餓死者，比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間餓死人的總數還要多。而且，這等人禍，即因政府行為失當造成的慘劇，在中共之前的歷朝歷代，都不曾發生。
與此同時，中共趕制原子彈，不惜耗盡國庫。中共造出第一顆原子彈，耗費41億美元。如果將該筆錢用在老百姓身上，以當時的物價估算，“餓死的3800萬人，本來一個都不會死。”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面對大饑荒，中共謊托為 “三年自然災害”，毛澤東謊稱“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連劉少奇都看不下去，當眾揭穿：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因此被毛整死。
事實上，在中共統治下，幾乎每一場災難的背後，人禍都勝似天災，人禍疊人禍。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共官方於三年之後才公佈傷亡數字：死24萬，重傷16萬。這場大地震，又創下多項人類歷史紀錄：死亡最多，損失最大，救援最不力，重建最遲緩。
屢犯瀆職罪的中共，不僅從未向民眾認錯、道歉，更無意下臺，還隨時往自己臉上貼金，“變壞事為好事”。掩蓋手法，至今未改。舉凡薩斯瘟疫、禽流感、艾滋村、層出不窮的礦難，等等，中共的“輿論導向”，都著墨於“黨和政府的關懷”、“災情得到控制”，云云。人為鬆弛預警機制，再埋人禍于未來。
12． “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
“文革”，全稱“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政治運動之一，就像他從前發動的所有政治運動一樣，“文革”，也以整人鬥人殺人為特徵，惟達到登峰造極。嗜血成性的毛澤東，早就狂言：“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與人鬥，其樂無窮。”
“文革”，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在此之前，毛因發動“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崩潰，數千萬人被活活餓死。天怒人怨，不滿情緒彌漫於民間，也蔓延於中共黨內。毛在黨內陷於空前孤立。眼看“皇位”不保，私欲和權欲極度膨脹的毛澤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犯罪“進行到底”。不僅毫不反省“大躍進”導致的大災難，反而發動破壞程度更為猛烈和深重的“文革”。
毛澤東煽動年輕無知的中學生或大學生起來“造反”，打倒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大批黨內政敵，甚至將劉少奇等大批黨政高官從肉體上滅絕。黨內權力鬥爭殘酷如此，國家和民族本身，也連帶遭受史無前例的浩劫。
“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徹底崩潰，與世界差距空前拉大；“文革”拖垮了中國教育，高等教育完全廢止；“文革”掃蕩了中國文物古跡，包括黃帝陵和孔廟等祖宗之廟，都盡遭損毀（今日所呈都是文革後重建的贗品）；“文革”毀滅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文明和孔孟之道遭到肆意淩辱和踐踏； “文革”破壞了中國環境，在“大躍進”重創的基礎上，中國生態環境更趨惡化；“文革”摧殘和屠殺了大量生命，數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中國民眾，死於非命，部分地區甚至上演“人吃人”的駭人慘劇；“文革”衝垮了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同志出賣和親情決絕，使人性泯滅而獸性氾濫……所有這一切，對國家和民眾遺害至今。
毫無疑問，“文革”，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犯下的天大罪行，鐵證如山，罪不容赦。中共自知罪孽深重，至今將“文革”列為歷史禁區，不准研究，不准評論，不准追溯。
13． 親共和投共的下場是什麼？
有人以為，只有反對中共的人，才遭到中共的迫害和摧殘。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不僅迫害和摧殘了無數普通中國人，也迫害和摧殘了無數他們自己的同路人，即那些親共和投共的人。連“逆我者亡，順我者昌”的封建行為底線，都被中共變成了“逆我者亡，順我者亦亡”的極端。
上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份子普遍左傾，其中，許多人抱著天真的幻想，投奔延安，投靠共產黨。不久就發現，中共獨斷專行，內部等級森嚴，遠甚國民黨。但當這些知識份子稍有微詞，就遭到整肅。比如王實味，僅僅因為寫了一篇批評中共官僚主義的《野百合花》，就慘遭殺害。其他如丁玲等人，則在“延安整風”中，被整得“脫了形”。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因朝鮮爆發戰事，中共為了“穩住後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屠殺先前投誠、起義、和被俘的原國民黨官兵，共計一百多萬人。五十年代末，中共掀起“反右”運動，一百多萬人橫遭迫害。這些“右派”（實為左派），都是當年從國統區出走（甚至從海外歸國），投奔共產黨的人士。比如林昭、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等等。
上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發動“文革”，掀起更大規模的迫害狂潮。不僅令數億生靈塗炭、數百萬知識份子遭殃，就連中共黨內的大小幹部，都遭到批鬥、毒打、乃至淩虐致死，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張志新等。無數早年親共投共的社會精英，不忍淩辱，紛紛自盡，比如：
老舍（著名作家，投水自盡）、傅雷（著名翻譯家，上吊自盡）、上官雲珠（著名演員，跳樓自盡）、容國團（世界乒乓球冠軍，自縊身亡）、田家英（曾為毛澤東秘書，自縊身亡）、王瑩（著名演員、潛伏國統區的中共資深特務，自殺身亡）、陳璉（蔣介石秘書陳佈雷之女，曾為中共內線，跳樓自盡），等等。除此之外，為中共充當間諜的金無怠，在他國暴露被捕，立即被中共拋棄，含恨自殺獄中，則又屬另外一類。
時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共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也因同情學生，觸犯把持既得利益的中共特權階層，而在黨內遭到謾駡圍攻、非法罷黜、乃至終生軟禁，均含恨而死。
親共和投共，下場如此！前車之覆，當為後車之鑒。可惜，仍有部分中國人、乃至部分海外華人，為中共宣傳所惑，為中共統戰所誤，至今執迷不悟，繼續親共投共，誤把中共當“中國”。與虎謀皮，與狼同行。輕則阿諛中共政權，詆毀民主力量。重則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充當線民。其下場，可想而知：要麼為中共所害，要麼與中共同歸於盡。定數難逃。
14． 中越戰爭，誰勝誰負？
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共與蘇共、越共等“兄弟國家”，交惡並交戰，成為“共產主義陣營”裏典型的內鬥和鬧劇。1979年2月17日，鄧小平調遣二十萬中共軍隊，對越南展開了一場稱之為“自衛還擊”的戰爭。因作戰不利，中方於3月5日開始撤軍，16日撤回中國境內。這場中越戰爭，持續一個月，中越雙方都宣稱“獲勝”。中方稱“教訓了越南”；越方稱“打敗了中國侵略”。
中方聲稱：中方軍人傷亡二萬多；但越方公佈：中國軍人死二萬多，傷四萬多。不管怎樣，中越交戰，中方付出了遠遠高於越方的代價。在現代戰爭中，尤其在一個大國對付一個小國的短期戰爭中，中共軍隊傷亡率之高，可謂驚人。
原來，因在文革中“支左”，中共軍隊大搞政治掛帥，而疏於軍事訓練，加上眾多將領被迫害致死，戰鬥力嚴重下降；越共軍隊卻一直在打仗，經驗豐富，士氣高昂；中共曾長期支援越共，好裝備都武裝了越軍，落後武器則留在了自己手上，越軍兼有蘇聯提供和美軍遺留的優質武器，裝備占上風。中方陣亡軍人的80%，死於越軍炮火；越南北部崇山峻嶺，易守難攻，依靠人海戰術的中共軍隊，損失慘重；蘇越結盟，對中共構成南北夾擊態勢，中共顧忌兩線作戰，形成戰略上的被動，當蘇共發出最後通牒，要中共撤兵時，中共不得不從。
一句話，中越戰爭，以中方慘敗而告終。而這場戰爭的起因是：在中共的指使和縱容下，柬埔寨紅色高棉（柬共）在柬國奪取政權，實施極度恐怖專政，四年間，屠殺了四分之一的柬埔寨民眾，其中也包括中國僑民和越南僑民。越共以保護其僑民為由，揮兵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順帶將柬埔寨人民從地獄中拯救出來。中共攻打越南，意在報復越共，力挺柬共。
縱觀今日柬埔寨，當年由越共扶持的政權依然當政，而中共支持的紅色高棉，早已經土崩瓦解，餘黨或自首或被擒，聽候國際法庭的審判。這證明，那場中越戰爭，中方不僅在軍事上一敗塗地，而且在政治上輸得精光，留下無法洗脫的歷史敗筆。中越戰爭之後，雙方又在邊境拉鋸和對峙戰鬥多年。至九十年代，中共與越共重歸於好。無數中國年輕生命，白白充當了中共的炮灰。
15． 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經濟發展嗎？
“六四”屠城，震驚世界。每當人們提到這件影響中外歷史的大事件，中共當局就辯解說：那是為了保持中國的穩定，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且不說這一“經濟成就”的虛實，“六四”慘劇釀成，本身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民主。“六四” 前夕，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全面發展高潮。“六四”屠殺，不僅葬送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最佳時機，即便在經濟上，也直接帶來至少三大後果：
其一，官場腐敗空前加劇。“六四”時期，示威學生的主要口號之一，就是“反腐敗”，當局鎮壓，等於為貪官撐腰。貪官污吏愈加倡狂，加倍鯨吞中國經濟成果，貪官外逃，資金外逃，國有資產被嚴重掏空。其二，舊的政治體制得以延續，不僅為大規模官場腐敗提供了最佳氣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長官意志繼續淩駕于民主與科學決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惡性循環。
其三，中共製造“六四”屠殺後，一直受到國際制裁。一些關鍵的經濟制裁，至今沒有解除。比如，美國、歐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都限制向中國輸出高精技術。與西方75%的生產力來自技術進步相反，中國75%的生產力仍然來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資源。換言之，搞了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仍然處於出賣資源、充當苦力、承辦初級加工的原始階段。
毫無疑問，“六四”屠殺，阻礙了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邏輯，今日中國的經濟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基礎上。推理下去，“六四”不僅不能平反，一旦再現，還要再度屠殺；為了取得更大的經濟成就，面對任何民主呼聲，都要一直鎮壓和屠殺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國經濟達到世界第一，更要鎮壓和屠殺，因為，不那樣，何以保持世界第一？
16． 誰篡改了歷史教科書？
每當日本教科書中有淡化或掩蓋其二戰中侵略行徑的痕跡，亞洲各國就同聲譴責。可見，歷史問題，高度敏感。中共也曾借題發揮，聲色俱厲地指責日方，聲稱“任何人都不能忘記和篡改歷史”。
然而，恰恰是中共自己，幹盡篡改歷史和製造遺忘之能事。這一行徑，從中共建政甚至建黨之日起，就已經開始。比如抗日戰爭，明明是國民黨浴血抗戰，共產黨破壞抗戰，中共輿論卻顛倒，說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又比如“六四”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出動數十萬軍隊，動用大量坦克和機關槍，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學生，中共卻反誣學生“暴亂”，並抵賴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
中共也曾附和亞洲人民說法，要求日本反省。但是，中共從不反省自己。日本的侵略罪行，畢竟屬於歷史上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而不屬於當今民主的日本。反觀中國，舉凡破壞抗日、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等等，都是共產黨一黨所為。不但有過去式，更有進行式。作惡者不僅沒有下臺，還高高在上；不僅沒有反省，還強詞奪理；專制與迫害，不僅沒有結束，還持續進行，企圖“進行到底”。
中共不僅創下屠殺與迫害之最，也創下氣量狹小之最，凡事走極端，不留半點餘地。這一點，在中共編篡的教科書裏，也暴露得淋漓盡致。面對敵手，一概抹煞。國民黨退守臺灣後，中共史書將其寫得一團漆黑，連國民黨領銜抗日的豐功偉績，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抹黑。連支援中國抗戰的盟國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決定性援助。
甚至對近代史和古代史，中共也任意裁剪、閹割，為其所用。換言之，中共執政才五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華夏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最後，連他們的自己人，中共也都隨意栽贓、抹黑。誰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誰就改寫歷史，銷毀檔，篡改檔案，把失敗或失勢的一方，寫得一無是處。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張冠李戴，指鹿為馬。中共不僅愚弄了民眾，也把他們自己的“黨史”，寫成了一筆糊塗帳。以至於，文革後，中共竟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檔，彌補中共文史的空白。
獨裁需要謊言，專制需要黑幕。納粹德國的名言是：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的名言則是：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於謊言太多，痕跡太重，當權者怕露馬腳，處處設置禁區。舉凡“六四”、文革、大饑荒、“大躍進”、反右、抗日戰爭，等等，都成了禁區。最後，整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於，整個中國現代史，都成了國內歷史研究的禁區。於是，在當今中國，一個具有獨立思維的史學家，已經無從下筆。
17． 中國人站起來了嗎？
中國人民首次站起來，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誕生。從那一天起，至少從形式上，中國廢除了沿襲數千年的跪拜式，那種臣民對君王、百姓對官吏的跪拜禮。不僅如此，民國初年，國會選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中國人民從精神上也站了起來。
雖然不盡完善，但舉世公認，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然而，新制度立足未穩，部分民眾還不習慣表面上的“民主亂象”（選舉與政爭），以挑剔的目光看待初生的民主；殘餘專制勢力趁機作祟，各種野心家紛紛出籠。最後，打著“解放”旗號的共產黨陰謀集團，憑籍暴力手段，在中國實現了專制總復辟，把中國重新拉回到人人自危、以至於鴉雀無聲的舊時代。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此時，1949年，中共竟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事實是，中國人民重新跪了下去。 “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 、“六四”大屠殺、鎮壓法輪功，中共製造一波接一波的大血腥， 使神州大地籠罩於一波接一波的大恐怖之中。
在中共的淫威下，中國人不僅從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不例外。當年的軍閥或國民黨，處決政治犯，還允許政治犯選擇站著或是坐著，甚至允許高呼口號，甚至允許舉行“刑場上的婚禮”（周文雍與陳鐵軍）。但中共處決政治犯，必強迫其下跪。如果不從，就打斷膝蓋骨（林昭）；為防高呼口號，用橡皮球塞嘴（林昭），甚至割斷喉嚨（張志新）；甚至用竹簽穿連下顎與舌頭（李九蓮）；甚至摘除器官（鐘海源）；甚至活體摘除器官（法輪功學員）。
中國人跪下去了。最鮮明的寫照，莫過於發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體都刊登了一幅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槍實彈的中共武警腳下。至為可悲的是，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還我公道”或“懲辦兇手”，而僅僅是乞求領回被中共武警槍殺的親人屍首。
18． 如何看待“毛澤東熱”？
在清醒的人們眼中，毛澤東罪惡累累。即便中共本身，雖為毛的罪行百般掩飾，卻也發文定論：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每逢毛的誕辰或死亡忌日，連中共官方，都極盡淡化，低調處理，年甚一年。
然而，在中國社會上，甚至在世界上局部地區，所謂“毛澤東熱”，卻不時沉渣泛起。有人打著毛像遊行，有人熱炒毛語錄，有人兜售毛像章。有的出租司機，甚至將毛像懸于車內，祈求“趨吉避凶”。匪夷所思的種種怪事，不一而足，令許多人迷惑。
前蘇聯曾經歷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但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蘇共就徹底批判和否定了史達林，並將其屍體移出紅場。俄羅斯等國實現民主化之後，史達林的名字，更是被大多數民眾棄若蔽履。毛澤東之兇殘，更甚史達林。但中共為求自保，維持一党專政，明知毛罪孽深重，卻並未對毛徹底否定。甚至於，至今還將毛像懸掛於天安門城樓。況且，當今中共的獨裁統治，不過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延續。在中共無所不至的“輿論導向”下，中國民眾繼續蒙受愚弄。中共繼續保毛崇毛，等於為“毛澤東熱” 保留了隨時可能死灰復燃的土壤。
當今中國，腐敗橫行，貧富懸殊。部分中國民眾以為，毛澤東時代，“雖赤貧，卻平均。”出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守舊思維，這部分民眾不免“懷念”毛時代。但這種“懷念”，卻是建立在對毛時代徹頭徹尾的誤會之上，依然是愚昧的產物。因為，早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的特權和腐敗就已經暴露無遺：中共幹部，在工資待遇、票證供應、居住出行，等等方面，都享受巨大特權。連土地、耕牛、房產都悉數“充公”的老百姓，幾乎一無所有。毛澤東本人，生活腐朽、荒淫而糜爛，早已人盡皆知。
至於國際上部分地區，如在秘魯或尼泊爾等偏遠地帶，一直有所謂“毛派”遊擊隊活動，甚至在臺灣和香港等地，時不時還有人煽起所謂“毛澤東熱”，不過應驗一句老話：“物以稀為貴”。在逆反心理的驅使下，遙遠處的一些人，把毛澤東當作“稀有動物”，盲目崇拜，實不足為奇。
只要我們聯想到德國的“新納粹運動”、日本極右翼的“軍國主義復活思潮”、俄羅斯零星民眾高舉該國屠夫史達林的畫像遊行，等等現象，就不難理解，毛澤東陰魂不散，有人盲目崇拜，有人認賊作父，有人借屍還魂，不過是歷史的尾聲，現實的假像。這種尾聲和假像，絲毫不影響毛澤東的歷史定位：一個殘民以懲、殺人如麻、嗜血成性、十惡不赦的暴君，中華民族的最大公敵。
19． 毛澤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中共頭目毛澤東，一直被中共頌為“偉大”，吹捧其為“大救星”、“紅太陽”。在毛自己填寫的一首詞裏，也曾露骨地暗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於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眼中。
然而，毛澤東的所作所為，至暴至惡，至凶至殘。在這方面，毛的確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作為統治者，不顧國計民生、公然破壞經濟的，古往今來，只有毛澤東一人。毛聲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其當政的二十六年裏，中國經濟崩潰，民不聊生，餓殍遍野，數千萬民眾被活活餓死。這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絕無僅有。
毛澤東公開蔑視教育，咒駡知識份子為“臭老九”，將大多數知識份子，或下放，或打倒，或折磨致死。毛聲言“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在其一手發動的“文革”時期，中國高等教育完全停頓，中小學教育也幾乎完全荒廢。
國際上，有人把毛澤東與希特勒和史達林並舉，稱為二十世紀的“三大屠夫”。但毛澤東的殺人紀錄，卻令希特勒和史達林都大為遜色。希特勒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史達林屠殺了1200萬俄國人，而毛澤東屠殺的中國人，至少高達3000萬。連同餓死者，就有7000萬中國人，因毛的統治而死於非命。這一切，都如毛自詡：“史無前例”。
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普遍奉行殺人政治。然而，即便在共產黨國家裏，毛澤東也創下殺人之最。嗜血成性的毛澤東，不僅罔顧普通人命，動輒大開殺戒。即便對與其“出生入死”的“戰友”和“同志”，也毫不手軟。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都慘死于毛的直接迫害。其他如周恩來、朱德、林彪等人，也都受盡毛的打壓和恐嚇。
毛澤東仇視中國，曾在其書信中流露“深惡愛國主義”。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毛抵制抗日，暗中與日偽勾結，公然削弱和顛覆浴血抗戰的國民政府；毛澤東仇視中國文化，以十年“文革”，竭盡對中國文化、文物、古跡的全面毀滅。並發誓要“七、八年就來一次”；毛澤東仇視中國民眾，不僅大量予以屠殺，還狂言要打核大戰，不惜“讓中國人死掉一半”；毛澤東崇洋媚外，終身以德俄兩國的“馬恩列斯”為師，臨死前還念念不忘“要去見馬克思”。這句話，已經成為中共官員的口頭禪。
毛澤東生活腐敗，荒淫糜爛。從楊開慧到賀子珍到江青，都是一段婚姻未了，又重疊開始另一段婚姻，毛為此屢犯重婚罪。除此之外，毛澤東淫人妻女，糟踏秘書，染指護士，玩弄演員，難以數計。有名有姓者，就有張玉鳳、孟錦雲、謝靜宜等人；無名無姓者更是不計其數。被毛澤東淫汙的女人中，甚至包括其兒媳。而諸如馮風鳴、吳莉莉、上官雲珠、孫維世等人，因不甘被毛澤東淫辱，或憤而出走，或含恨自盡，或遭毛殺害滅口。當今中共官員，熱衷和流行“包二奶”，大抵從毛澤東效法而來。
毛澤東之暴惡，超過歷史上任何暴君。商紂王、周幽王、楚厲王、秦始皇、隋煬帝，等等，都不在其話下。自稱“不信鬼神”的毛澤東，晚年極度怕死。據其身邊多人回憶，毛臨死前最後一年，終日啼哭，以淚洗面。每一念及死神將至，就如臨地獄，神情極為恐懼。
20． 為什麼要徹底否定毛澤東？
戰爭時期，毛澤東濫殺無辜；和平時期，毛澤東也暴虐成性。迫害異己，殘害忠良，貫穿毛的一生，從未停止。在毛澤東奉行的階級鬥爭“哲學”裏，逆我者亡，順我者亦亡（其身邊大多數戰友被他迫害致死）。毛澤東的暴政，造成總計7000萬中國人死亡。創下世界之最，也創下歷史之最。
為了攫取和死守權力，除了殺戮，毛澤東也用盡騙術，號稱“陰謀”加“陽謀”。 不但騙外國人，更騙中國人；不但騙普通民眾，也騙黨內“同志”；不但騙友人，也騙親人。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毛澤東集古今中外騙術之大成，行騙一生，騙盡天下人。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際巨騙。
毛澤東是中共的標誌，影響中共至今。否定毛澤東，就意味著否定共產黨。歷任中共頭目都竭力保毛，目的是要保住共產黨，保住他們自己。故而，毛像至今懸掛於天安門城樓，毛屍至今霸佔著天安門廣場。
既然招搖撞騙為人類所不齒，殺人犯罪為人類所不容，徹底否定毛澤東，便是理所當然。如果連殺人如麻、嗜血成性如毛澤東者，都能獲得“三七開”，就意味著：希特勒、史達林、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等人，也都可以獲得“三七開”；甚至於，普通犯罪份子、恐怖份子，更可以獲得“三七開”。如此，世上豈有正義？又豈有公理？
21． 為什麼要徹底否定共產黨？
鎮壓、迫害、清洗、殺戮，是共產黨國家的最大特徵。凡共產黨當政的國家，都引發大規模非正常死亡，或因屠殺，或因內鬥，或因饑荒。對應的政權和非正常死亡人數，僅舉幾例：朝共（勞動黨），令數百萬人餓死；柬共（紅色高棉），屠殺該國四分之一人口（170萬）；蘇共，屠殺和迫害致死人口達3000萬；中共，屠殺、迫害、和饑荒，致死人口達7000萬。
共產主義帶來的災難，規模之大，為禍之深，遠遠超過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而中國共產黨作惡之巨，更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當大多數共產黨國家停止大規模清洗和迫害的時候（1956年，蘇聯和東歐），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一波接一波地，將迫害與屠殺，推向登峰造極（“反右”和“文革”）；當大多數共產黨國家順應潮流、告別專制、和平轉型之際（1989年），中共依然用屠殺手段，鎮壓民眾，撲滅民主之火（“六四”屠城）。
非但如此，中共毫不喘息，又繼續迫害法輪功，鎮壓維權人士，欺壓弱勢群體，不斷製造驚天血案。虱多不癢，債多不愁。中共之路，從來與世界文明背道而馳，甚至越走越遠。既然中共以惡的本質呈現於世，既然中共決意將獨裁進行到底，民眾就只能對之徹底否定。徹底的埋葬，也指日可待。
22． 是毛澤東的罪？還是共產黨的罪？
提到“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有人就說：“算了，都是毛澤東時代的事情了，要說犯罪，都是毛澤東的罪。”不錯，那的確是毛澤東的罪。然而，那些巨大的罪惡工程，以毛澤東一人之力，又豈能完成？只有開動了共產黨這部巨大的犯罪機器，毛的罪惡才告竣工。
有人又說：“共產黨已經改了，不要老是糾纏歷史舊賬了。”且不說，共產黨至今還在抓捕異己、迫害良知、鎮壓民眾，毫無改正跡象；就說，對那些歷史罪惡，共產黨又何曾表達半點歉意和悔意？即便輕描淡寫地提到“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也絕口不承認毛澤東一生的罪惡。
非但如此，中共繼續奉毛澤東為祖師爺，奉毛的言論為聖旨，奉毛的思想為信條，奉毛的制度為圭臬。共產黨與毛澤東，兩位一體，何曾須臾分離？儘管中共已經演進到“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但它本身，從未把這個黨與毛澤東分開。天真的人們，又何必自作多情？
事情很明瞭，只要毛澤東的頭像還懸掛在天安門城樓，只有毛澤東的屍體還霸佔著天安門廣場，便是確切地告訴世人：毛澤東是共產黨的總代表，共產黨是毛澤東的放大體。毛澤東的罪，就是共產黨的罪。
23． 能不能原諒共產黨？
有人提出：既然你們主張民主，就應該原諒。尤其，不要批評共產黨，而要原諒共產黨。有人甚至以其“原諒共產黨”的切身經驗，來勸告對共產黨持批評的人。有人在“文革”中慘遭迫害，九死一生。“文革”一結束，迫害一停止（僅為減輕，精神迫害依然），他們連想都不想，就原諒共產黨了。有的人，其家屬被迫害致死，自己也曾飽受牽連，暫時“沒事”了，也就輕易加入了原諒共產黨的行列。
這類現象，往輕的說，是麻木和糊塗，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被綁架者愛上了綁匪；往重的說，是勢利和背叛：認賊作父，同流合污。對殺人犯的原諒，就是對被害人的無情，這是再也簡單不過的道理。
在中國，年年拉響警鐘，紀念“南京大屠殺”，目的是為了提醒世人：歷史的悲劇不能重演。儘管日本政府多次為侵略戰爭道歉、懺悔，但每當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都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民眾同聲譴責。這裏，又引申出一個再也簡單不過的道理：任何原諒，都只能建立在犯罪方認罪、懺悔、道歉、和賠償的基礎之上。
說到中共，毛澤東時代，固然罪惡累累；然而，毛之後的中共領導人，不僅沒有認罪、懺悔、道歉、賠償，反而又憑添了“六四”大屠殺、鎮壓法輪功、迫害維權人士等斑斑血債。既然我們不能原諒日本軍國主義（異族對我族的殺戮），年年紀念“南京大屠殺”（雖然，日本人已經認罪和道歉。）；我們如何又能原諒共產黨（我族敗類對我族同胞的殺戮），而不年年紀念“大饑荒”、“文革”、“六四”大屠殺等？（況且，共產黨至今拒絕認罪和懺悔。）
寬宏大量如耶穌基督，也是在罪人醒悟、懺悔、禱告、和棄惡揚善之後，才會給予原諒，給予拯救。中共作惡多端，至今毫無悔意，不時變本加厲。此時此刻，原諒共產黨，無異於做千古罪人。
24． 中國歷史階段，應該如何劃分？
中共當政之後，以馬克思的“歷史觀”，即所謂“五階段論”，劃分中國歷史：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其中，把秦朝以前，劃為奴隸社會；把秦朝以後，劃為封建社會；把中共自己的當政，劃為“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並正向“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這種劃分的粗暴與扭曲，是如此的明顯。且不說中共本身遠離“社會主義”，更近“奴隸主義”。就說針對古代歷史，“五階段論”也是膚淺和荒謬之至。例如，遠在秦朝之前的周朝，雖然也是專制王朝，卻是遠比秦朝開明的溫和專制王朝；緊接在秦朝前面的春秋戰國，則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鼎盛時代，“仁政”、“非攻”、“以人為本”等諸子學說，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與其說周朝和春秋戰國是奴隸社會，不如說殘暴的秦朝才是奴隸社會。
實際上，除了遠古質樸無爭、天下為公的堯舜部落時代，以及近代稍具共和與民主雛形的中華民國之短暫穿插，應該說，中國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都屬於封建專制社會。區別只是：開明的專制與黑暗的專制；溫和的專制與極端的專制。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世人見證了兩個最黑暗、最殘暴的極端專制政權：其一，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建立的暴秦；其二，毛澤東和中共依靠謊言和暴力，建立的共產暴政。相比之下，共產黨的黑暗與殘暴，又遠遠超過秦廷。
毛澤東有言為證：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果然，毛澤東與共產黨當政，製造出七千萬冤魂，比歷史上任何暴君和暴政製造的死亡總和還要多。秦始皇與毛澤東，一個身在兩千年前，一個身在兩千年後，兩具幽靈，交相對照，折算時間係數，中共政權的野蠻、倒退、與反動，行跡昭然。
25． 中共與晚清，何其相似？
毫無疑問，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進入後期，當今中國，可稱之為“後共”時期。對比晚清與後共，這兩個相距百年的封建專制王朝，從本質到形式，都有驚人的相似。電視劇《走向共和》，正因生動地展示了這種驚人相似，被指“影射”，而遭到當局封殺。
經濟上，十九世紀，閉關自守達二百多年的滿清王朝，受到當時來自境外海上貿易（全球通商）的衝擊；而上世紀末，閉關鎖國達三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面臨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和全球一體化浪潮的挑戰。政治上，清廷面對國內外立憲或共和變革的壓力；中共則受制於海內外民主改革的呼聲。
晚清與後共，兩者的口號、事件、與人物，甚至可以完全劃上等號：晚清主導的“洋務運動”，等於後共實施的“改革開放”；晚清國策“祖宗之法不可變”，等於後共立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晚清主張“富國強兵”和“船堅炮利”，等於後共口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軍事現代化”；晚清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於後共所謂“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晚清首創“十裏洋場”上海，後共炮製“經濟特區”深圳；晚清聲稱“千年未有之變局”，後共吹噓“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業”；外交上，晚清有“外須和戎”，故簽《馬關條約》、《辛丑合約》，後共有“韜光養晦”，故簽《中俄邊界條約》、擱置釣魚臺和南沙群島等主權爭端。
失敗的“八九民運”，等於流產的“戊戌變法”；主導“六四”鎮壓的太上皇鄧小平，就是扼殺“戊戌變法”的“老佛爺”慈禧太后；被軟禁的趙紫陽，恰如被軟禁的光緒皇帝；憂心忡忡的後共高齡總理朱鎔基，就是苦思極慮的晚清老宰相李鴻章；今日劣跡斑斑的中共“太子党”，正是當年驕奢淫逸的晚清“八旗子弟”；至於官場腐敗，百年後與百年前，不僅酷似，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關鍵的一點：滿清是歷史上公認的外來政權；嚴格地說，中共也是外來政權，一個由德國人和俄國人混血的怪胎。毛澤東與中共，批孔孟而崇馬列，就是最好的見證。
驚人的相似，不僅見於體制內，也見於體制外。清廷腐敗，但晚清多數留學生，仍對其效忠。大名鼎鼎的嚴複，是當時留洋海外、學有所成的代表人物，回國後，不僅沒有為中國的徹底改造鼓與呼，反而與楊度等守舊勢力同流合污，組成所謂“籌安會”，力主袁世凱稱帝，謂之符合“中國國情”。中共禍國之時，也曾有負笈海外的“導彈之父”歸國擁護，甚至偽證“畝產上萬斤”為“科學”。時至今日，一些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學人，依然保持對共產黨的迷信。有人變身“海歸”後，甚至傾其所學，“貢獻”於封鎖互聯網，與獨裁者合謀，剝奪中國民眾的知情權，助紂為虐。
現實篇
26． 怎樣看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經濟建設，從來就是一個政府的基本職能。連臭名昭著如秦始皇這樣的暴君都懂。這就好象父母要送孩子上學、供養孩子吃飯一樣，是為父為母者的起碼責任。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仿佛只有中共才搞經濟。
原來，中共執政的前30年，對國民經濟進行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的全面破壞。 “大躍進”，引發大饑荒，數千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文革”浩劫， 導致經濟崩潰。原本落後的中國，與世界差距更空前拉大。
回觀歷史，歷朝建政，都首重發展經濟，獎勵農耕。政府修文堰武，讓民眾修生養息。中共建政，反其道而行。和平時期，居然大規模屠殺民眾，全面摧毀經濟。所作所為，創下歷史和世界的雙重紀錄。
罪孽深重，人神共憤。在高喊了30年“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的口號之後，中共突然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種聽起來完全多餘而又極具欺騙性的口號。很顯然，中共發展經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為了保住政權，保住其高官厚祿等既得利益。
“六四”屠殺前夕，一批中共老幹部曾直言不諱道：共產黨絕不能在這個時候下臺，如果現在下臺，被載入歷史的共產黨，就只能是亂臣賊子。我們一定要抓住權力，搞幾十年經濟建設。只有那樣，才能抵消過去的罪行。中共老幹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層的普遍心態。然而，他們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無法抵消的，何況是殺人。在韓國，主導該國經濟起飛的兩任總統全鬥煥和盧泰愚，因鎮壓民運和貪污腐化，下臺後分別遭到清算，甚至被判處重刑，就是現成的例子。
27． 如何看待中國城市“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急於彌補中共人為破壞國民經濟三十年的罪孽，企圖挽回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進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帶領中共，從政治“大躍進”一步跨入經濟“大躍進”，從政治狂熱一步滑向經濟狂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號下，全民皆商，金錢至上。為了提前嘗一口“現代化”的洋葷，鄧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櫥窗”，搞“西洋鏡”，集內外鉅資搞了一個深圳“特區”，猶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裏洋場”上海。
之後，中共更是犧牲農村，裝扮城市。傾舉國資源於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對外“櫥窗”，地方當局則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績工程”、“首長工程” 、“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無數工程，自有撈不盡的油水。中共官員們樂得利用手中權力，隨意批發土地，大規模洗劫國有資源。
大興土木，大肆燒錢，的確製造了中國城市外觀“日新月異”和“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因為在工程建設中，權錢交易，各方伸手，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層層吃水，製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橋垮路陷樓塌人亡，醜劇悲劇比比皆是。
大上海高樓林立，地面因之急劇下沉；北京城氣派輝煌，卻經不起一場暴雨的沖刷（2004年7月）。這已經證明，即便是表面光鮮的中國城市，也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穿。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進出中國、感歎中國“驚人變化”的人們，看到的，不過就是這類華而不實的“櫥窗”。
同時，官商黑勾結，急於牟利，動輒上演“鬼子進村”，實施強行拆遷、暴力拆遷，強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背後，血腥滿天，哀鴻遍野。拆遷戶和失地農民的天怒人怨，構成中國城市“天翻地覆”的最大背景。
28． 中國：是大市場還是大賭場？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國從來就是一個大市場，這一點，不因任何人或任何黨執政而改變。但是，中國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創造的經濟產值卻僅名列世界第四至第七。人均產值更低，至今排名在世界百位處。“大市場”效益不彰。
中共當局以“大市場”為誘餌，吸進大量外資；並以“大市場”為招牌，浮誇經濟實力；又以“大市場”為幌子，用虛幻的前景迷惑大眾。如今，這個“大市場”的種種優勢，都正加速消失：資源掏空，可支用土地銳減；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民間抗爭加劇，社會失穩。在這個“大市場”的背後，是人治、污染、浪費；是貪污、腐敗、糜爛；是權錢交易、警匪一家、黑白合流。
股市，本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的晴雨錶。但在中國，因黑幕交易、違規操作，股市大起大落、撲溯迷離。官商合謀，往往在哄抬股價、吸進大量投資後，突然讓股市轉為暴跌，並長期陷入熊市。於是，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股市，象中國股市那樣，與其宏觀經濟表像如此脫節。這不是股市，而是賭場。國內經濟學家甚至鐵口直斷：連賭場都不如！因為，即便是賭場，還有公開透明的遊戲規則。而中國股市，幾乎沒有規則，或者，一些最起碼的規則，也得不到遵守。
故意將瀕臨倒閉的企業強推上市、大量發行垃圾股、套牢無數散戶的，許多時候，竟是政府行為。中國股市，就是整個中國市場的形象縮影。如果說是市場，那是短期行為的市場；如果說是天堂，那是投機者的天堂，所謂“冒險家的樂園”。及時行樂、轉瞬即逝。與其說是“大市場”，不如說是“大賭場”。官員從榮極一時到鋃鐺入獄，商人從富甲一方到傾家蕩產，如此這般的“折子戲”，在這個“大賭場”裏連番上演，無休無止。連廣大觀眾，都已經看得眼花繚亂，見怪不怪，拍案而不驚奇。
29． 中國環境污染有多重？
在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十大城市中，中國就占了七個！這是世界衛生組織（WHO）連年發佈的報告。其中，中國的太原市，還“拔得頭籌”，“榮登”榜首。世衛組織通過對中國三百個城市的測試，得出結論：70%的中國城市不宜居住。世界銀行的研究則表明，70%的中國河湖遭受重度污染，每年至少有30萬中國人直接死于環境災難。
中國環保總局發佈的報告承認：20%的中國人口居住在“嚴重污染”地區。該局2006年統計，因污染造成的環境災難，每年耗費國家2000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0%，與10%的經濟增速，正好抵消。換言之，加入環境惡化的因素，中國經濟增長實際等於零。即，綠色GDP為零。
當今中共官場的風氣是：為了保住頭上的“烏紗帽”並“加官進爵”，各級官員只顧追求產值，罔顧環境保護。所謂“產值”，就是“政績”。環境惡化，卻無人追究。至於中共高層，不僅無心和無能治理環境，還不准獨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研究和監督環境問題。甚至動輒將這些人士和團體，投入監獄。中共將日趨惡化的環境危機，也視為“國家機密”，往往對環保人士強加“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的罪名，予以迫害。
中國污染，成為世界之最，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始作俑者。毛以狂熱的“大躍進”，超度砍伐森林，造成嚴重水土流失；鄧留給中南海一則遺訓：“先富起來再說”。由此產生的種種問題和後遺症，按鄧小平的口頭禪，都“留給後人”。如果不是因為要舉辦奧運會，受制於國際壓力，中共當局幾乎全然不理會環境問題。奧運會之後，中國環境災難或恐更加深重。
嚴重污染的中國空氣，已經殃及鄰國，甚至橫跨太平洋，到達美國西岸。越來越多的國家，為此怨聲載道。在這方面，連海外親共人士都不敢出頭說話。中共以導彈攻擊衛星後，在太空留下數以萬計的永久懸浮碎塊，影響各國衛星運行，等於又將污染帶到了太空。
顯然，中國環境污染，成為另一種形式的“中國威脅”（應為“中共威脅”），另一種形式的“黃禍”。作為一個“最不負責任的政府”，中共當局的做法，不僅損害中國，而且禍害全球；不僅戕害今人，而且貽害子孫。說到底，長期把持朝政而拒絕接受監督的中共，早已成為全人類的公害。
30． 中國假冒偽劣產品何其多？
在中國，多年來，流行一個笑話，說的是：一個農民喝農藥自殺，結果沒死，因為農藥是假的；送到醫院打點滴，結果卻死了，因為點滴是假的。
當今中國，號稱“物質豐富”，卻是遍地假冒偽劣、假貨毒物。以“民以食為天”的食品而論，奸商為牟取暴利，摻假作偽，將大量假冒、乃至有毒食品推銷上市。假酒，假茶，假鹽，假醋，假醬油，假火腿；毒米，毒菜，毒油，毒粉絲，毒奶粉，毒饅頭；相關的，還有假煙，假藥，假肥料，毒筷子，毒針頭，等等。假毒食品，輕則致傷致殘，重則奪人性命。種種慘劇，幾乎天天在中國上演。
其他商品也是如此，中國大市場，充斥著難以計數的假冒偽劣產品。在工程建設中，因官商勾結，偷工減料，以次充好，“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甚至在文化教育領域，也是假貨冒牌橫行。連大學文憑，都大量造假作偽。只要肯出錢，縱使文盲或半文盲，也能買到“博士”學位。
怎一個“假”字了得！有道是：在中國，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是真的。“假大空”，本身就是中共的發明和專利。俗話道：“上樑不正下樑歪”，既然中共可以偽造歷史、粉飾現實、胡編亂造教科書，連在外交場合，都睜眼說瞎話，奸商們大量炮製假冒偽劣產品，又豈不是“上行下效”？
隨著外貿激增，中國假冒偽劣產品也大量輸出，製造了另類“中國威脅”（應為“中共威脅”）。美國海關查獲的假貨中，60%以上來自中國。在世界各地，因中國假貨毒物而鬧出人命的醜聞，與日俱增。這正是中共統治下的洶湧“黃禍”。
假貨橫行，毒貨氾濫。與其說是商品之毒，不如說是人心之毒；與其說是人心之毒，不如說是制度之毒。經過中共半個多世紀有目的、有系統、有計劃的摧毀與摧殘，社會道德滑坡，官商天良喪盡。假冒偽劣，成為中華民族的又一大國恥。
31． 中國奧運金牌，代價知多少？
7億人民幣！這就是2004年，在雅典奧運會上，中國每塊金牌的代價。這些代價，僅包括：運動員、教練員的高工資、高獎金，不斷翻新的體育場館，不斷引進的體育設備，等等。在該屆奧運會上，中國獲得32塊金牌，耗費224億人民幣。這一天文數字，相當於400萬大學生一年所需的費用。如果投入教育，足以拯救數以千萬計的貧困子弟！
更大的代價，還隱藏在沉重的金牌背後，那沉重的腐敗。每屆奧運會之前或期間，大批中共官員以“考察”為名，出國逍遙，大肆揮霍公款，平均每人花費20萬元。由中共官員組成的所謂奧運“考察團”，極少看比賽，更從不為中國運動員充當“啦啦隊”，大多數時間遊山玩水，狂購洋貨。遊完奧運主辦城市之後，還往往“順道”轉往其他國家遊玩。一口氣“考察”十幾個國家，大多與體育賽事毫無關連。“國家體育總局”被“國家審計署”查出挪用奧運基金，只是該局高官腐敗的冰山一角。
2008年，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行。按說，奧運會在中國舉辦，應是中華民族的榮耀。然而，即便是這一層“榮耀”，也被中共貪官和精英們糟蹋得變了形：2006年6月11日，北京奧運工程建設總指揮、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因巨額貪污而落馬，全世界見證，中共官場腐敗對奧運會的巨大玷污和褻瀆；2007年12月28日，中國中央電視臺，將“體育頻道”改名為“奧運頻道”，為此舉行隆重新聞發佈會，大牌主持人胡紫薇首先搶過話筒，當著億萬觀眾，揭露其丈夫、另一大牌主持人、當紅體育名嘴張斌的婚外淫行。這一天大醜聞，就是中國墮落精英們呈現給世界的北京奧運“開幕式”。
中共死拼奧運，不惜血本，總算取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為此一舉兩得：粉飾太平，浪得虛名；巧立名目，假公濟私。北京奧運會，成為中共貪官弄權自肥的天賜良機。大量體育工程，足供他們撈盡油水。因為分贓不均和權力鬥爭，除劉志華之外，先後還有大批官員落馬，創下國際奧運史醜聞之最。另外，當局置大量“海歸”人員不用，計畫派出至少10萬名官員前往英國，從英文開始，全面“進修培訓”，為此不惜耗資30億人民幣，讓各級官員大“開洋葷”。
中共惘顧國計民生，為奧運撒錢，不過是效法當年的納粹德國和極權蘇聯，用奧運會的光環，為自己裝點門面，掩蓋對內鉗制迫害民眾、對外力挺流氓政權的陰暗本質。然而，國際正義呼聲並未因此停止，在北京奧運會前夕，國際社會強化了對中共的批評和壓力。
32． 神舟飛船，意義何在？
中共大肆吹噓“神舟”號系列飛船，不明真相者，以為“成就巨大”。實際上，“神舟”飛船，全面模仿俄國技術，所有著陸艙、軌道艙、回收艙，都是俄羅斯“聯盟號”的翻版，毫無創新。宇航服和生命支援系統等，更是直接從俄羅斯購得。包括總設計師和所有宇航員，全都在俄羅斯受訓。所謂“現代化”，就是“俄國化”
。
“六四”屠城之後，中共一直受到西方制裁，幾乎無法從西方獲得高精科技。於是，當“神舟”飛船上天以後，國際專家赫然發現，中國重複的，不過就是西方四十年前的技術。中共勞命傷財，空耗國脂民膏。截至2005年，俄羅斯飛船載人飛行已經超過一百多次，中國不過兩次；俄美宇航員已經可以在太空連續飛行和工作六個月，中國宇航員連續飛行不超過五天。
前中共頭目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恒，在美國一所三流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以毫無科研建樹的淺薄資歷，立即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上海分院院長，兼任“神舟五號”工程副總指揮。“神舟”飛船的政治背景，昭然若揭。“神舟”飛船上天之後，中共公開宣傳，要利用該工程，“鼓舞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一語道破：中共一擲千金，大張旗鼓張羅的，不過是一項政治工程。
“就是當掉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上去”（原中共外長陳毅語）；“就是要搞核武器，哪怕中國人死掉一半”（中共頭目毛澤東語）；“不惜讓西安以東的城市變成火海”（中共末將朱成虎語）……罔顧民生，無視生命，中共眼中，只有政權，而全無人民。這，就是“神舟”飛船的全部“意義”。
33． 中共離休高官，每年揮霍知多少？
中共內部，物質待遇極為敏感，分級待遇，等級森嚴，名目繁多。現職官員待遇優越，離職官員也不例外。官員離職，縣級以下叫“退休”，市級以上叫“離休”。目前，中共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就高達1000億人民幣；最高級離休官員，包括江澤民、李鵬等11人，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每年耗費公款10億元，平均每人近1億元！
江澤民等人享受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江澤民離休後，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宮包括：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玉泉山中央軍委招待所5號樓，上海西郊賓館，上海大公館，蘇州太湖，等等。江澤民所用專列，沿線都有武裝保護，所有快慢旅客列車，都要停站讓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駛的特快列車，也必須停下，讓其專列超越而過。
次一級的高幹，也耗費大量公款。如江澤民的老上級汪道涵，在其死亡前幾年，每年公費開支947萬元，醫療開支500多萬元，當局專門為他在上海錦江賓館和大公館設有兩個包括全套醫療設施的“汪辦”。其他即便是省部級離休幹部，平均每人每年開支也都高達500萬元。
中共高官中，一旦有人站在民眾一邊，就被中共定義為“危害黨的利益”，作為懲罰，立即被剝奪相應級別的特權待遇。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同情學生，被定性為“分裂黨”，立即被趕進一個小院子。前往參觀者感歎：院子小而簡陋，與普通老百姓無異。
農村貧困，兒童失學，礦難頻發，下崗工人生計維艱，民工工資慘遭拖欠，至少兩億多中國人民還掙扎在溫飽不濟的貧困線上……所有這些，都絲毫沒有打動中共高官的惻隱之心。他們忙於分贓，窮奢極欲，一擲千金，揮霍無度，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爛生活。口口聲聲的“為人民服務”，不過是招搖過市的幌子。在他們內心深處，奉行的，正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名言：“在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34． 為什麼中共官場腐敗無可救藥？
據中共“國家審計署”報告，所有中央部委，“全都有問題”，足見官場腐敗的大規模、大面積、和高規格。所謂“反腐”，愈反愈腐。民間流行一個比方：讓中共大小官員排隊，如果朝他們每人開一槍，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開一槍，肯定有漏網的。
有人說，即便民主國家，也還存在腐敗。如果說，某種腐敗，來自人性的貪欲，即便再過一萬年，還可能存在於人類。在民主國家，人性的貪欲，受到制度的強力約束。因而，腐敗案件，數量極少，比例極低，通常在1%以下；而中國官場腐敗率卻高達95%以上。
量變帶來質變。在中國，人性的貪欲，得到制度性的張揚，變成制度性的腐敗。這便是專制與民主國家間質的差別。“透明國際”發佈報告，中國清廉指數，連年僅為3.4分左右，與敘利亞等國並列，排在世界第七十多位，屬於重度腐敗國家。中共貪官的名言是：“共產黨遲早玩完，得準備一條後路。”這類“大實話”，準確詮釋了中共貪官飛蛾撲火般“將腐敗進行到底”的行為心理。
排斥透明與公開、拒絕監督與制衡的一黨專制制度，為官場腐敗大開了方便之門，有限的資源朝權力傾斜，不斷為“強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或者，越靠近權力越富，越遠離權力越窮。可以斷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廢，中共官場腐敗就無可救藥。
35． 為什麼中國富豪大都鋃鐺入獄？
每當美國《福布斯》雜誌公佈中國富豪榜，人們不久就發現，這些樹大招風的人物，紛紛從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先富起來，等於先捕起來。在這個長長的囚犯榜上，擠滿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楊斌，袁寶璟，周正毅，禹作敏，劉曉慶，李經緯，胡志標，陳凱， 張海
......等等，還沒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賴昌星等。中國富豪榜，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其間，一個鼎鼎大名的富豪，責備學生“太過份”，“耽誤”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鎮壓”。此人就是當時的“中國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詐騙罪”入獄，被判無期徒刑。正是他當年舉雙手支持的那個政府，10年後又把他送進了監獄。
人治的要害就在這裏：政策變來變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自以為精明的牟其中，竟不明白一個極其簡單而又淺顯的道理：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就沒有經濟上的權利。沒有健全的民主與法治，就沒有發財致富的長遠保障。
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將一干貪官與奸商培植成“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尤其“三個代表”理論出籠後，官商合謀，沆瀣一氣，攜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極。然而，政策一變，權爭一起，他們頓時淪為犧牲品。
今日座上賓，明日階下囚。中國富豪們的下場，證明，在極權與人治的環境裏，所有發家致富，都不過是黃梁一夢。所有榮華富貴，都不過是過眼雲煙。搭載於一艘即將沉沒的巨輪，覆滅的結局可想而知。
36． 中國民眾負擔有多重？
教育昂貴，醫療昂貴，住房昂貴，成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這“三座大山”之上，還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過“三座大山”的總和。那便是：中國民眾被迫養活的中共龐大官僚集團。
“党領導一切”，“党指揮槍”，在這類口號下，中國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党國”。上到中央，下到基層，所有機構，都重疊設置黨政兩套班子，連軍隊、公檢法、企業、以至於大中小學都不例外。
僅為養活中共黨政“兩套班子”，中國民眾就要承受相當於他國民眾兩倍的負擔！更何況，中共自己承認：不止“兩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西漢時，人口稀少，但每8千個老百姓，才養活1個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國”，人口眾多，但每26個老百姓，就要養活1個官。何者為名副其實的“封建剝削社會”？一目了然。
在“解決組織問題”的利益驅使下，中共黨員人數繼續膨脹，僅從1997到2002年，5年間，中共黨員人數，就暴漲了近600萬，達到6635.5萬人，相當於或超過世界上一些大國的人口。為了養肥這些多如牛毛的寄生蟲和吸血鬼，中國民眾被迫用自己的血與汗，承受堪稱世界上和歷史上最最沉重的負擔。
每年，中共各級官員車馬費就達到3000億（僅此一項，就超過中國教育和醫療經費總和）；招待費就達到2000億；出國“培訓考察”費就達到2500億。官多如蟻，醜聞滿天。跑官、買官、賣官，明碼實價，司空見慣，使中共官場腐敗成為“絕症”。
37． 中國人富起來了嗎？
常常聽說“中國人富了”。諸如：幾個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經“跨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到境外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尤其在東南亞，中國人出手闊綽，“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賭場，中國人成了主要客源……
然而，貧困的農民，依然構成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他們收入極低、負擔極重。進城打工的民工，工資微薄，且慘遭拖欠，無數民工為討薪而走上絕路。大量農家子弟失學，並不時傳出悲劇：考上大學前後，因交不起學費，或孩子臥軌，或母親上吊，或父親服毒。
中國，號稱“世界最大市場”，卻一直面臨“內需不足”的尷尬。原來，中國人平均消費水準極低，竟低於世界平均消費水準的20%！等同於非洲窮國。中國人不敢花錢，而執著于存錢。況且，中共自認的貧困標準，遠遠低於國際標準，且幾十年不變，掩蓋了大多數中國人貧困的真相。
鄧小平有言在先：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富起來的“少數人”便是：貪官、奸商、以及投靠權貴的“社會精英”。中共官方統計：中國億萬富豪中，90%以上為高幹子弟。出國消費的中國人，大多是中共黨員幹部，他們在境外一擲千金，揮霍的，要麼是公款，要麼是直接從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義之財。竟至于，國內稍稍限制官員到境外賭博，在中國周邊國家，就有數十家大型賭場應聲而垮。正是這些中共“貪官”，給世界製造了“中國人富起來了”的假像。
38． 中共援外知多少？
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作者張戎舉證：中共從建政起，就窮兵黷武。為了擴充軍工，有意從老百姓口中奪食，明知會大量餓死人，還是大舉出口糧食，以換取軍備。為此下令：對糧食，“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對肉類，“壓縮國內市場，保證出口。”這一政策，連同“大躍進”的“瞎胡鬧”，導致數千萬民眾被活活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貧如洗，外援卻高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當中國民眾大量餓死之際，接受中國糧援的東歐國家，卻得以取消定量配給制度。同期，中共援助阿爾巴尼亞、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難以數計，但最後都以“翻臉”告終。
至今，中共外援有增無減。當中國成為“第三大糧食出口國”的時候，人們發現，中國90%的外援糧，都輸送給了朝鮮。事實上，為了支撐金正日政權，中共幾乎包養了整個朝鮮，除供應糧食之外，還提供該國所需石油的70%、所需燃料的60%。但朝鮮的首次核試爆，選擇地點，卻遠離韓國和俄國，而最靠近中國。被中共喂飽的金正日政權，直接威脅和損害的，竟是中國。
迄今，大量中國民眾還掙扎在貧困線上，農民負擔沉重，民工工資被拖欠，工人失業，兒童失學。民眾看病難、上學難、居住難，但中共大筆一揮，就減免了非洲國家所欠中國的大部分債務、柬埔寨所欠中國的全部債務、以及東南亞等國所欠中國的大部分債務。
中共罔顧自身國計民生，大量援外，目的只有一個：糾集獨裁國家，合組灰色陣營，與文明世界分庭抗禮。迫使文明世界承認中共的強權地位，進而對中共的獨裁和暴政保持低調或緘默。如此，中共便可在國內隨心所欲，放手鎮壓，將一黨專制進行到底。
39． 中國人能否養活自己？
中國歷來是一個大國，人口歷來居於世界榜首。在漫長的歷史上，中國曾經出現過饑荒。導致饑荒的原因，大多是蝗災、洪災、地震、戰爭等。大多數時期，尤其和平時期，中國民眾豐衣足食。沒有外援，也無需外援。這說明，中國歷來自給自足
，中國人能夠養活自己。
在1949年以前的和平時期，中國從未發生因政府行為不當而導致的饑荒。1949年之後，中共執政，在既無外患也無內亂的和平年代，卻爆發“史無前例”的大饑荒：3800萬人（另說4300萬）被活活餓死，超出中國歷史上死於饑荒人數的總和。創造了中國歷史紀錄，更打破了世界歷史紀錄。
窮兵黷武和大舉援外，中共硬是摳盡了老百姓的活命糧。更有甚者，毛澤東鼓吹“以階級鬥爭為綱”、批判“唯生產力論”，惡意阻撓民眾發展經濟的願望。民眾僅有的一點私產或自留地，都被當成“資本主義的尾巴”，予以割掉；民眾自發的一點小買賣，都被當成“投機倒把”，予以掃除。作為政府，公然限制經濟發展，中共，是歷史上的第一，也是唯一。
中國淪於一窮二白，中共卻藉口“中國人口太多”、“難以發展”，為自己開脫。毛澤東死後，迫於國內外壓力，中共開始恢復生產，接受外援。1979至2006年，中國不得不接受世界糧食計畫署連續26年的糧食援助，這也是中國首次和最長一次接受外來糧援。民眾逐漸回復溫飽，但貧困人口依然眾多。此時，中共卻又自我貼金，吹噓自己“了不起”，“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
40． 中國人為什麼要偷渡？
一船接一船的偷渡者，源源不斷地從中國海岸，駛向美洲、澳洲、和歐洲。於是，有了“金色冒險號”的故事，有了無數偷渡者悶死貨櫃車廂的故事，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悲慘離奇的故事。更有明的偷渡，施展“隱身術”或“遁形術”：有人組團到了國外，即全團失蹤。有人說，美國夢是房子加汽車；而中國夢，就是出國，就是出國後的自由。
中國人偷渡，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中共執政半個多世紀，前三十年所做的，都是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人為破壞，把整個中國變成人間地獄。之後，才做賊心虛地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表面上似乎也取得了若干“發展”（準確而言，是恢復和彌補，外加變相破壞），但政治上的獨裁與高壓，絲毫未變。老百姓依然被奴役。
越南民眾曾大量偷渡海外，滯留香港等地，但隨著越南啟動經濟改革（1986）並取得相當成就後，這一“國恥”現象就完全消失。反觀中國，經濟改革比越南早（1978年），經濟增長比越南快，民眾偷渡潮卻有增無減，數十年如一日，繼續向全世界展現“中國特色”的“國恥”。
中國民眾大舉偷渡，不惜代價、甚至甘冒生命危險，釋放出強烈的資訊：只有逃出中國，才有“人過的日子”。國外生活，未必盡如人意。但中共的倒行逆施，早已造成中國民眾根深蒂固的迷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除了偷渡，還有資本和人才外逃。循“正常途徑”出國的，大多有去無回；少數出國後還打算“回歸”的人，也得先弄上一張綠卡，“留一手”，再“衣錦還鄉”。
除了普通民眾的偷渡和外逃，更有中共大小官員的外逃，他們人手幾本護照，早已“預留後路”，先安排家屬在外，秘密轉移款項，自己則隨時準備開溜。中共塗抹當今中國為“盛世”，然而，中國人偷渡成風，外逃成風，連中共官員本身都不例外。無疑是對這一“盛世論”的直接嘲弄和否定。如果大開國門、大敞邊界，人們將發現，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要逃亡，勝利大逃亡，或者失敗大逃亡。不僅僅是一種“國恥”，更是一種崩潰。信心的崩潰，趕在這個政權崩潰之前的崩潰。
41． 中共代表中國人民嗎？
早期中共，宣稱是“工農聯盟”的“先鋒隊”，提出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鬧革命”時，把土地分給農民，奪取政權後，卻又以“公社化”的名義把土地收回。說是“收歸國有”，實際是收歸共產黨私有。一場騙局而已。中共也曾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然而，工人階級從沒有擔當過“領導階級”，到如今，在低工資和下崗失業的威脅下，工人階級已經迅速淪落到社會底層。
說到知識份子，毛澤東咒駡他們是“臭老九”，在歷次運動中，予以殘酷整肅；鄧小平用“尊重”而非“依賴”去對待“知識和人才”，證明他仍然把知識份子放在客體而非主體位置上，充滿提防；江澤民給知識份子加薪，擺出一幅討好的樣子，卻不准他們說話，實際上是用鈔票堵他們的嘴。
如果說共產黨是“三個代表”，那便是：代表貪官，代表奸商，代表黑社會。即那些依靠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而“先富起來”的少數人。此外，中共用“商人治港”，代替“港人治港”，證明，即便在香港，共產黨也只代表大資本家的利益。
既然共產黨不代表農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識份子，更不代表拆遷戶、不代表上訪民眾等弱勢群體；既然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必然的結論就是：中共絕不代表中國人民。
42． 中共代表中國文化嗎？
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以反中國文化自居，且對此毫不掩飾，明確提出“砸爛孔家店”。同時從德國和俄國，引進西方糟粕“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愚化和駕馭中國民眾。1949年，中共建政，中華文化從此慘遭厄難。
“文革”中，中共開動全部國家機器，有系統、有計劃、有目的，全方位地和最大程度地，搗毀中國文化。舉黃帝陵和孔廟，中華民族的祖先之廟，歷經數千年滄桑戰火而無損。換言之，即便是舊時代的舊軍閥們，也懂得敬畏聖靈。然而，在和平年代，中共竟悍然砸毀了黃帝陵、夷平了孔廟，等於砸毀了我中華民族的祖宗牌位。踐踏先賢，數典忘祖，中共之逆，超過歷史上任何暴君與軍閥。
在海內外華人的強烈譴責和壓力下，“文革”後，恐懼於自己滔天罪行的中共，勉強做了一些文物古跡的“修復工作”，即搞了一些贗品。然而，正如藝術上的仿造一樣，贗品就是贗品，是假貨，而不是真跡。連當今人們看到的黃帝陵和孔廟，也都是贗品。事實上，中國絕大多數文物古跡，都在“文革”中，被中共永久性地毀滅了。
在炮製這些贗品的過程中，中共大小貪官，操辦工程，以次充好，偷工減料，中飽私囊，再次褻瀆了中華文明。至於中共在海內外舞臺上“表演”和“弘揚”“中華文化”，不過是披上羊皮的狼，所做的徒勞表演。
中共惡意貶損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敬天畏神、重德行善、樂天知命、以民為本等。而建立起它自己的一套“党文化”，即暴力文化、謊言文化、仇恨文化、欺騙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這一破一立，把中國人道德水準推落到歷史最低點。這一切證明，中共，是中華文明的最大敵人，絕無資格代表中國文化。
43． 誰是最大的反華勢力？
反華，即反中華、反中華民族、反中國人民。“反華勢力”，直接地說，就是損害中國、損害中華民族、損害中國人民的勢力。歷史上，沙俄曾侵吞中國大片國土，稱得上“反華勢力”；日本軍國主義曾侵略中國，屠戮中國民眾，稱得上“反華勢力”。這些，都是外賊。與此同時，還有內賊、家賊。
俗話道：家賊難防。實際上，家賊還難於識別。因為，家賊善於偽裝，當他們犯下損害、侮辱、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的時候，卻常常打著冠冕堂皇的旗幟、喊著堂而皇之的口號。諸如“革命”、 “為人民服務”、“解放全人類”，等等。歷史上，中華民族曾遭遇無數外寇與內奸、無數外賊和家賊，即“反華勢力”。如果比較壓迫、損害、侮辱中國人的程度，尤其屠殺中國人的數量，沒有任何一種反華勢力，堪比中國共產黨。
數千萬人被餓死，數千萬人被屠殺或迫害致死，總計七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種曠古未有的慘劇，就是中共最大的“傑作”。即便把歷史上所有反華勢力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共一家。換言之，中共，以其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欠下的斑斑血債，鐵證如山地，成為最大的反華勢力。
詭詐的是，凡是批評和反對中共的，都被中共汙為“反華勢力”。實際上，中共口中的“反華勢力”，不過是“反共勢力”。外部的反共勢力，不利於中共，卻有利於中國人民，實為“親華勢力”；內部的反共勢力，反對中共獨裁，捍衛民眾權益，實為“愛國勢力”。
44． 誰是賣國賊？
說到“賣國賊”，首先有一個“賣”字，手上有貨，才能言賣。賣國賊，手上需有“國”。顯然，賣國賊的角色，絕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擔當，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國家權力和國家資源的人，才有可能“勝任”。當權者賣國，形式五花八門，從低級到高級，應有盡有。
官商勾結，低價變賣國營企業，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是為賣國；公權私用，壟斷國家礦產資源開發權，從中牟取暴利，是為賣國；向外商廉價批發國有土地，謀取回扣，是為賣國；出於一己之私或一黨之私，拒絕民主改革，導致監督無效，腐敗氾濫，貪官外逃，資金外逃，任由國家蒙受巨大損失，是為賣國。
半個多世紀前，日軍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有人大搞武裝割據，盤踞一方，消極抗日或假裝抗日，甚至與日寇、汪偽、滿偽集團暗相勾結，互通情報，彼此配合，遙相呼應，合謀削弱和顛覆浴血抗戰的國民政府，更是鐵板釘釘的賣國行徑。
日軍侵華，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當今當權者竟主動放棄對日索賠，並肆意阻擾民間對日索賠，還打壓“保釣”人士，使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落入日本的“實際佔有”和“有效控制”之下；近代，俄國強佔中國大片領土，中國歷朝歷代當權者都不予承認，當今當權者卻以一個接一個的“友好條約”，簽字予以承認，劃定為“永久邊界”……
所有這些，都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共當權者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為。結論不言而喻：中國共產黨，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
45． 誰是愛國者？
多數中國人都自認或自稱“愛國”。其中，卻有真有假。在國內，有人盲目地反美反西方，對抗民主理念，謾駡文明世界，發洩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自稱“愛國”；在海外，有人在中共頭目出訪時，前往搖旗呐喊，鼓噪歡迎，自稱“愛國”；就連中共本身，從不間斷地迫害和殘殺自己的同胞，也自稱“愛國”……
在喊得震天價響的“愛國”口號中，除了中共的“假冒”，也有普通民眾的迷失。單說海外華人，從嚮往外國，到移居外國，不論是自願還是不自願，不論是如意還是不如意，導致他們背井離鄉的命運之源頭，都飽含中共禍國的成分。
然而，今日，他們中的不少人，因愛國心切，而誤為“愛黨”；因思鄉心切，而誤被“統戰”；因顧及面子，追求虛榮，而肆意攻擊他們寄居並入籍的“第二祖國”，甚至不惜充當中共間諜，助紂為虐。這種“愛國者”，被人稱為“愛國賊”。親共與反共，基本區別就在於：親共者愛黨，反共者愛國；親共者為中共政權辯護，反共者為中國人民辯護；親共者貪圖虛榮和錢財，反共者追求真理和良知。
主張“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共產黨，絕對不可能成為“愛國者”，只可能充當“賣國者”和“叛國者”。 中共官員臨死，均反復嘮叨：“要去見馬克思。”證明，不管炎黃還是孔孟，都不是中共官員認同的祖宗，他們的祖宗是外國人。中共，早年呼喊“保衛蘇維埃”，後來則大規模迫害、侮辱、和屠殺中國同胞，足以證明
，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對比之下，那些憂國憂民、不畏暴政、追求民主、主張“人民做主”和“主權在民”的反共抗暴人士，才是真正的愛國者。
46． 誰是“少數人”和“一小撮”？
玩弄文字遊戲，行使語言暴力，是中共統治的一大法寶。但凡有人批評、譴責、抵制中共，就被中共斥為“少數人”和“一小撮”。中共發動了無數次殘酷的政治運動。每次運動，中共都打倒、迫害、餓死、監禁、屠殺一批人或者一大批人。
“反右”，成百萬人被劃成“右派”或“反動分子”，受盡迫害；“大躍進”導致大饑荒，3800萬人（另說4300萬）被活活餓死；文革，1億人遭到迫害，至少數百萬人被迫害致死；“六四”屠城，中共自己承認：僅在首都市中心，就至少屠殺了300多人；迫害法輪功，中共又製造冤魂數千……
饑餓、迫害、監禁、屠殺，不管受難人數多少，中共都一律稱之為“少數人”和“一小撮”。這種睜眼說瞎話，恰恰就是中共統治的厚黑學：每次運動，都孤立和針對一個群體，而牢牢拉住或嚇住另一些群體，所謂“殺雞儆猴”。針對不同群體，中共輪流施展這種“殺雞儆猴”的伎倆。一批殺完，又輪到另一批。每一批都被孤立地稱為“少數人”和“一小撮”。中共獨裁統治由此得以維持和苟延。
然而，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共本身：中共黨員7000萬，占中國人口不過5%；中共軍隊（加武警）4百萬，占中國人口不過千分之三。不折不扣的“少數人”和“一小撮”！恰恰是這狡詐而歹毒的“少數人”和“一小撮”，玩弄、愚弄、侮辱、迫害了中國民眾的大多數！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所師從和效法的俄國共產黨，就玩弄“多數人”和“少數人”的概念，從列寧開始。在早期的俄共內部，列寧把支持自己的一派叫做“布爾什維克”（多數派），把反對自己的一派叫做“孟什維克”（“少數派”）。之後，史達林更予以發揮，面對黨內的政治對手，史達林動輒以“我們”自居，哪怕許多時候，那個“我們”，就是他一個人。其實，不管是史達林還是毛澤東，不管是俄共還是中共，從一開始，他們心裏就清楚，他們自己，就是“少數人”和“一小撮”，必得玩弄“多數人”和“我們”的文字遊戲，才能混淆視聽，瞞天過海。
47． 誰欺負了中國人？
毛澤東大搞核武器，聲稱“為的是不讓中國人受欺負”。為此，不惜從老百姓口中奪糧，把他們活活餓死。至今，中共窮兵黷武，藉口都是：落後就要挨打。的確，近代史上，俄國人、日本人、西方列強等，先後入侵中國。就像所有其他被入侵過的民族一樣，被入侵的中華民族，遭到欺淩和欺負。
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當這幾頁恥辱的歷史翻過去之後，中國人理當獲得自由，揚眉吐氣。但1949年之後，被稱為“解放”了的中國民眾，卻面臨驟然暴增的饑餓、迫害、淩虐、屠殺、和死亡。加在中國人頭上的災難，寫在中國人臉上的恥辱，有增無減，而且無數倍地放大。
華人遍佈世界。在歐美等國，旅居當地的華人，以勤奮和成就，贏得尊嚴，成為當地的社會中流。在亞洲的臺灣、香港、澳門、和新加坡，華人創下的經濟和文化奇跡，傲於全球。其中，香港曾長期是殖民地，但香港人的富足與自由，竟為全中國人所羡慕。相比之下，最沒有安全感和地位最低下的華人，竟身在中國本土！“文革”、“大饑荒”、“六四”屠城，種種人間慘禍，只有本土的中國人，才能“領受”。
單說發源於中國的法輪功，成員遍佈世界，其學員未曾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唯獨在自己的祖國----中國，卻受盡驅趕、侮辱、酷刑、和虐殺。華人苦戀的祖國，竟如人間煉獄。誰欺負了中國人？答案不言而喻：那個自稱“人民政府”的中共，對同胞的蹂躪和欺負，超過了歷史上所有外侮內辱的總和。
48． 誰羞辱了中國？
每當國際媒體報導中國陰暗面，中共就責之為“說三道四”；每當外國領導人奉勸中共當局善待自己的同胞，中共就責之為“好管閒事”；每當持不同政見者批評共產黨，中共就責之為“家醜外揚”……非但如此，中共聲言，所有這些，都是“羞辱了中國”。
且不說中共本身不代表中國，只說在漫長的歷史上，但凡中國的榮耀與輝煌，何曾與中共相干？人類記載，代表東方文明的，是孔孟之道；人類記得，影響和照亮世界的，是漢唐文明；人類知道，中華民族的鼎盛時期，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康乾之治”等。至於近代，能給世界留下印象的，也只有中國人民浴血堅韌的抗日戰爭（國民黨領導、共產黨破壞）。
而中共篡政之後，帶給中國的，大多是血腥與屠殺，謊言與欺騙，破壞與毀滅；留給世界的，是黑暗和野蠻，醜聞和鬧劇，悲劇和慘劇：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大饑荒，大動亂，大屠殺，大恐怖……
即便今日，在其津津樂道的“經濟建設”中，中共給外界塑造的“中國形象”，不過是：經濟膨脹下，狂妄自大的暴發戶嘴臉；兼污染大國、腐敗大國、娼妓大國；而瘋狂的窮兵黷武，髮指的政治迫害，惡劣的人權記錄，更引發全世界的不安。所有負面指標，在中共主政下，無不排名世界第一。一句話，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和最大程度羞辱中國的，恰恰就是：當政的中國共產黨。
49． 中共為何製造流亡人士？
將異議人士流放海外，並列入“黑名單”，不准入境，是專制政權的一貫做法。前蘇聯曾精於此道。當今世界，持這種做法的國家已經極少。中共，是繼續從事這一行當的極少數政權之一，而且明目張膽。不能回國的中國流亡人士數量，創下了世界之最。
祖國，是國民共同的家園。任何人，只要出生和成長在那片土地上，他就是那個國家的天然主人。僅僅因為彼此觀點不同，一部分握有權力的人，就把另一部分人驅逐或排斥於國門之外，這是公權私用。不僅不合理，而且不合法。即便在中共自己的“法律”中，也找不到相應的條款，來證明此種手段的“合法性”。中共自知心虛，根本不敢把“黑名單”之類的做法，列入其“法律”條款。
中共對付異議人士，通常有兩種方法：投入監獄，或者，流放海外。這樣做，是出於他們內心深處的恐懼，強行將異議人士與民眾隔離。中共自知：其政權並非來自於人民，其意識形態更是荒謬透頂。他們懼怕批評，也懼怕討論，更懼怕選舉。
有人誤以為，異議人士“沒有什麼用”，那不過是他們處於被監禁或被流放的狀態時，所造成的表像。試想，如果中共不將異議人士投入監獄或者流放海外，而讓他們與民眾接觸，可以想見，即便只有一個異議人士，都可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基礎。只要這個異議人士到民眾中去，表達觀點，感召同類，與中共展開平等競爭，中共的非法統治，便隨時可能瓦解。這，正是中共的恐懼所在。
50． 為什麼中國還有政治犯？
中共從不承認“政治犯”這一概念。在中共所謂《刑法》中，1997年以前，對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後，冠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這一改名換姓，並無本質區別，只是障眼法，以圖混淆視聽。
前後這兩個罪名，在中共《刑法》中，都列為第一章。鑒於中共《刑法》，由重到輕排列，顯見，在中共的觀念裏，政治犯被視為最嚴重的一等。這和古代封建專制統治者的概念完全一致，他們一律把“謀反”或“懷疑謀反”視為頭等大罪，或萬罪之首。可惜，歷史的烽煙已經滾過數千年，中共當權者的頭腦竟沒有絲毫改變。
中共不承認政治犯，卻不斷製造政治犯。範圍之廣，無所不包：對中共持批評者，如民運人士；追求言論自由者，如網友；追求民族自治、捍衛少數民族權益者，如藏、新疆、內蒙古等地活動人士；追求不同宗教信仰者，甚至氣功修煉者，如法輪功學員、家庭教會成員等；其他社會活動人士，如維權律師、環保人士等；甚至普通的上訪民眾，也常常淪為政治犯，遭到監禁和迫害。
中共製造政治犯，罪名五花八門。除了“反革命罪”和“顛覆罪”，還以“間諜罪”、“洩露國家機密罪”、“精神病”等名義，迫害異己。甚至以其他刑事罪名，如經濟罪、嫖妓罪、或流氓罪等，嫁禍並抹黑政治犯。
鑒定一個國家是否文明，有無政治犯，是指標之一。政治犯，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絕跡，中國仍是少數幾個擁有政治犯的國家之一，而且是擁有政治犯最多的國家。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一天不結束，中國民眾的抗爭就一天也不會停止。為此，中國政治犯就會被源源不斷和成千上萬地製造出來。僅此一點，足以證明，中共把持下的中國，何其野蠻，何其黑暗！與文明世界，相距遙遠。
51． 究竟誰反對誰？
至今，包括民運人士、宗教信徒、法輪功學員、維權人士等，常遭中共迫害，輕則下獄，重則致死。有天真的民眾道：“你幹嗎要反對共產黨，你不反對它，不就沒事了嘛！”
事實上，在報紙、電臺、電視、公開場合，共產黨自由地說話、自由地活動，並沒有人妨礙他們，更沒有人反對他們的這種自由。但是，共產黨卻反對別人自由地說話，反對別人自由地活動，甚至反對別人思想。
民運人士主張民主，共產黨反對他們，故而實施抓捕；宗教信徒供奉上帝，共產黨反對他們，故而予以關押；法輪功學員虔誠修煉，共產黨反對他們，故而施以迫害；維權人士捍衛自身權益，或為民眾辯護，運用的，甚至就是共產黨自己頒佈的“法律”，共產黨依然反對他們，故而予以鎮壓。一句話，任何個人或者團體，只要未經共產黨指使或同意，而說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就將遭到共產黨的監控、打擊、直至殘酷迫害。
顯然，並非民運人士、宗教信徒、法輪功學員、維權人士等反對中共，而是中共反對民運人士、宗教信徒、法輪功學員、維權人士等。“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中共信奉的，就是這套惡霸哲學。於是，當民眾起而抗爭、捍衛自己的天賦人權時，中共就大呼別人“反對”他們了，別人“推翻”他們了，甚至於，別人“搞政治”了。如此地缺乏信心，如此地心虛，只能證明，中共的統治，不僅非法，而且脆弱。
52． 誰是“敵對勢力”？
毛澤東時代的中共，熱衷於“階級鬥爭”，目的之一，是將自己的種種錯失及其後果，都歸結於“階級敵人的破壞”。鑒於此法有效，毛總結道：“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澤東之後的中共，不再提“階級鬥爭”，卻換上一個新名詞：“敵對勢力”。目的依然是，將所有矛盾、衝突、及其負面後果，都歸結為“敵對勢力的破壞”。比如，動輒將一些國內矛盾，硬說成是“外國勢力插手”。
鑒於中共執政，並非經由選舉，即並非來自民眾授權，於是，中共上下，心懷忐忑，坐臥不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他們眼裏，處處都是“敵對勢力”。反對他們的，是“敵對勢力”；批評他們的，是“敵對勢力”；甚至，向他們建言的，也是“敵對勢力”。一句話，凡是危及或觸及他們既得利益的，就是“敵對勢力”。哪怕有時候，這種“危及或觸及”，僅僅出自某些中共當權者的想像。
無處不在的“敵對勢力”，可能是外國人，也可能是中國同胞，中共通稱為“國內外敵對勢力”。中共劃定“敵對勢力”，範圍越來越廣，民運人士、法輪功學員、宗教人士，以及西藏、臺灣、新疆、內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獨立傾向的部分，都被劃為“敵對勢力”。甚至於，用中共自訂的“法律”維護自身或民眾權益的“維權人士”，也被劃為“敵對勢力”。
可見，正是中共自己，與越來越多的民眾為敵，與世界潮流為敵。實際上，靠暴力起家、以獨裁為本、開歷史倒車的中共，從來就是文明的天敵。中共本身，是全中國人民和全人類的“敵對勢力”。
53． 為什麼有人不相信罪惡？
提到中共的罪惡，如迫害、酷刑、屠殺、摘取人體器官之類，一些人習慣性地疑問“那是真的嗎？”“不太可能吧？”“很難相信那會是真的。”這種疑問，不僅讓中共逃過譴責，還對真相揭露者構成傷害，仿佛他們在“造假”。
有時候，人們看到罪案報導，某犯接連殺死十幾人、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對殺人犯的行為和動機，正常人難以想像，只得驚呼連連：“真的嗎？怎麼會這樣？”後來知道，殺人犯是變態狂，這才勉強相信：“變態嘛！什麼事幹不出來？”個體行為的變態，容易被識別；但政府行為的變態，不僅令人難以識別，而且令人難以置信。“那畢竟是一個政府啊！”有人陷入如此的困惑。
困惑的來源，無外乎兩種，其一，自幼被中共洗腦，陷入兩個“凡是”：凡是中共宣傳的，都是正面的；凡是中共批判的，都是負面的。進而，凡是質疑或反對中共的，都是錯的，或者，是“別有用心”的。屬於這一類型者，多生長於共產黨中國。他們不認識罪惡，不以罪惡為罪惡。其二，自己過於天真和善良，將心比心，就難以相信世上竟還有人如此陰暗和殘暴。屬於這一類型的，多為海外華人。他們不瞭解罪惡，聽聞任何極端行為，都難以置信。
殺人狂之所以得逞，並非因為受害者都是愚人，而是因為，受害者都是正常人，以正常人的心理，自然不易防範變態狂。專制政權之所以能夠維持，並非因為民眾太愚蠢，而是因為民眾太善良。在獨裁者堂而皇之的宣傳蠱惑下，有人極易被矇騙；在極權者明目張膽的暴力威脅下，有人極易被嚇倒。
54． 為什麼有人不相信善良？
美國出兵他國，或為援助弱小，或為懲惡揚善，或為改善地緣政治、捍衛和擴大文明世界。有人不理解美國的動機，不相信美國會為了他國民眾著想，認定其所作所為，都僅僅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且不說，許多時候，美國的利益，本身與人類的利益一致）；美國批評獨裁政權惡劣的人權紀錄，有人不相信美國的善意，認為一概都是“虛偽”（且不說，事實證明，美國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的最大幫助者）。
為民主而奮鬥的人，不時遭人譏笑。有人認為他們“太傻”、“太天真”，甚至不相信他們的付出和犧牲，是為了民眾的自由。古人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的就是這類情形。毫無善意的人，自然懷疑真正的善良；缺乏信仰的人，自然懷疑真正的信仰；無神論者，自然蔑視和詆毀虔誠信神的生命。
毛澤東誹謗：“宗教就是鴉片”，不惜全面扼殺民眾的信仰。毛澤東卻把他自己的“思想”，如販毒般大肆兜售，強加於大眾。毛澤東不准民眾信神，卻要民眾把他自己當成神，予以盲目崇拜。於是，只有在中共的宣傳裏，才出現如此荒唐的自相矛盾：剛剛唱了一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國際歌》）接著就唱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東方紅》）
無神論與盲目崇拜的奇異組合，不僅導致信仰崩潰，而且引發道德崩盤。在許多玩世不恭的中國人眼裏，善良，成為一個被懷疑、甚至被輕蔑的辭彙。官場充滿腐敗和淫穢氣息，民間彌漫唯利是圖、盛行男盜女娼。光怪陸離的當今中國，呈現的，是一派空前的社會怪像和亂象。
55． 當今中國，為何道德淪喪？
當今中國，官場腐敗，買官賣官；官員淫亂，爭包“二奶”；商場欺詐成性，假冒偽劣滿天；社會糜爛，奢靡成風，盜賊蜂起，警匪一家。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許多人孜孜以求、碌碌而為的，惟有一個“錢”字，一個“性”字。有識者扼腕，外國人搖頭：中國人好像沒有見過錢？中國男人好像沒有見過女人？
有人以為，盜版、假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是資本主義的特徵，中國剛開始搞資本主義，似乎在所難免。此為大謬不然。鑒於西方從來就有宗教信仰傳統，即便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普及的宗教情懷，也足以約束多數人的行為，不至於極端地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今日西方，文明而多元，人們更不至於沉陷于錢色極端而不能自拔。
有人誤會，中國人今天的種種陋習和歪風，都來自于中國傳統文化。此又為大謬不然。中國傳統文化中，自有其精華，如“仁義禮智信”；也有其糟粕，如專制獨裁愚昧。如果說，今日中國社會，還有什麼“傳統文化”成分，只能是，有其糟粕，而無其精華。
病根與禍源，還是在中共。中共大搞“無神論”，砸爛神位祖牌，等於縱容人們犯罪，而無懼天譴。尤其是，中共導演“文革”鬧劇，不僅大規模毀滅中華傳統文化，而且教唆民眾，互相揭發，彼此栽贓；互相羞辱，彼此殘殺。剝奪了人最基本的自尊心和羞恥心。從此，整個社會，人性淪喪，而獸性氾濫。
另外，舉凡政治、社會、文化、精神等領域，處處都是中共設置的苛嚴禁區，民眾沒有更多選擇，貧困者，固然累于艱難生計；小康或富裕者，則幾乎只能將所有精力，都揮霍于“錢”、“性”二字。所謂“富貴縱淫欲”。
56． 中國人“不關心政治”嗎？
民主，是現代文明國家的基本標誌；沒有民主的國家，無異於野蠻之邦。然而，在中國，民主卻成為一個艱難的話題。當溫飽無著時，有人會說：“連飯都吃不上，談什麼民主？”當溫飽之後，有人又會說：“都有飯吃了，還談什麼民主？”前後抵觸，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實在不能自圓其說，有人就乾脆說：“中國人‘政治’。”
事實上，中國人幾乎是最關心政治的一個民族。且不說文革時期，，“政治掛帥”，全民狂熱，拉幫結派，幾乎人人有份。那時，連保持中立和旁觀都不可能，都會被打成“逍遙派”和“騎牆派”。就說今日“全民皆商”的年代，為數不少的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依然熱衷於政治。
“先富起來”的少數人，政治嗅覺極其靈敏，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國富豪中，近半數為中共黨員，那些不是黨員的，大部分則都是“政協委員”；不少普通人，也忙於解決“組織問題”（入黨），他們認定，只有通過這種政治捷徑，才能最大程度地撈取利益和實惠；一些留學或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對中共頭目迎來送往，幹盡親共媚共之能事，無非是要在中共那裏，討個政治上的好處，進而討個生意上的好處。凡此種種，如何稱得上“不關心政治”？
深諳厚黑學的中共，專門對準人性的弱點下手，將人們政治上的“表現”，處處與物質利益掛鈎。政治上得勢，物質待遇隨之提高，乃至予取予奪；政治上失勢，物質待遇隨即降低，乃至剝奪殆盡。中共赤裸裸地把玩和扭曲人性，引誘著整個民族的墮落。在此情況下，要人們不關心政治，都難。
民主，作為精神層面的價值，與物質或溫飽沒有直接關係，尤其沒有主從關係。民主，是生而為人的天賦權利，更是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的顯著標誌。以“中國人‘不關心政治’”為藉口，堵塞民主之路，是對中華民族的褻瀆，也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57． 法輪功抗暴，是“搞政治”嗎？
追求信仰自由的法輪功學員，遭到中共無端鎮壓、殘酷迫害。眾多法輪功學員被投入監獄、甚至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奮起抗暴，爭人權，反迫害，講真相，竟被中共汙為“搞政治”。一些不明究裏的人，也附合中共的構陷說詞。
法輪功傳播真善忍，原本有助於拯救瀕臨滑坡的中國社會道德。經毛澤東“政治掛帥”的折騰，中國人喪失原則、明哲保身、相互出賣、自相殘殺；經鄧小平“經濟至上”的扭曲，全民“向錢看”，拜金主義，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毫無廉恥。
法輪功主張真善忍，正好抵消共產黨的假惡暴。假：中共新聞與輿論的假大空；到處盛行的假相、假話、假文憑；氾濫成災的假冒偽劣產品。惡：中共迫害異己的兇惡；黑白兩道勾結的霸惡；社會人心叵測的毒惡。暴：中共屠殺民眾的殘暴；官商勾結、強征強拆、欺壓弱勢群體的橫暴；為富不仁與仇富心態下，貧富仇殺的野暴。中共打壓法輪功，等於繼續毒化中華民族，加劇社會道德淪喪。非但如此，鎮壓法輪功，使罪惡累累的中共，又欠下一筆天大血債。孽債難逃。
在文明國家，政治，不過是平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選舉與被選舉，經常而頻繁進行，人手一票，人人平等。行使權利，發表意見，就如衣食住行一般，極其平常。但在中共把持下的中國，政治，成了中共及其大小官吏的專利品。一邊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自況），一邊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中共可以恣意妄為，民眾只能逆來順受；中共可以大開殺戒，民眾只能任割任剮。
法輪功本來不搞政治，如今堅持信仰、反抗迫害、講清真相，不過是行使天賦人權，也是正當防衛，與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的“搞政治”，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比如，法輪功發起“三退”（退黨、退團、退隊），其意正是勸人“不搞政治”，而非“搞政治”。據瞭解，日益增長的“三退”人數，並非僅僅指七千萬（中共現役黨員）中的退黨人數，而是指十三億（中國總人口）中的“三退”人數。鑒於大多數中國人曾經入隊、入團、入黨，人數眾多，基數或以10億計，日增的“三退”人數，自然也數目不小。儘管，從中共組織程式上而言，隨著年長，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自動不再是少先隊員和共青團員，但法輪功方面的解讀是：公開聲明退出，才能擺脫“邪靈獸印”，真正脫胎換骨。是否如此？常人大可見仁見智。
共產黨貪欲無度，法輪功清心淡泊；共產黨驕橫霸道，法輪功謙卑自持；共產黨腐敗沒落，法輪功朝氣向上；共產黨信仰崩潰，法輪功信念彌堅；共產黨倚仗暴力，法輪功以柔克剛。不是從政治上，而是從精神上和道義上，法輪功，正成為共產黨的最大剋星。
58． 中共法律有效嗎？
文明國家制訂《憲法》，須經全民公決，始能生效；制訂《法律》，則須經由民意代表（如國會議員），這些民意代表，必須經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中共也制訂了所謂“憲法”和“法律”，然而，這些“憲法”和“法律”，由中共高層及其御用代理人在小圈子內炮製而成，未經全民公決，未經民意代表（真正由民眾選舉授權的），屬於徹頭徹尾的偽“憲法”、不折不扣的偽“法律”。
未經民意的“立法”，屬於中共的“家法”，于國于民，完全無效。未經民眾授權的“執法”，屬於“私設公堂”、動用“私刑”。 非但如此，隨意抓捕，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秘密審判……中共本身，無視“法律”概念，更沒有“法律”界限。“文革”期間，中共甚至自毀其“公檢法”，以所謂“公安六條”，取代它所有的“法律條款”。上行下效，中國人目無法紀。發展至今，中國淪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時至今日，中共“法律”，走盡過場，做盡文章，依然形同虛設。每當中外人士質問中共的人權迫害，中共就推出標準答案：“我們的憲法保障人權。”只空談“憲法”或“法律”，而避談實際的執法惡狀，猶如以紙包火。說到底，中國至今還是一個人治的、而非法治的國家。中共的所謂“依法治國”，不過是欺世盜名。
立法者違法，執法者犯法，對中共而言，是家常便飯。僅說維權人士，他們不過是用中共自訂的“法律”，來維護民眾的權益，竟被中共劃為“敵對勢力”、列為第六大打擊對象。既然中共本身都不承認、也無意遵守其自訂的“法律”，而視之無效，廣大民眾，又豈有遵守的義務？
59． “只要我過得好就行了”嗎？
不講原則、明哲保身、“西瓜偎大邊”，是許多中國人的“處世之道”，並自以為“聰明”。面對一波又一波中國同胞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實，不少中國人抱以犬儒主義的姿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觸而不覺。甚至滿不在乎地表示：“只要我過得好就行了”。這種態度，尤其普遍地存在於既得利益群體，如公務員、商人、白領階層、以及被高薪收買的知識份子。
然而，人類共處的世界，彼此聯繫而密切相關，只要他人過不好，你就可能過不好。比如，你生活在中國，受害於污染的空氣和水質，那是中共長期無視環境保護、甚至人為破壞生態的後果；又比如，你行走在中國大地，時而遭遇粗魯甚至威脅性的待遇，那是中共以人治耽誤法治、人為踐踏道德良知的後果；再比如，你原本過著平靜的日子，與世無爭，突如其來的，你的房子或土地被徵收，沒有商量，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就在強行拆遷和暴力拆遷的恐怖中，失去了美好家園。那是因為，你的權利早已被剝奪，你的命運掌握在權貴的手中……
有人不甘宰割，奮起捍衛天賦人權，並為之付出沉重代價。環保人士被抓，維權人士被捕，上訪人士被毆打……其實，他們爭取的，不僅僅是他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權力，也是你們的權利。他們、我們、你們，本無區別。
德國牧師馬丁•涅穆勒曾經是納粹的支持者，後來又成為納粹的迫害對象。他有一段經典的懺悔，足供後人深思和借鑒：“一開始，他們（納粹）追殺猶太人，但我不是猶太人，因此我沒有反對；然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仍然沒有反對；再後來，他們追殺工會分子，但我不是工會成員，因此我還是沒有反對；最後，他們沖我而來……但已經沒有多少人，可以留下來反對了。”
60． 為什麼有些中國人滿足現狀？
最近幾十年，中國經濟取得一定發展（實為恢復），民眾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相對於饑饉年代），有人為此產生“自豪感”，陶醉于“強國夢”。這本無可厚非。然而，有些民眾因為自己滿足於現狀，而反感和抵制所有對中共政權的批評，則不免迷失。
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一波波人間浩劫，導致經濟崩潰，國力衰落，餓殍遍野。中共對中國進行了有計劃、有系統、有組織的長達三十年的破壞，把中華民族的生存狀態，推落到歷史的最低點。
拿現狀與這種歷史的最低點比較，有人就產生了滿足感。這是一種心理反差，來自於中共當局的蓄意製造。一方面，為了防範人民清算，中共封殺歷史，製造遺忘，要求民眾“向前看”；另一方面，卻拿現在的經濟成就，處處與“文革”或“大躍進”時期相對照，無意間，讓民眾“朝後看”、“往後比”，營造“進步”的假像。
中共嚴酷壓制民眾，後來略加“鬆綁” 。劫後餘生的民眾中，部分人竟然對中共感恩涕零，不過是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人質愛上了綁匪。而中共所謂“中國人權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則猶如匪徒將人洗劫一空後，再隨便丟給受害人幾塊錢，就聲稱受害人處於“最好時期”。中共欺人，部分民眾自欺，如此而已。
沒有歷史長河中的縱向比較，也沒有世界空間裏的橫向比較，比較的範圍，僅僅局限於過去的半個多世紀，對中共來說，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較；對一些民眾而言，是拿他們短短人生中的前後經歷作比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分中國人滿足現狀的由來。
61． 為什麼中共統治能夠維持至今？
中共壞事做絕、天良喪盡。許多人疑問：這樣一個劣跡斑斑、血債累累的政權，何以能夠維持至今？
首先看中共方面。中共起家和維持，主要依靠兩件“法寶”---- 槍桿子和筆桿子。前者就是軍隊、員警、監獄，就是暴力；後者就是宣傳、輿論、媒體，就是謊言。依靠暴力，中共不斷殺人，恐怖氣氛彌漫於整個社會，百姓噤若寒蟬；依靠謊言，中共抹煞歷史、扭曲現實、封鎖資訊，社會真假難分，百姓是非莫辨。鑒於這種“兩手抓，兩手硬”、既兇殘又狡詐的策略十分奏效，中共政權得以強行維持。
再看知識份子。作為社會精英，眾多中國知識份子未能起到喚醒社會的作用，反而助紂為虐。上世紀上半葉，知識份子陷於迷失，普遍左傾，紛紛投奔“蘇區”、“解放區”，助長了中共的“崛起”；上世紀下半葉，知識份子慘遭中共整肅，少數人尚能保存骨氣、堅守氣節，大部分人則紛紛變節，賣身投靠；1989年之後，中共對知識份子以利相誘，在紙醉金迷的現實面前，知識份子大部沉淪，拋棄理想和原則，放棄監督與批評，甚至為中共獨裁充當辯護士，共同守護既得利益。中國精英階層的整體墮落，是中共統治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
換言之，除了少數始終保存骨氣、堅守氣節的知識份子之外，眾多中國知識份子劃下了從迷失、變節、到同流合污的墮落軌跡。這條軌跡，也恰恰寫照了中共政權得以一再加固的路線圖。至於那些對共產黨不斷報以天真幻想的知識份子，無意間，也幫了中共的大忙，讓民眾在虛幻中蹉跎。
再看普通大眾。中國民眾經歷了 “極權主義三階段”（美國社會學家歐文.豪的總結）：其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誘發狂熱（五十年代，“大躍進”）；其二，狂熱導致的大破壞、大恐怖，製造人間地獄（六十年代，“文革”）；其三，狂熱與恐怖耗盡，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九十年代以降，“改革開放”，唯錢至上）。普通大眾的恐懼、愚昧、與冷漠，也使中共統治得以維持至今。
62． 國家穩定，靠鎮壓才能維持嗎？
中共鎮壓民眾，從未停止。還強詞奪理道，是為了"維持國家穩定"。有人受了愚弄，也以為：“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不鎮壓，怎麼維持？”竟認定：“不鎮壓，就會天下大亂。”
讓我們回顧鯀和禹治水的典故。古時，水災頻仍。堯帝任用鯀治水，鯀用攔截和堵塞之法，治水九年，毫無功效，水厄依舊。舜帝繼位，任用禹治水，禹用疏導之法，劈山鑿壁，讓洪水宣洩，水患終於平息。
人們常把民意比喻為水，稱“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治水有兩種辦法，治國也有兩種辦法。文明國家，任民意抒發，集思廣益，總體而言，國泰民安，國富民強。這是大禹疏導之法。獨裁政權，畏民如虎，壓制民意，封鎖資訊，積累天怒人怨，釀造社會衝突。人們因於恐懼，敢怒而不敢言，而一旦爆發，則如洪水滔天。這是愚鯀堵截之法。
統治者的本領，絕非恐嚇和鎮壓。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領導人，靠競選上臺，依監督執政；在重重考驗下，既奮發作為，又謹慎修行；既能發展經濟，又能煥新政治；既能廣開言路，又能維持安定。只有那些無德無能的統治者，才既貪戀權力，又怯於承擔責任。視民意為洪水，惶惶不可終日。故而張牙舞爪，作勢嚇人，以掩蓋內心的虛弱和恐懼。
63． 穩定能夠壓倒一切嗎？
民主國家，新聞自由，資訊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現象和社會矛盾得以公開化、表面化，僅僅從視覺上感受，似乎“很亂”。然而，恰恰是這種曝光，這種由媒體呈現的“亂象”，使民怨得以宣洩，民意各獲歸宿，衝突得以避免。社會因而具有高度穩定性。
中共宣揚“穩定壓倒一切”。它聲言的“社會穩定”，其實是“政權穩定”。放眼中國社會，到處都是矛盾、衝突、與仇恨。貧富懸殊，仇富心態彌漫。上訪群眾的冤屈，拆遷戶的血淚，失地農民的憤怒，不一而舉。民眾抗爭不斷，烽煙四起。連中共當局自己的統計都顯示：“群體性抗爭事件”急劇上升，從每年6萬多起、上升到7萬多起、8萬多起、乃至於更高。這還是在大量內幕被中共國家機器嚴密遮掩的情況下。如果全面曝光，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動亂之中，極不穩定。遍地乾柴，隨時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國家，人手一張選票，定期選舉。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尋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員被換來換去，看上去，政權很不穩定，然而，社會穩定；在專制國家，人民被剝奪選舉權利，當權者乾坤獨斷，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權穩定，但社會極不穩定。
有人以為，中共似乎能夠維持“穩定”，進而維持現狀。然而，中共劣跡斑斑，罄竹難書。統治愈長，罪孽愈深。中共沒有未來，因為，它抹殺不了歷史。表面上的政權穩定，只是暫時。況且，政權穩定，不可能壓倒一切。比如，它壓不倒因官場腐敗而積壓的民怨；它壓不倒因極權迫害而引發的民憤；它壓不倒因渴望自由而彙集的民心。一句話，沒有民主與自由，就不可能保持真正的穩定。
64． 如何看待中共的權力鬥爭？
從建黨之日起，權力鬥爭，就一直伴隨著中共。這種權力鬥爭的激烈程度，在許多時候，表現為彼此陷害和仇殺，如毛澤東屠殺10萬紅軍（AB團）、滅絕西路軍和坑害新四軍，以及下毒王明、虐殺劉少奇等。殘酷而慘烈的權力鬥爭，乃是由中共的獨裁性和野蠻性所決定的。
中共權力鬥爭，以各種名目進行。早期以“路線鬥爭”為名，後期又以“改革”或“反腐”為名，在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下，目的只有一個：最大程度地攫取權力和不顧一切地固守權力。
中共權力鬥爭，常常放大為巨大禍害，轉嫁給無辜大眾。比如，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等黨內政敵，不惜發動全國範圍的“文化大革命”，令整個民族捲入瘋狂、整個國家陷入浩劫。又比如，鄧小平等元老為了死守權力，不惜逾越黨章，超越憲法，先後強行罷黜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不惜製造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
截至“文革”，中共官員和黨員，死于“自家人”之手的人數，超過死於敵方之手（包括戰爭）的人數。僅此一點，足以證明中共的黑暗和殘酷本質。要結束中共的權力鬥爭、以及由此帶給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出路只有一條：結束中共一黨專制，將全部權力置於社會曝光和民眾監督之下。
65． 如何解讀“為人民服務”？
凡事打著“人民”的招牌，是共產黨的一大發明。 “人民”一詞，從蘇共開始，蘇共領導人自稱“人民委員”。到了中共那裏，“人民”被發揮到極致。“人民共和國” 、“人民政府”、“人民公僕”、 “人民軍隊” 、“人民公社”、“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銀行”、“人民幣”，等等招牌，應有盡有。
在“人民”的招牌下，絕無人民。說“掛羊頭賣狗肉”，還嫌太輕；名稱與內容，完全相反，等於“反話正說”。比如，中共自定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沒有人民，沒有共和，甚至於，連“中華”都沒有（中共當政時期，中華文明、文化、文物遭到前所未有的毀滅；中共本身信奉馬列洋教）。換言之，這一國名，本身就是由三個謊言組成的一個天大謊言。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的發明，是中共的又一大謊言。毛澤東和中共的所作所為，明明是歧視人民，壓榨人民，迫害人民，屠殺人民，哪里有“服務”可言？不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從充軍打仗，到民工支前；從私有變國有，到糧食換軍備；從犧牲農業，到積累軍工；從官商勾結，到貧富懸殊。人民見證的，不是中共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為中共服務（甚至一度只為毛澤東一人服務）。
無數天災人禍也證明，這個自稱“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既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機制，也沒有“為人民服務”的能力，更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在每一場災難發生的前、中、後各個階段，中共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其無視生命、怠慢生命、草菅人命的冷血本性。對中共而言，任何時候，保住權力，都是其壓倒一切的最高利益。這一利益，與人民的利益截然對立。
66． 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共宣稱自己搞的是“社會主義”，卻從不具備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諸如公有制、社會福利、工農大眾當家作主，等等。國營企業，不過是中共官員洗劫國有資源的“合法”招牌；社會福利，僅僅是屬於各級官員、公務員、和部隊官兵的壟斷利益；占人口多數的工農大眾，沒有地位，沒有福利，陷入絕對貧困。如果說是“社會主義”，這是最壞的“社會主義”。
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中共貪官是市場經濟的天敵和禍亂之源。物欲橫流，唯利是圖。無商不奸，假貨氾濫。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社會道德徹底崩盤。這一切，都是在中共的刻意誘導和惡意教唆之下。如果說是“資本主義”，這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思想上專制，精神上奴役，政治上獨裁，肉體上滅絕，中共迷信的，不過是謊言、暴力和仇恨。這是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而且是最壞的封建主義。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歷史上，有的是愛民如子的明君和精忠報國的賢臣。卻沒有一個朝代，比得上二十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共，隨時高舉的槍桿子，隨處可見的文字獄，鋪天蓋地的謊言，無孔不入的特務。惡法酷刑，無所不用其極。
最虛偽的社會主義，加最骯髒的資本主義，再加最血淋淋的封建主義，這一總和，就是中共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個不倫不類的名詞。無非要掩耳盜鈴，欺世盜名，招搖撞騙，掛羊頭賣狗肉。
67． 是“現代化”？還是“偽現代化”？
當代中國經濟增長與民眾物質生活改善，是相對於大饑荒和“文革”時期的歷史最低點而言。說到一個國家的發展，必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增長、政治清明、社會進步、藝術豐富和文化多元。當今中國，只有經濟改革，卻沒有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僅僅是增長，而不是發展。或者說，僅僅是恢復，而不是發展。
說到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也必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的現代化和制度的現代化，物質的現代化和精神的現代化，硬體（環境）的現代化和軟體（人文）的現代化。當今中國，物質過剩，卻精神貧乏；經濟膨脹，卻制度腐朽；高樓林立，卻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官場腐敗氾濫。物欲橫流，人欲橫流，肉欲橫流。中國社會，非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到北宋西門慶時代，再現《金瓶梅》式的糜爛。這不是“現代化”，而是“偽現代化”。
有人穿金戴銀，整日山珍海味，言談舉止卻粗陋不堪，俗不可耐；有人名列富豪榜，卻從不捐款行善、扶困救危，而窮奢極欲、揮金如土；有人崇洋媚外，唯洋是尊，處處模仿西方，出盡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的洋相，卻鄙視人權價值，咒駡文明世界，扮演極端民族主義的“憤青”。
互聯網本是先進文明的標誌，中共卻利用同樣是先進文明的高科技，全面過濾，全力堵塞；經濟實力提升，本應用于張揚愛心、締造和平，中共卻用以支撐流氓國家，抗拒世界潮流，製造仇恨，散佈戰火。一句話，當今中國，展現的，處處都是“偽現代化”的特徵。
68． 當今中國，處於“盛世”還是“末世”？
中共以其手中掌握的大量宣傳工具，大搞新聞封鎖和“輿論導向”，隱瞞亂象，粉飾太平。江澤民等人甚至動輒吹噓當今為“盛世”，號稱“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業”，愚弄百姓，瞞天過海。
號稱“盛世”，必須經得起縱向和橫向的比較。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文景之治”（漢朝）、“貞觀之治”（唐朝）、“康乾之治”（清朝），都被公認為盛世。其依據是：從縱向（看歷史）而言，屬於國泰民安的最好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發達，社會安定，民眾安居樂業。從橫向（看世界）比較，那些時期，中國經濟產值位居世界第一，往往占世界總量一半以上；政治清明度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由於那時，世界上都還沒有出現民主國家，以中國君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闊大胸懷，以及“諫議官”制度，就可以稱得上當時的“開明之至”。
而今日中國，號稱“高速增長”，經濟產值也不過世界總產值的4%或6%，人均產值更是敬陪末席。更何況，政治獨裁黑暗，官場腐敗透頂，社會衝突頻仍。在同時期的地球上，民主國家已經多達三分之二，中共卻昧著良心，死守獨裁，與人類普世價值背道而馳。換言之，不論從世界橫向，還是從歷史縱向來對照，當今中國，都絕無領先可言，與所謂“盛世”，根本沾不上邊。
在今日中國，民眾擺脫官方教條，紛紛追求各自的精神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法輪功、家庭教會、地下教會，等等，紛紛興起，如雨後春筍，勢不可擋。這一現象，與歷代王朝沒落時期的景象，具有驚人的相似。百教興，王朝末。從這一角度洞察中共，它實際上處於末世，風雨飄搖，窮途末路，日子屈指可數。
69． 如何看待中共的“政改”？
中共搞“經濟改革”，是為了挽救其政權；中共拒絕“政治改革”，則是為了死守其政權。經濟搞活，政治搞死，是“文革”後中共執政的基本思路。然而，誰都知道，經濟改革，不可能回避政治改革。因為，經濟體制的弊端，來自政治體制的弊端。於是，中共也不得不假裝擺出一副搞“政改”的樣子。
中共的做法，首先是玩弄文字遊戲，偷換“政治改革”的概念。比如，把任何政策調整或人事重組，都冒充為“政改”，企圖予人印象：中共一直在搞“政改”。其次，組織御用文人，時不時來一篇文章或者炮製一部電視劇，製造“政改即將開始”的假像，激人想像，吊人胃口。惟只說不練。雷聲大，雨點小。空談之間，中共政權之“穩定”，暗渡陳倉又一年。
再次，當內外壓力越來越大、中共實在推不過去時，就玩起了“邁牛步”的招術。說它沒有改，也似乎今年改一條，明年改一條，或簽署一個國際公約，或廢止一條國內惡法；說它在改，卻又是換湯不換藥；或者，有承諾，沒動作；或如“老牛拉破車”，出奇的慢；更散播“慢慢來”的催眠曲，讓人們沉淪在對中共“第三代”、“第四代”、 “第五代”…… 乃至“第N代”領導“核心”的迴圈奢望和失望中，漸漸地麻木，失去對年輪的知覺。
兵不厭詐，崇尚厚黑學的中共，深諳此道。實際上，根據中共中央黨校的調查，絕大部分中共官員對“政改”不感興趣。這是因為，在鄧小平理論下，中共官僚集團早已“崛起”為“先富起來的少數人”，為了保守既得利益，他們頑固抵禦政治改革，而且，他們也積蓄了足夠的財富，有能力抵禦政治改革。
說到“邁牛步”，中共照搬的，不過是滿清的套路。晚清時代，清廷曾高唱“君主立憲”，卻反反復複，百般拖延。今年醞釀立憲，明年預備立憲；今年派員出洋考察，後年又說推遲立憲。今日中共，效法清廷。邯鄲學步，學的是“牛步”，用以對付當今“政改”呼聲。中共自以為得計，卻不知：清廷故意邁牛步，竟為革命洪流所席捲；中共故意邁牛步，似乎要坐等另一場革命。畢竟，“形勢比人強”。
中共談"民主"，更多的，是爭奪對"民主"這個辭彙的話語權。其用意是：與其讓你們去談民主，不如讓我們來談民主；說是"普世價值"，到了我中共這裏，都可以叫做"中國特色"。中共所謂"政改"，就是人事安排、派系重組、利益分贓；中共所謂"民主"，自稱"黨內民主"，就是一黨專利，而無關民眾。如果中共當真啟動"政改"，其極限，就可能只是"新加坡模式"：以民主之名，行專制之實。
70． 是自信心，還是自卑感？
每逢中共領導人出訪，中共駐外使領館都奉命組織當地華人，前往迎接，製造“熱烈歡迎”的場面。為了達到動員目的和效果，中共使領館甚至當街發放酬庸，獎賞那些前往者。據稱，這種場面，“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 “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製造“華僑歡迎”的場面，在中共方面，其一，出於對國內宣傳的需要，意指其政權受到海外華僑“擁護”，國內民眾則更沒有理由“反對”；其二，抵消海外華人抗議的聲音。這種抗議，如影隨形，令中共領導人尷尬而驚懼，如果沒有“歡迎”，他們豈能安枕？其三，最主要的，要通過“熱烈歡迎”的人造場面，來撐起中共領導人的“自信心”，藉以掩飾其深重的自卑感。
在歡迎群眾方面，除了因功利心驅使而被動前往的，還有部分出於天真的“愛國心”，而主動前往的。前者貪圖蠅頭小利，自不待言；後者以此舉“讓外國人看得起咱們中國人”，以為表現了“民族自信心”，實際上，卻洩露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竟然要以外國人的眼光，來證明自己民族的存在。
反觀文明國家，這樣的“歡迎場面”根本不存在。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出訪，不僅不會組織其僑民前往迎接（通常也不會有僑民前往迎接），還可能因某種國內政策原因，受到其僑民的零星抗議。在那裏，體現了兩方面的自信心：政府經選舉上臺，獲得民眾授權，無需擔心自己的“合法性”；僑民具有獨立人格，無需阿諛當權者；國家富有，人民自由，整體形象光明，無需通過自己人“歡迎”自己人的方式，來顯示其民族的存在。
71． “不干涉內政”成立嗎？
中共踐踏人權，殘害同胞，每每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與譴責。對此，中共一律斥之為“干涉內政”。中共疾言厲色，似乎“理直氣壯”。
比方說，兩戶人家，互為鄰里。其中一戶人家鬧內訌，設若僅僅是拌嘴吵架，隔壁人家自不必干涉，頂多勸諭兩句；但設若這戶人家中，丈夫持兇器威脅或傷害妻子，隔壁人家理當挺身而出，予以譴責、制止、乃至於將逞兇者送交法辦。因為，事態發展至此，已經不是一個家庭問題，而是人的問題。不僅僅是家庭“內政”，而事關社會公理。
同理，當一個國家發生內部紛爭，如果僅僅是口舌筆墨之爭，其他國家自不必多事；但如果該國內部，自相殘殺，尤其政府迫害異己，屠殺民眾，其他國家理當拍案而起，予以譴責、制止、乃至於將暴君送交國際法庭。因為，人類共處於一個藍色星球，人性相通，如姐妹兄弟，豈能因國界相隔而縱容暴力與犯罪？
曾經因為干涉不力，國際社會坐視紅色高棉（柬共）屠殺民眾170萬，盧旺達種族屠殺50萬，蘇丹政府屠殺民眾30萬。如今，這類大屠殺的主謀及其追隨者，都正在或即將受到正義的審判。基於這類慘痛教訓，國際干涉的決心和力度日益增強。
中共所說的中國“內政”，不僅國際社會不得干涉，就連中國人民自己，也不得干涉。中國民眾中，有議論者或干涉者，輕則受到警告，重則投入監獄，甚至被殺人滅口。所謂中國“內政”，實為中共“家政”。是中共的暴政，而非中國人民的“內政”。正因如此，中共視仗義執言的國際友人、國際社會、和文明國家為大敵。每遇批評和譴責，就暴跳如雷，惡言咒駡。
中共自稱“不干涉他國內政”，實際也處處干涉他國內政。區別只是，中共的干涉，都是負面的和反動的，每每為惡勢力撐腰，符合其獨裁本性。發生在柬埔寨和蘇丹的大屠殺，都因中共在背後慫恿或張目，屠殺中的武器，也大都來自中共。這是負面干涉的典型。中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
72． 主權高於人權，還是人權高於主權？
中共踐踏人權，卻拒絕國際社會的批評。並美其名曰“事關主權，決不讓步。”以主權為幌子，在國際上行騙，已經難以為繼，但在國內，該騙術還有一定市場。中共的算盤正在於此：高唱主權，貶低人權；以主權模糊人權，以主權代替人權；混淆視聽，繼續愚弄國人。
其實，國際社會批評中共惡劣的人權紀錄，僅僅是就事論事，與主權問題毫無關係。絕非因為中國人權有問題，就要損害中國的主權。是中共故意東拉西扯，顧左右而言他，魚目混珠，模糊焦點。
誠然，人權與主權，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毫不相關。當國家遭受異族入侵和蹂躪時，該國主權與人權可能俱失（如二戰時，中國淪陷於日軍入侵）。除了這種極端情形，主權與人權可能一致（如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也可能背離（如主權獨立的專制國家）。當今中國，屬於後者。
有人困惑：究竟是主權高於人權，還是人權高於主權？答案並不複雜。任何國家，都首先是由人民組成的，沒有人民，如何成其為國家？換言之，主權在民。推理下去，如果人民沒有權利，主權又在哪里？
至於當今中國所謂主權，不過是中共把玩於手的招牌罷了，深受奴役而無力左右國家朝政與命運的中國人民，與此又有何干？顯見，沒有人權，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權。正所謂：奴隸沒有祖國。循此邏輯，不言而喻：人權高於主權。
73． 美國害怕“中國崛起”嗎？
中共壓迫國民，遭到美國批評。為了擺脫尷尬和困境，中共故意將美國為中國民眾打抱不平的言行，扭曲為“干涉中國內政”，甚至抹黑為“美國害怕‘中國崛起’”。讓一些人誤以為，中美之間的對立，僅僅是“國家利益”之爭。
中共偷樑換柱的宣傳手法，其實並不新鮮。早在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分子，就曾經高唱同一種調子。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頭目宣傳說：美國不願看見日本在西太平洋崛起，因而圍堵日本。德國納粹統治者則說：美英等國懼怕德國強大，必欲除之而後快。
事實上，當時，美英等文明國家懼怕的，與其說是德日兩國的崛起和強大，不如說是它們赤裸裸的專制和侵略本性。果然，德日兩國先後在歐洲和亞洲挑起世界大戰，早有防備的美英等國，奮起還擊，經浴血鏖戰，擊敗德日帝國，並推翻其政權，迫使其轉入民主體制。德日兩國，經民主轉型後，和平崛起，分別成長為世界第三和第二號經濟強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非但沒有“害怕”，還熱心扶持、慷慨援助，成為德日兩國和平崛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外因。
歷史反覆證明，誰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誰就註定為世界潮流所淹沒所揚棄。撇開中共不提，一旦中國有機會轉型為民主國度，中美兩國勢必成為最緊密的盟邦，最強的技術與最多的人口，將實現最大程度的互補。那時，中國的崛起和強大，必更快，更穩，更經久。
74． 為什麼中美關係風波不斷？
雖然，中美當政者都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但現實中的中美關係，卻風波不斷，衝突頻仍，每每處於緊張與對峙狀態。就連中共首腦每次訪美，都會圍繞訪問規格，產生爭執，而鬧得不歡。
對當代中國，美國既未曾威脅，也不曾侵略。相反，在抗日戰爭時期，美國還是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美國不僅為中國提供大量財力物力，還派出空軍，直接參與中國抗戰。而美國在太平洋擊垮日本，更最終迫使日軍退出中國。
中共建政之後，卻忘恩負義，“一邊倒”地投向蘇聯懷抱，粗暴驅逐美國駐華使節。金日成一手挑起朝鮮戰爭後，中共又悍然派出軍隊，不惜與美軍直接交手。從此，中美為敵，長達近三十年。之後，雙方關係雖有改善，卻沒有消除根本的對立。
中共仇視美國，唯一的出發點，是敵對的意識形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共，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堡壘。中共強求美國容忍其獨裁，謊稱為世界“多樣性”的一部分，但中共卻絕不容忍其本國民眾的多樣性。
與此同時，中共與專制政權為盟，與流氓國家為伍，向後者提供資金、輸送武器，直接威脅世界和平，進而也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中共對內迫害、對外威脅，自然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和防範。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無望於中共的改弦易轍，不得不對中共展開長期圍堵。
中共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公然與文明世界分庭抗禮。說到底，中共獨裁，才是中美關係的最大障礙。可以斷言，只要中共依然在位，並固守極權，中美關係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而只會波瀾迭起。
75． 如何看待中美之間的“國家利益”？
中美交往中，雙方當權者都強調各自的“國家利益”。在部份中國人看來，中方強調“國家利益”，似乎理所當然；而美方強調“國家利益”，則證明美國關注他國民主與人權，純屬“虛偽”，而有其“目的”。
美國領導人毫不諱言“美國的利益”，那是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領導人做任何事，都要基於民意，也要爭取民意。通常，一般民眾無需具備崇高的境界和覺悟，更不能苛求他們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歷屆美國領導人爭取民意的基本招數，就是強調美國的“國家利益”，甚至突出與大眾切身的“經濟利益”，因而言必稱“美國的利益”。
中國不是民主國家，領導人並非民選，他們口中的“國家利益”，往往不是中國民眾的利益，而是當權者自身的利益。他們經常把“國家”與“政府”概念混為一談，就證明了這一點。比如，他們說“國家機關”，就是“政府機關”；“國家幹部”，就是“政府幹部”；“國家安排”，就是“政府安排”；等等。
事實上，文明程度越高的國家，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一致；文明程度越低的國家，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背道而馳。所以，所謂“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可怕，不僅體現美國民眾的利益，與人類的方向也大抵一致；而所謂“中國的國家利益”，現階段，就是中共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不僅與人類的方向相左，甚至也與中國民眾的利益相背離。中共出於一黨之私，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聽任腐敗橫行、國有資產流失，進而嚴重損害中國民眾的根本利益，就是最好的佐證。
76． 如何看待民主國家的“不完美”？
西方國家，是舉世公認的民主國家、文明世界：政治清明、經濟發達、社會開放、文化多元、宗教自由。即便如此，在這些國家中，依然存在各種問題：依然有人犯罪，儘管比例很低；依然有人歧視，儘管並非理直氣壯；依然有人瀆職，儘管不太囂張；甚至在一些具體的社會事務上，依然有社會不公。總之，並非聖潔無瑕的天堂。
有人據此認為，既然西方國家也有“不好的地方”，而中國也有“好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差不多”，“什麼民主不民主，還不是一樣？”，“中國和美國，也沒什麼區別！”
臂如兩筐蘋果，其中一筐，大多數是好蘋果，僅有幾個爛蘋果；另一筐，大多數是爛蘋果，僅有幾個好蘋果。既然前一筐也有爛蘋果，後一筐也有好蘋果，我們能否據此得出結論：兩筐蘋果“都差不多”？“沒什麼區別”？這種結論，顯然不能成立。道理很簡單：好壞的數量顯著不同，量變帶來質變。
如果說美國官場還有腐敗，那是偶爾的和零星的，占官僚比例不及1%；而中國官場，官員腐敗的比例，高達95%以上。美國官場的零星腐敗，是人性的腐敗，即人性弱點的殘存表現。互相監督和彼此制衡的民主制度，對此構成最大的制約。而中國官場的腐敗，不僅是人性的腐敗，更是制度的腐敗。不受監督和制衡的一黨專制體制，本身就是腐敗得以滋長蔓延的溫床。
古代封建統治者的哲學是：逆我者亡，順我者昌。中共的哲學是：逆我者亡，順我者亦亡。民主政權的哲學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亦昌。這些理念的差別，足以鑒定光明與黑暗的落差。說到底，專制的中國，與民主的西方，有著天壤之別。世界上只有相對的完美，而沒有絕對的完美。西方國家的 “不完美”，恰恰說明，人類的進化和進步，永無止境。百病染體的中國（對應五毒俱全的中共），又豈能夜郎自大、渾噩不覺？
77． 誰在國際上陷於孤立？
中共媒體，熱衷於反美宣傳，一旦國際上有反美聲浪，或大或小，中共必借題發揮，大肆炒作，折騰得有聲有色。天長日久，不明真相的中國民眾，還以為美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還以為中共在國際上才“有頭有臉”。
事實上，在世界上，擁有最多盟友的國家，恰恰就是美國。且不說，整個歐洲，都是美國的盟友。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大多數國家，或以美國為盟邦，或與美國親善。就連在反美色彩最濃厚的中東阿拉伯地區，親美國家也越來越多，反美國家也越來越少。大部分國家的政府，都將與美國的關係，視作其頭號外交關係。之所以如此，不僅在於美國的強大，更在於：美國是最民主的國家，最樂於助人的夥伴，最負責任的大國。
細數中共的盟友，為數寥寥，且都是“國際孤兒”。北朝鮮，長期與國際社會為敵，典型的“亞洲孤兒”；緬甸，不僅受到國際孤立和制裁，甚至在其所處的東南亞地區，也受到東盟國家集體孤立和制裁；古巴，長期置身國際社會的封鎖牆下；蘇丹與辛巴威，為大多數國家、包括非洲國家所不齒；伊朗，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即便在中東地區，也被視為“狂人”國家而落單……
同屬獨裁和野蠻陣營，中共與這些盟友同病相憐。這些盟友的國際處境，折射出中共本身的國際處境：脫離主流國際，淪為邊緣國家。僅僅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才使中共免於落入同上述小國完全雷同的淒涼境地。
南亞國家抗災，不敢邀請中共，因為擔心後者趁機搞“間諜活動”。儘管中國經濟規模在俄羅斯之上，但因中國不是民主國家，而被排斥在八大工業國行列之外，反倒是民主的俄羅斯，被列入傲人的“G8”成員。即便在中共最津津樂道的“上海合作組織”裏，也只有中國領導人未經民選，形象尷尬。加入該組織的其他國家，也從未把這個鬆散組織當一回事。換言之，在國際上，中共幾乎沒有幾個“靠得住”的盟友。中共在國際上的處境，即便不是絕對孤立，也肯定是相對孤立。
78． 誰在製造“妖魔化”？
中共經常抱怨美國或西方“ 妖魔化中國”，其實際意思是“妖魔化中共”。若干御用文人甚至炮製了一本名為《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為外國媒體對中共的“負面報導”大肆叫屈。不可一世的中共，居然叫起屈來，倒是令人玩味。在中國，所有媒體，為中共一統，強行“輿論導向”，強制“正面報導”，把個禍國殃民的中共，塑造成一貫的“偉大光榮正確”。對照之下，西方媒體披露真實的中共，報道真實的中國，自然不如中共的意。
西方民主國家，言論自由，新聞獨立。媒體的權威，就在於其客觀性和公正性。媒體必須守法，但並不受政府左右；而且，各大媒體，競爭激烈，針對同一事件，往往發出不同聲音。換言之，西方媒體，百花齊放。即便有傾向，也是不同的傾向，至少有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妖魔化”中國或中共，幾乎不可能。
真正製造“妖魔化”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它妖魔化美國，妖魔化西方，妖魔化臺灣，將文明國度，描繪為“水深火熱”、“亂象紛呈”；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同胞 ---- 所有批評它的國人。在這方面，其精心造句、斷章取義、編造歪曲、尖酸刻薄、與惡毒咒駡，無所不用其極。“文革”語言，沿用至今。
中共對待媒體，從來持雙重標準。一方面，利用海外的民主空間，派出官方媒體，到他國紮根，宣傳自己，隨心所欲；另一方面，決不允許他國媒體到中國立足。到後來，中共甚至乾脆規定：外國媒體在中國的報導，須經由中共的新華社審核，以新華社的報導為准。惡霸嘴臉，等於向整個文明世界挑戰。
79． 中國人“仇外”嗎？
近代中國人“仇外”，以“義和團”運動為標誌。“義和團”殺西方傳教士、攻打西方駐華使館，引發八國聯軍入侵，給中國歷史留下恥痛一頁。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播福音，最恐慌的，莫過於閉關鎖國的滿清專制政權，唯恐危及其封建法統。故而利用“義和團”，掀起“排外”浪潮。“排外”失敗後，清廷對“義和團”改撫為剿，致其滅絕。
中共當權後，效法清廷，故技重施，不時煽動“仇外”情緒，不時掀起“排外”浪潮。“文革”中，紅衛兵公然衝擊、焚燒、砸爛外國駐華使館，毆打外國駐華使節，不僅為“義和團”運動的翻版，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背後，正是出自中共頭目毛澤東的指使和縱容。
從“批判資本主義”到“打倒帝修反”；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警惕‘西方和平演變’”；等等辭彙，都是中共出於自身極權統治的需要，不斷變換招術，所精心編排的“仇外”理論，也是中共仇恨哲學的一部分。以至於，遭強制洗腦而別無選擇的部分當代國人，情緒發洩的管道，就只有“反美”和“反日”這兩個主題。
然而，熱衷美國大片，流行外國歌曲，瘋狂移民，甚至大舉偷渡，大部分中國人展現的，恰恰是“崇洋迷外”，而非“仇外排外”。中共領導本身，更是“崇洋迷外”的帶頭人：毛澤東與江青夫婦，酷好外國商品，癡迷西方電影，即便在“文革”中，也不曾捨棄須臾；當今中共官員，人手幾本護照，隨時準備“開溜”，哪里有半點“仇外”痕跡？
中國人原本並不仇外，中華民族博大包容，在唐朝時，曾顯現“萬邦來朝”的天國胸襟。近代或當代中國人的所謂“仇外”情緒，不過是極權者蓄意引導和煽動的結果。可以預見，一伺獨裁統治終結，中國將成為最具多元化和國際性的大國，中華民族將重現博大的胸懷和包容的風采。
80． 是“中國威脅”還是“中共威脅”？
國際上流行“中國威脅論”，直接來由是：中共當局窮兵黷武。中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三至第七之間，按人口均攤，仍排名世界近百位處
，並非發達國家。但中國軍費開銷，卻位居世界第二、亞洲第一。
龐大的軍費，如果用在教育或“扶貧”上，中國民眾將享有多大實惠！然而，這卻不能由中國民眾說了算。在軍事上，中共想花多少，就花多少。中共之所以能夠如此，還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小圈子決策，當權者不受監督與制衡，可以我行我素。反觀臺灣，因為是民主社會，臺灣政府採購軍備，受到立法院和民間層層掣肘，乃至於無法實現。
“中國威脅論”，與其說是由外國炒熱的話題，不如說是由中共自己炒熱的話題。中共擴軍耀武，殺氣騰騰，甚至悍然用導彈攻擊衛星，遭致文明世界的廣泛疑慮和不安。美國、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都紛紛將共產黨中國列為最大潛在敵。
然而，在中文語法上，“中國威脅論”卻不免爭議，準確名稱，應該是“中共威脅論”。因為，中共擴軍，首先針對中國民眾。中共聲稱“
軍隊在保衛國家安全時起著關鍵性作用。”中共口中的所謂“國家”，往往就是“政府”的代名詞。“國家安全”，就是“政府安全”。中共當權後，兩次最大的軍力調動和使用，都是槍口朝內，以中國民眾為靶子。一次是“文革”，毛澤東調集軍隊，大規模“支左”，直接介入“文革”動亂；另一次是“六四”，鄧小平調動三分之一的正規軍、共計三十多萬軍人，包圍北京，血洗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撲滅民主之火。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初始的汕尾血案等，則是中共武力鎮壓民眾的最新實例。
中共炫耀武力，其次是針對臺灣人民，按照大多數中國民眾的認知、以及中共當局的宣傳，“臺灣同胞”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自己人”。中共用數百枚導彈瞄準臺灣，隨時準備陷臺灣人民於水火。這種針對“臺灣同胞”的恐怖行為，廣義而言，也是針對中國人民
。
在主要瞄準中國人民和臺灣人民之後，中共剩下的槍口，才針對外國。然而，窮兵黷武，是中共一党行為，不代表中國人民。如果有朝一日，中國轉型成為民主國家，相關國策必然轉向。一個民主、繁榮、強大的中國，不僅能與世界和睦相處，還將為世界的民主與和平發展作出等額貢獻。總之，對人類而言，不存在“中國威脅”，只存在“中共威脅”。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
未來篇
81． 中國距文明世界有多遠？
就物質水準而言，中國與文明世界，尤其西方國家，差距依然巨大。如前所述，擁有最多人口的中國，經濟總產值僅排名世界第三至第七之間，而人均產值仍然掛尾於世界近百位處。以經濟、技術、管理、效益等綜合指標而論，中國落後西方國家，至少五十年。
精神領域的差距更形顯著。且不說政治獨裁、文化專制、宗教壓抑、人性摧殘，使中國依然淪陷於中世紀般的黑暗。僅就一般意義上的觀念而言，中國的落後都十分明顯，主要是當權者觀念的落後。
2004年底，南亞發生海嘯，28萬人喪生。幾天後即為新年，各國紛紛宣佈元旦日為哀悼日，中共當局卻在中南海舉行盛大晚會，“張燈結綵
，笑語歡聲，鼓樂陣陣，絲管悠揚。”中共當權者的興高采烈，與全世界的巨大悲痛形成鮮明對照。外電評論：這讓外界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政治發展何以嚴重滯後。
從唐山大地震，數十萬民眾喪生，到新世紀之交，天災人禍頻仍，如陝西礦難，大量工人死傷；江西火災，數百小學生被燒死；非典蔓延，無數國人遭殃；貧困子弟因交不起學費，頻頻傳出自殺悲劇……中共都不曾宣佈哀悼，甚至蓄意隱瞞真相。一個連本國民眾都不願善待的政府，又如何能善待人類，成為“負責任的大國”？
巨大的落差，還在於意識形態的對照。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誓言向全世界推廣民主，認為：一個更加自由的外部世界，將使美國更安全
。同一時間，中共領導人卻號召學習古巴、朝鮮，聲稱：古巴、朝鮮雖然經濟困難，但政治上一貫正確。證明，整個中共，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守舊集團。從政治、文化、宗教、社會道德等精神領域綜合而言，中國落後西方國家，至少一百年。
82． “強國夢”從何而來？
任何民族，都懷抱一個“強國夢”，中華民族也不例外。中國要強大，中國要崛起，成為中國人的共同心聲。有人誤以為，要強國，就必須穩定；要穩定，就必須專制。實際上，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無一例外地，都懷抱“強國夢”。但如何達到目的，手段卻有正有邪。
歐美國家選擇以民主與和平手段，實現“強國夢”，堪稱迄今人類最完美的形態。相反的例子則有：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和納粹德國，煽動民眾，發動對他國的侵略戰爭，去實現大和民族或日爾曼民族的“強國夢”；冷戰中，蘇聯共產黨惘顧國計民生，不計軍備競賽的高昂代價，盲目追求“強國夢”。
德日兩國本身沒有想到的是，它們幾代人孜孜以求的“強國夢”，並未經由戰爭途徑而實現，反而經由民主改造而達成。德日兩國的教訓和經驗證明：以專制或戰爭，與美英等國代表的民主陣營對立，只能是死路一條；以民主與和平姿態，與文明世界和諧相處，才是有效的崛起之道。冷戰中，專制的蘇聯與民主的美國相對壘，也以失敗告終，應是同樣的道理。
如今，中共厲行獨裁，窮兵黷武，對內鎮壓，對外威脅，無非是步蘇聯、日本和德國的後塵。中華民族的強國之路，因此面臨叢叢險阻。中共肆意炒作“強國論”，鼓吹“強國夢”，迷惑了不少國人，實則另有目的：無非是要轉移民眾視線，不准民眾關心國事，只准民眾“向錢看”。中共之心，說到底，還是為了一黨之私，固守其既得利益。
83． 誰是“中國崛起”的最大阻力？
中共宣傳：美國“不願意看到中國強大”；日本“害怕中國超越”；歐洲列強“亡我之心不死”。把內部的問題推到外部，歷來是極權者的強盜邏輯。
事實上，近代中國，曾經有多次崛起的機會，幾乎都為中共所葬送。上世紀初，中華民國建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1912至1936），中國經濟，曾以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長。但因中共作亂於內、日寇侵略於外，竟至聯手顛覆國民政府，中國錯失崛起之良機。
1949年，中共當政，本應安定民心，發展生產，卻熱衷階級鬥爭，大搞迫害運動，與民為敵，與鄰為壑。中國不僅再次錯過崛起機會，而且急速倒退。1989年，中國大地卷起民主潮，中共忤逆民心，武力鎮壓，使中國錯過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同步發展的天賜良機，進而再次錯失全面崛起的機會。
今日中共，因心行不正，缺乏安全感，故而窮兵黷武。每年軍費開銷，以兩位數狂漲，往往達到中國經濟增速的兩倍以上，老百姓的血汗錢，就此糟蹋；對外，中共奉行“反美路線”，與世界唯一超強處於長期敵視和對峙狀態，使中國坐失引進技術與融合國際的良機；同時，中共公然與流氓國家為伍，空耗中華之物力，損人而不利己。這些倒行逆施和本末倒置的“內外政策”，嚴重危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置中華民族於危險境地。這一切，充分證明，中共本身，就是“中國崛起”的最大阻力。
84． 中國人口多，是發展慢的理由嗎？
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人口多，並非不利經濟發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經濟發展。比如，當年的西德與東德（人口：前者為後者3.5倍），如今的南韓與北韓（人口：前者為後者2.5倍），經濟差距懸殊，不僅在於西德和南韓的制度優越，也在於他們的人口優勢。美國與加拿大（人口：前者為後者10倍），香港與澳門（人口：前者為後者15倍）等，在同等的環境條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經濟強弱的對比。世界經濟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國：美國人口密度適中，日本和德國則均屬人口稠密（稠密度超過中國）。
近十幾年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經濟有所起色。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人口多，勞動力廉價，成為這兩個人口大國“經濟崛起”的關鍵。
在中國，東部比較發達，西部相對落後，形成東西部差距，其實也源於人口的差距。東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為西部最發達身份）。西藏人口極少和極稀薄，也是發展滯後的原因之一。所有這些，都證明，人口多，並非不利於經濟發展。以人口多作為“難以發展”和“慢慢來”的理由，不過是無能的或腐敗的當權者推卸責任的藉口。
85． 中國人素質差嗎？
中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在這個歷史長河的大多數時期，無論在文化、經濟、政治、科技等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中華民族智慧、勤勞、善良，堅韌，創造了獨特而燦爛的東方文化，傲於世界。以這樣巨大的創造力和文化影響力，中華民族不可能是一個劣等民族，中國民眾的素質也不可能低於任何其他民族。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執政，作惡多端，倒行逆施，每每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文物、環境等，為之遭受毀滅性破壞，中國與文明世界差距急劇拉大。與此同時，因為中共蓄意貶低綱常倫理，踐踏傳統美德，導致中國人道德水準嚴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國人素質差”的錯覺。而每當國內外有民主改革的呼聲，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國人素質太差，不適合“搞民主”。
縱觀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華人集中的國家和地區還包括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這些地區，經濟均高度發達；臺灣擁有高度民主；香港享有高度自由；澳門和新加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沒有人懷疑，在這些地區，華人的素質會遜色於任何其他民族。
指責或暗示中國人素質差，並由此推論中國人不配享受民主，是對中國人民的最大侮辱和歧視。當印度、泰國、菲律賓、印尼、柬埔寨、阿富汗、格魯吉亞、海地、尼日利亞等各大洲各國的人民，都能夠心情舒暢地享受自由和有序展現民主程式的今天，中國人沒有理由淪為例外。
86． 是人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
中國的種種弊端，主要歸結到制度。然而，有人不同意，認為：是人的問題，不是制度問題。理由是：制度也是人設計的；有什麼樣的國民
，就有什麼樣的制度；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沒錯，中國人當然有問題。上世紀初，當皇權既倒，共和初建時，中國民眾對新生民選政府過度苛責，並視國會論爭為“一派亂象”，以為一個聲音或鴉雀無聲，才顯得“井井有條”和“行禮如儀”。民眾的保守心態和淺薄見識，成為專制復辟得逞的原因之一。這一“虛假民意
”，至今仍在相當程度上支撐著中共獨裁政權。
也有人說，是文化問題。沒錯，中國文化當然有問題。中國文化以家庭為中心，追求發家致富和光宗耀祖，對他人缺乏博愛，對社會缺乏責任。這種狹隘的心態，形成自私自利的人生社會哲學：“不管閒事”，“莫問國事”，“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共奸巧地利用和張揚這一點，輪流迫害中國民眾中的“少數人”，而毫無顧忌。中共深信，大多數人只會袖手旁觀，甚或幸災樂禍。
人有問題，文化有問題，但制度更有問題。西方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對人性弱點的防範上，而著重監督與制衡。中國的一黨專制制度，不受監督，不負責任，縱容乃至放大人性的陰暗面，以至於官場腐敗橫行，民間道德淪喪，只見私利氾濫，不見公德昭彰。中華民族自有優點
，如勤勞與厚韌；中國文化自有精華，如仁政與民本。但中共倒行逆施，令中國人性的光輝和文化的亮點，幾乎喪失殆盡。
制度與人，相輔相成。好的制度，培育好人；壞的制度，滋生壞人。人的問題和文化問題，都並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但改革制度，卻可以立即著手。當一個彼此制衡、有效監督、公開選舉的制度建立並鞏固之後，人的問題和文化問題，都將獲得有效改善的基礎和捷徑。就此而言，解決制度問題，最為緊迫。
87． 中國需不需要宗教信仰？
大凡宗教，都主張仁愛、博愛、慈悲、關懷、奉獻。宗教信仰和信仰自由，是文明國家立國的基石，尤其在西方，更是優良傳統。在西方國家，大多數民眾具有宗教信仰，少數不具信仰者，也深受感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宗教情懷。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渴望上天堂，而恐懼下地獄，他們待人以誠，積極行善，至少不幹壞事。這正是西方道德水準較高、社會秩序良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北朝時代，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基督教傳入中國，則僅僅始於近代。然而，多數中國統治者囿于狹隘思維，唯恐宗教信仰危及其專制利益，有意防範，甚至閉關鎖國。以至於，宗教信仰始終未能在中國社會形成主流。
鑒於普遍缺乏信仰，大多數中國人，將今生今世的富貴，即俗名俗利，當成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劣質部分，權力、官位元、富貴，幾乎成了同義詞。故有“苟富貴，不相忘”和“取功名，圖富貴，平生足願”等直言不諱的說法，並影響至今。中國社會道德普遍低下，原因也在於此。
中共狂言：“宗教就是鴉片。”為此大規模毀滅宗教神跡、鎮壓宗教活動、迫害宗教信徒，激起人神共憤。人類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但在中國，凡家庭教會、地下教會、及一切非官方教會，甚至氣功流派，都仍然在中共的“打擊”之列。中共自稱“無神論者”，實際上，中共害怕的是，民眾信神而不信中共，將危及中共的獨裁統治。
中共逆天而行，直接引發當代中國社會道德災難：人性淪喪，人性泯滅。認錢不認人，笑貧不笑娼。中國需要經濟發展，更需要道德重建。提倡宗教信仰，實現信仰自由，是拯救國人靈魂、促進社會和諧、保障國家穩定的良方。
88． 批評共產黨，有用嗎？
有人說：“幹嘛老罵共產黨？幹嘛老批評共產黨，你們應該幫助它，給它提建議。”還說：“那樣效果更好”。顯然，有人經中共長期洗腦，習慣了共產黨的謊言，也習慣了共產黨的統治，乍聽得對共產黨的批評，就顯得不習慣、不適應、以至不舒坦。那些長期把中共混淆為中國的人，尤其顯得不適應和不舒坦。
且不說，無數的教訓是，那些幫助共產黨、給共產黨提建議的人們，都被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遭到無情鎮壓、殘酷迫害、乃至肉體滅絕。就連民主制度下，民選的執政黨，都經常受到社會的批評；那麼，有什麼理由，我們要對專制制度下，獨裁的執政黨，網開一面？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然而，它的總統和政府，卻經常受到媒體和民眾的批評。歷屆美國總統，幾乎都是在激烈的批評聲浪中，度過了他執政的四年或者八年任期。拿民眾權利和政府權力相比，美國實際上是“大社會、小政府”。而這恰恰就是美國富強的原因之一：政府在民眾和輿論的嚴密監督之下，不可能做出違背民眾利益、損害民眾權利的“出格”事。
有人說：“批評共產黨，沒有用！”事實上，最近幾十年，中共的許多政策變遷，不管它承認還是不承認，都是在國內外批評聲浪的壓力下，被迫作出的調整。從“改革開放”到“建立和諧社會”；從逐步取消戶籍制度，到被迫取消收容制度；等等，莫不如此。獨裁者的特性就在這裏：民眾不抗爭，它就不讓步；民眾短促抗爭，它也不讓步；只有民眾持久抗爭，它才可能勉強讓步。正所謂：“滴水穿石”。
還有人說：“在海外批評共產黨，沒有用！有本事，就回去。”事實之一：不是流亡人士不敢回去，而是中共心虛，不敢讓流亡人士回去。事實之二：當國內輿論不能發揮監督作用時，國外輿論卻發揮了相當的監督作用。海外輿論和流亡人士的批評，不僅令中共心驚肉跳，稍能節制其肆無忌憚；而且，成為國內民眾的資訊補充和精神補品，鼓舞他們抗擊獨裁的信心。此等效力，猶如“出口轉內銷”。
89． 中國人口多，就不適合搞民主嗎？
世界上許多民主國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國、韓國、印尼、巴西，等等。僅以印度和中國對比：印度人口10億，中國人口13億；印度國土面積，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其人口稠密度遠遠大於中國。
印度人口眾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總總，社會極為複雜，如果沒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與衝突都難以想像，也難以化解。雖然印度經濟曾經發展稍慢，但社會相對和諧。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會和諧的基礎上，今天的印度，經濟開始起飛，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戰前，嚴格說來，世界上以公開選舉和新聞自由為主要標誌的民主國家，只有兩個：美國和英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民主國家發展到102個，占全球國家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在這些民主國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實證明，人口多寡，從未構成是否適合“搞民主”的標準。
90． 西方民主是否適用於中國？
有人習慣於區分“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習慣於比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最鮮明、最有意義的區分和比較，還是民主與專制。有人又把民主與專制，區分為西方的和東方的。中共就以“西方民主不適用中國”為由，拒絕民主。儘管中共本身就從西方抄來“馬克思主義”。
其實，專制的意義很單純，就是當權者獨斷獨行，鎮壓和迫害異己。民主的意義也很單純，就是人人享有自由與平等，公眾對當權者構成監督和制衡。所以，無論專制還是民主，都無所謂東西方之分。
以公開議政、自由選舉、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為主要標誌的民主形式，儘管近代首先誕生於西方，但就民主思潮而論，在古老東方也自有其發源。大約兩千年前，中國先賢孟子就立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實就是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之一。
如今，民主不僅在西方成為現實，也在東方成為現實。甚至在一些宗教和文化極不相同的國度成為現實，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代世界歷史證明，民主適用於西方，也適用於東方，適用於大多數民族與國家。必然地，也適用於中國。
91． 民主意味著動亂嗎？
恰恰相反。大量統計顯示，經濟成功和長治久安的國家，大多是民主國家；經濟貧困和動亂不止的國家，大多是專制國家。政治民主，與經濟成功和社會穩定，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另一項統計顯示：區域性衝突和世界大戰，往往由專制國家挑起。可見，民主政治，不僅有利於本國穩定，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重法治，專制國家重人治。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專制與人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國家，公民權利受到高度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規範。在專制國家，公民權利不受保護，公民對他人和社會權利也沒有尊重的習慣。人民權利輕易遭當權者踐踏，人與人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動亂和衝突便容易發生。
再次比較中國和印度，最能說明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印度實行多党民主制度，中國保持一黨專制體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發生在中國的種種慘禍：印度沒有出現諸如中國“大躍進”似的胡搞蠻幹；印度沒有發生諸如中國因經濟崩潰而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印度沒有上演諸如中國“文革”大規模破壞文化文物、摧毀經濟教育、彼此羞辱仇殺的醜劇；印度沒有釀出諸如中國“六四”般的大屠殺；印度沒有發生諸如中共當局對法輪功信眾的群體滅絕……
這一切都是因為，印度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及其所有對權力構成監督與制衡的社會機制。事實證明，正是這類透明的社會機制，能夠有效緩解矛盾、化解衝突、平衡利益，從而保持社會穩定。
92． 言論自由危害國家安全嗎？
古人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說的就是，暢所欲言，對人有利。同樣，公民議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利於國家。中國古人鑒定明君，有“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樣板；鑒定忠臣，則有“武死戰，文死諫”的標準。一個“聽”字，一個“諫”字，都體現言論的珍貴，及其對國家安全的重要.
歷代獨裁者為一己之私，才奉行 “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還有一個成語：殺人滅口。換一個說法：滅口，是為了殺人。要麼是肉體上的屠殺，要麼是精神上的謀殺。所有阻礙言論、封鎖新聞的獨裁者，奉行的，都是殺人政治。殺人政治，使這個國家淪為危險之邦，絕無安全可言。
據統計，就殺人而言，凡共產黨當政的政權，都創下該國歷史之最。其中，中國共產黨更是高居榜首，屠殺中國民眾數千萬！足可證明，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人民的安全，也沒有國家的安全。有的只是當權者的安全罷了。當然，當權者的這種安全也只是暫時的。當獨裁者最終遭到歷史審判和清算的時候，他們才會意識到，正是他們當初的所作所為，為他們兇險的結局埋下了伏筆。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頭目，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現時現報，都殷鑒不遠。
當代文明國家的一個基本標誌，就是言論自由。包括交流自由、表達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論自由，不僅保證了公民的說話權利，也保證了這個國家的公共安全。
93． 共產黨變了嗎？
有人說，中共也在變，應該給它機會，給它時間。有人舉例說，至少，“中國經濟在發展”。且不說，中國民眾已經給了中共無數機會和時間，中共故態依然。就說發展經濟，那不過是任何政府的基本職能，而並非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特別情事。歷史上，恰恰只有中共當政時，才曾經人為限制、甚至破壞經濟（如大躍進與文革時期）。
今日中國，經濟有所增長，參照和對比的，乃是中共的破壞時期。與其說是發展，不如說是恢復。除經濟之外，舉凡政治、社會、新聞、文化、藝術、宗教，等等領域，中共繼續施以人為封鎖，限制發展。使中國社會，處於病態的扭曲：法制不彰，社會不公，貧富不均，人心不平。道理很簡單，單純的經濟增長，代替不了國家的全面發展。
隨著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不可避免地，中國民眾、中國社會、甚至於中共本身，都出現一些變化。民眾思想趨於活躍、生活趨於豐富，社會趨於複雜而多元，中共本身，趨於變與不變的矛盾邊緣。此時此刻，與其說中共在變，不如說中國在變；與其說中國在變，不如說世界在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瞬息萬變。世界的變化，帶動中國的變化；中國的變化，帶動中共的變化。而在其中任何一個變化的環節或過程上，中共都絕非積極因素，而只是消極的、甚至阻礙的因素。
中國民眾思變心切。民眾變化，是主動的；中共變化，是被動的。中共之變，永遠落在民眾之後，而且是在民眾的持續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尤其海內外的批評聲浪，更逼使和促進了中共的變遷。然而，迄今，變化的是表像，不變的是本質。獨裁與專制，謊言與暴力，貪婪與腐敗，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本領。中共還在邪路上走，中共沒有變。
94． 為什麼說中共必然覆亡？
歷史上的專制王朝，或長或短，最終都免不了覆亡。不可一世的暴秦，一統天下後，僅存活了十五年；滿清苟延較長，也不過二百六十七年。專制王朝的共同特點，是依靠人治而非法治。沒有監督與制衡，權力必然腐敗，王朝必然沒落。即便達到“大治”或“中興”，也必盛極而衰，漸至覆滅。中共專制統治，與歷史上的封建專制王朝並無二致，惟更加殘忍和脫離時代。一朝覆亡，已經註定。
從共產主義學說出籠之日起，“第一國際”、 “第二國際”、 “第三國際”，乃至“第四國際”，先後破產，證明共產主義遭到人類的廣泛唾棄。共產黨陣營，以蘇聯為大本營，東歐八國為大基地。而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專制瓦解，民主代之。
國民黨統治時期，許多中共黨員曾經被捕入獄，在他們（如劉少奇、薄一波、江青等）書寫的“自白書”中，大多以“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為懺悔語。這或許只是當時他們為了求生而拼湊的應付之詞，但隨後的事實證明，共產主義之於中國，的確不合時宜。在空洞的理想、蠱惑的口號、和狂熱的個人崇拜下，七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就是鐵證。
縱觀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統治，短則四十多年，長則七十餘年，但最終都逃不脫覆亡的命運，昭示各國共產黨的普遍結局。以中共為首的幾個殘餘共產黨政權，步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後塵，只是時間問題。更何況，當今世界，有競爭的多黨制乃大勢所趨，“吃大鍋飯”的一黨制必土崩瓦解。
古人雲：皇天后土，德者居之。又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中共無賢無德，暴戾殘忍，竊據高堂，褻瀆神靈。中共不亡，天理難容。當中共成為過去式，當中華民族從噩夢中蘇醒之日，一定會記取，在中國歷史上，曾經鬧過共產黨，那是怎樣的殘暴血腥，又是怎樣的荒唐離奇，為這個民族，留下永難磨滅的傷痛和恥辱。
95． 有什麼力量可以取代中共？
有人說，中共固然很壞，但目前的中國，並沒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中共一旦覆亡，中國豈不大亂？
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建立在現實的假像之上。首先，這種看上去“沒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假像，是中共人為製造的。當年中共組党時，並未經由任何“合法程式”。中共以暴力手段攫取國家政權後，實施最嚴厲的黨禁，任何人結社組党，必須向中共提出申請和登記。中共恩賜了幾個“民主黨派”的存在，作為眾星拱月的點綴，但這些花瓶般的“民主黨派”，必須奉中共的旨意行事，實際就是中共的延伸。除此之外，任何獨立人士結社或組黨，中共都不予批准。
非但如此，意圖結社組党的人士，還面臨牢獄和死亡的威脅。遠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林昭等人意圖組黨，竟被判處死刑。近如1998年，全國數百志士籌組“中國民主黨”，並遵循中共的“合法程式”，提出申請，中共非但拒絕，反而展開大規模鎮壓，將籌組者悉數抓捕，判處重刑。中共擺出惡霸派頭，不准任何人結社組党，人為造成中共一黨專政的局面和一黨獨大的假像。
如果不是中共的封鎖，13億人口的泱泱中華，有的是健康可靠的政治力量，有的是遠見能為的政治人物。中共的殘酷打壓，使所有進步力量，轉為潛在狀態。它們潛存於民間，等待如朝陽般噴薄欲出、如火山般爆發震撼。蘇聯和東歐的劇變，就是最好的證明：一旦打破黨禁，各種政治力量便如雨後春筍般誕生，經和平競爭，有的壯大，成為執政黨；有的守小，也自有其監督地位。
從歷史上看，不同的政治力量，從來都如波浪競逐，輪流或同時支配著中國的命運。五千年的中國，落入共產黨之手，也不過就是這半個多世紀。從世界上看，受共產黨控制的國家，已經寥寥無幾。腐朽的中共，被民主力量取而代之，當屬指日可待。
96． 沒有共產黨，中國會四分五裂嗎？
為了掩蓋人心的分裂，中共把“統一”的調子唱得很高。於是有人誤會：共產黨維持了中國的統一，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四分五裂。中共更以此為藉口，強霸國政。事實上，共產黨本身以製造分裂起家，對外主張“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對內搞“武裝割據”，建立“國中之國” 。毛澤東曾公開主張：把中國分成七塊，提出湖南等省“可以獨立”，並熱切希望由日俄兩國瓜分中國。
中共不僅這樣說，也這樣做，製造了實際的分裂。比如， 1949年，中共篡政，海峽兩岸，由合而分，反而變成“一邊一國”。又比如，中共大規模毀滅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引發藏人起義，最高宗教領袖出走，藏人獨立意識覺醒。至於新疆，也是因為中共的宗教和文化滅絕政策，最終導致維吾爾人掀起獨立運動。由此可見，把國家統一的希望，寄託於癡迷暴政的共產黨，根本就是與虎謀皮。
歷代中國人，具有統一的傳統意識，但也能坦然面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自然迴圈。畢竟，“強扭的瓜不甜”。有人以蘇聯解體為例，擔心中國分裂。其實，由十五個在語言、宗教、文化、地緣等背景絕然不同的國家，強行綁成的蘇聯，本身就是蘇共擴張和鯨吞的結果，不具合法性和合理性。蘇聯的解體，出於人心，合于自然。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自古就以黃河與長江為軸，形成版圖較大、相對統一的國家，未來出現裂變的可能性相對小得多。在中共篡政之前，中國本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大國，包括臺灣，與蒙古邊界也未定。中共當政，不僅未給中國添加尺土寸水，反而南分臺灣、北去蒙古。
但如果任由中共的暴政持續下去，未來中國裂變的可能性勢必增大。道理很簡單：人心的分裂，更大於領土的分裂；一旦人心的分裂達到某種臨界點，領土的分裂就接踵而至；甚至於，某起重大突發事件，都可能導致國家一夕崩潰，恰如蘇聯的“八一九”事件（蘇共保守派的復辟政變及其流產）。
換言之，沒有共產黨，中國不會四分五裂；沒有共產黨，人心更統一。惟需早日結束獨裁，實現民主，以人心的統一，維繫領土的統一。那樣的統一，才是自然的和經久的。
97． 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
在共產黨把政之前，中國歷史已經五千年，其中大多數時期，中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經濟發達，科技進步，文化燦爛，曾經歷“大治”、“中興”、“萬邦來朝”等許多代盛世，深刻影響人類世界。到了共產黨時代，中華民族卻遭受了最巨的破壞、最烈的動亂、最大的饑荒、最慘的屠殺。
環顧世界，凡是共產黨當政的國家，都與貧困、饑餓、殺戮、血腥等脫不了干係。反而是那些沒有鬧過共產黨的國家，動亂較少，破壞較輕，痛苦較小。尤其，拒絕共產主義而堅守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更成為最富有和最安樂的美好國度，為全世界人民所嚮往。
華人遍佈全球，創造了諸如臺灣的民主、香港的自由、澳門的富裕、和新加坡的整潔。唯獨，寄生祖國的本土華人，卻受到最大的約束、淩辱、和加害。而這一切，都來自於共產黨。不管是歷史還是現實，都昭告世人：沒有共產黨，中國最好辦；有了共產黨，中國最難辦。的確，以惡為本和獨斷專行的中共，一直就是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礙。舉凡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文化豐富、社會多元等現代國家指標，都受困於中共，而無從發展，或進程緩慢。
一旦沒有共產黨，一旦擺脫共產黨，以13億中國人的理性和智慧，對內推廣民主，集思廣益，共舉賢能，治國安邦；對外融入文明世界，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實現東西方文化、經濟、技術、與人才的大交流、大匯合；輔以信仰自由、宗教普及、道德回歸、法治肅立。中華民族，必能飛速發展和發達，以文明和強盛之姿，恒久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98． 如何看待民主“亂象”？
西方國家的媒體，常常把該國負面新聞放在顯著位置，諸如槍殺、火災、失業加劇、政客醜聞，等等；在新興民主國家，如韓國、墨西哥、臺灣等，朝野政黨動輒大開口水戰，甚至在議事的國會大堂上，互相叫駡，乃至大打出手。有人據此認為：民主有什麼好？民主就是一團亂。如果民主就是那樣，中國寧可不要。云云。
如果僅僅從媒體上去認識西方，很容易得到一個“亂”的印象；幸好許多中國人到過西方，見聞了這些國家的高度文明和空前發達，才知道，西方媒體上的危言聳聽，實則具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漸的建設性功能。許多中國人沒有到過臺灣，僅僅因為從報紙上頻聞其朝野爭執、從電視上目睹其“立法院打架”，就以為臺灣“亂糟糟”。然而，凡是到過臺灣的人，都發現，民主的臺灣，社會安寧，人民富足，城鄉井然有序。每逢選舉，看似喧囂，實際上，民眾像過節般開心；一侍選舉結束，街市歸於平靜，民眾相敬如賓、安居樂業。
越過媒體，零距離感受西方和臺灣，印象迥異。原來，民主的亂象，是看得見的，是人為放大的，因而是表面的；專制的亂象，卻是看不見的，是人為縮小的，因而是深重的。在中國大陸，因為征地和拆遷，或者基層選舉舞弊，常常引發大規模警民衝突；甚至因為官車刮傷了平民，或者官員強姦了民女，就動輒引發萬人暴動。民眾怒不可遏，砸車輛，燒建築，官方則出動成千上萬武警，打人抓人，甚至開槍鎮壓。這等亂象，比比皆是，月月發生。僅因中共封鎖資訊，海外通過網路，才輾轉得知；而國內，各地消息隔離，民眾互不知情，目擊者都以為是“孤立事件”。身處火山口一般的中國，還以為那是“太平盛世”。
民主初生之時的“亂象”，猶如產婦臨盆的陣痛，陣痛之後，是新生命的誕生；專制之亂象，猶如腫瘤的肆虐，隱形的發作，遲早通向死亡。民主的常態是鬧劇，鬧劇的結局是喜劇；專制的常態是默劇，默劇的結局是悲劇。
99． 為什麼必須公開選舉？
選賢擇能，任賢用能，從古至今，就是人類活動的基本法則。古代中國，有科舉制度，依考試測智慧，以智能授官職。“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聞。”說的就是：不問出身，唯才是舉。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建立民主選舉制度，讓能者競選，由民眾投票，全面公開，務求公正，更為革命性的進步。
反觀共產黨把持下的中國，仍然搞小圈子欽定，高層自封領導，再由上級指定下級。其官員產生機制，不但遠遠落後於當代民主國家，連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度都不如。故而，權力私相授受，裙帶關係成風；“高幹子弟”和“太子党”等辭彙，民眾耳熟能詳，深惡痛絕，活脫脫寫照了一個現代世襲制。與此同時，官員庸碌，怠忽職守；濫用權力，貪贓枉法；官場腐敗，國庫通私。種種劣跡敗象，光怪陸離，無不創下世界之最，令人拍案不已，驚奇不盡。
公開選舉，恰是真民意的試驗場。選舉前的民意測驗，選舉中的民意彙集，選舉後的民意監督，都使民眾呼聲獲得全面而有效的傳達。民意如水，官員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眾可以把某人選上去，也可把某人選下來，端視此人是否稱職，是否聽命於民。此時，民眾成了上帝，官員成了僕役，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惟其如此，民眾的心聲才能得以切實反應，民眾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小圈子欽定的官員，只對小圈子負責，一心維護小圈子的既得利益，視民眾為草芥；公開選舉的官員，必須對選民負責，自覺為民眾代言，全心為民眾效力。
壟斷市場，在經濟上“吃大鍋飯”，是不道德的行為；同理，壟斷權力，在政治上“吃大鍋飯”，更是不道德的行為。引進市場競爭，才有經濟繁榮；同理，引進多黨競爭，才有政治活力。由此，是否建立公開選舉制度，也成為一個分水嶺，鑒定一個國家，選擇文明還是固守野蠻。
100． 為什麼說“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
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過程曲折，起伏多變。其間，也曾經歷多朝鼎盛時代，“大治”、“中興”、“盛世”這類辭彙，耳熟能詳。甚至於“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然而，國家興衰，王朝更迭，起伏跌宕，周而復始。國家經歷週期性動亂，民眾經受週期性驚擾，每每為之付出巨大代價。
“大治”的經濟果實，為何不能保存？“盛世”的輝煌景象，為何不能持久？答案只有一個：歷代王朝，都行政治專制，權力壟斷。假以時日，權力帶來腐敗，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王朝必然為之腐朽，連帶之下，國家必然為之沒落，民眾必然為之遭殃。
近代中國，陷於落後，是相對於世界的飛速進步。為了拯救中國，眾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開掘國家興盛和民眾幸福之路，然而，無一例外地，幾乎都歸於失敗。辛亥革命，開創共和憲政，卻如曇花一現。專制復辟接踵而至。尤其，來了個共產黨，挾暴力和謊言為法寶，把個中華大地，攪得血雨腥風、日月無光。其敗行劣跡，遠遠超過“五胡亂華”。神州淪陷，赤縣哀鳴。即便在當今“盛世”（粉飾的太平）的光環下，也遮掩不住無數弱者受辱、眾多忠良遇害的情節，封鎖不了萬千民眾抗爭、官民激烈衝突的畫面。
為何走不出陷阱？為何達不成和諧？原因只有一個：中共獨霸國政，專制獨裁；閉關鎖國，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之外。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在中國，仍然是黨大於法，人治代替法治。監督機制，形同虛設；權力制衡，無從談起。官員橫蠻，官場腐敗，超過歷朝歷代。
與專制相對立的，就是民主。要解決專制的積弊，必求助民主的良方。民主，就是自主、平等、參與；就是公開、公平、公正；就是比較、競爭、優勝劣汰。說到底，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這是人類經驗的經典總結，也是中國歷史的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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