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表示，228國家紀念館在96年2月28日成立，228基金會當年4月即與教育部簽約，被行政委託代為管理、經營20年，想不到中國國民黨政府上台後，228國家紀念館的經營管理費去年被凍結，今年更被刪除，不僅無法正常運作，連場館的修繕工作都無法進行。
陳錦煌指出，總統馬英九上台前、上台後，多次在公開場合口口聲聲表達對228議題及人權議題表示關注，說要尊重228、記住228教訓，卻放任黨籍立委提案刪除228國家紀念館營運、設立基金會相關預算，根本是「說一套，做一套」兩面手法。
228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說，228基金會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228事件的真相，但在現實環境下，時常受到箝制，經營管理費用甚至被刪除，意圖使228真相被扭曲。228基金會已有「一切歸零，重回街頭」的準備，不會讓228真相被埋沒。98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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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停工中… 228國家紀念館成廢墟
2008-10-13 自由時報電子報
〔記者羅添斌／台北報導〕民進黨政府及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均表明重視二二八議題，並都對成立國家紀念館有所行動及承諾，但原定在今年年底完工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工程陷入長期停工狀態，內部雜亂漏水，形同大型廢墟，前後政府的承諾形同具文。
館內多處漏水 室外雜草比人還高
多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及二二八基金會人員不滿地說，政府說一套做一套，如果真的重視二二八，又怎麼會坐視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工程擺爛到這種程度？基金會人員還透露，既然政府不重視，明年的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及相關活動就要移師到重視二二八的縣市舉辦。
此外，馬英九總統曾在競選期間公開提到二二八議題，還稱選後就要成立國家紀念館，基金會人士說，馬政府如果不願承認扁政府時期成立的紀念館址，大可公開明確的說清楚，也可以將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就地升格，改制為國家紀念館。
位在北市南海路及重慶南路口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是前美國在台新聞處舊址，日據時代為台灣教育會館，國民黨政府來台接管政權後，此地曾短暫擔任省參議會及改制後台灣省政府的集會場所，並由台北市政府列為市定三級古蹟。扁政府核定將此處改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重視二二八？ 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去年二二八當天，紀念館進行揭牌及特展儀式，隨後進行古蹟修復及活化利用工程，但在今年大選過後，工程卻陷入停工狀態至今，在經歷今年多次颱風侵襲情形下，紀念館內目前多處漏水，部分地方的雜草甚至長得比成人還高。
基金會人士不滿地說，國家紀念館的土地是學產基金會所有，工程也是由教育部主管，但對於為何陷入長期停工狀態，教育部卻說不出具體原因，只一再強調會立即復工，但說要復工卻又時時跳票，即便是今天開始復工，對明年的二二八而言，根本就是緩不濟急了，更別提正式開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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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紐約時報對二二八大屠殺的報導
贊郎 編譯
這一則公元1947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對台灣大屠殺事件的報導。以紐約時報的公信度，從第三者的角度看當時台灣的慘狀，正足以戳破國民黨的謊言。
漫長的60過去了，228事件的加害者不但不釋出當時文件，還搶著詮釋歷史加以淡化歪曲！傲慢不知反省的中國黨，你的日子不多了！
譯文：
福爾摩沙一萬人被殺
外國人士表示中國屠殺沒有挑釁行為的示威者
3月28日南京電：一位剛剛由福爾摩沙返回中國的外國人士證實一個月前中國軍隊與警察在反政府示威活動中展開大規模殺戮。
這些見證人估計大約有一萬名福爾摩沙人遭到中國武裝部隊殺害。以示威活動的性質來看，屠殺被形容為「毫無正當理由的」。
參與這些反政府示威活動的是一群手無寸鐵，意圖和平的民眾。每一個南京外電報導都否認有共產黨或日本人鼓動或組織示威遊行的指控。
幾天前剛離開福爾摩沙的外國人士表示: 肅殺的平靜在各地都已經確立，但是槍決與逮捕仍然持續。很多福爾摩沙人逃到山裏，他們害怕若回家將會遭到殺害。
****** 三日屠殺 ******
一位剛由台北抵達中國的美國人表示: 從中國來的軍隊三月七日抵達台灣後，展開三天的縱情殺戮與掠奪。一時間只要任何人在街上被看到就被射殺，民宅被闖入並殺害居民。據說在貧民區地方，到處可見屍體棄置街道上。
有些被砍頭，有些屍身殘缺不全，婦女則遭到強暴; 這位美國人說。
兩位接近屏東靠近打狗(高雄)的外籍女士，指稱中國軍人在當地的行為是「大屠殺」。他們說，沒有武裝的福爾摩沙人在三月四號和平的接管市政，並在當地的廣播站呼籲不要使用暴力。
中國人被邀請與福爾摩沙人領袖共進午餐。但是稍後，更大群的軍人到達，並開始掃射街道。
民眾被機槍射殺，群眾被集合起來集體槍決。鎮上的發言人被殺害，他的屍體被丟棄在公園一整天不准收屍。
一位英國人描述發生在打狗(高雄)類似的事件；福爾摩沙人接管市政。他說幾天後中國士兵由市郊要塞，用機關槍、步槍掃射街道殺害數百人並且強姦婦女與搶劫。福爾摩沙人的領袖被逮捕入獄，許多人被鐵絲緊緊綑綁，鐵絲深陷肉裏。
****** 許多人被傳單所騙 ******
外國見證人報導，飛機空飄下由總司令蔣介石簽名，保證寬大，力勸在逃難的人返回家園的傳單。結果許多人返家後遭到逮捕或槍決。一位外籍人士斷言:「似乎有個殺光所有的菁英的政策」，這些外籍人士的故事得到所有南京重要外國大使的證實。
據報導，福爾摩沙人正尋求聯合國對此事件採取行動。有些人聯繫外國領事，要求將台灣交由聯軍最高統帥管轄，或是成為美國的保護地。福爾摩沙人對中國人的敵意加深了，兩位描述發生在屏東事件的女士表示，當福爾摩沙人接管城市時唱的是美國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原文：
March 29, 1947 - New York Times
by Tillman Durdin
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
Foreigners say the Chinese slaughtered
demonstrators without provocation
Nanking, March 28, Foreigners who have just returned to China from Formosa corroborate reports of wholesale slaughter by Chinese troops and police during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a month ago.
These witnesses estimate that 10,000 Formosans were killed by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The killings were described as "completely unjustified" in view of the na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s.
The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were said to have been by unarmed persons whose intentions were peaceful. Every foreign report to Nanking denies charges that Communists or Japanese inspired or organized the parades.
Foreigners who left Formosa a few days ago say that an uneasy peace had been established almost everywhere, but executions and arrests continued. Many Formosans were said to have fled to the hills fearing they would be killed if they returned to their homes.
****** Three Days of Slaughter ******
An American who had just arrived in China from Taihoku said that troops from the mainland arrived there March 7 and indulged in three days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 and looting. For a time everyone seen on the streets was shot at, homes were broken into and occupants killed. In the poorer sections the streets were said to have been littered with dead.
There were instances of beheadings and mutilation of bodies, and women were raped, the American said.
Two foreign women, who were near at Pingtung near Takao, called th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ldiers there a "massacre." They said unarmed Formosans took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own peacefully on March 4 and used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to caution against violence.
Chinese were well received and invited to lunch with the Formosan leaders. Later a bigger group of soldiers came and launched a sweep through the streets.
The people were machine gunned. Groups were rounded up and executed. The man who had served as the town's spokesman was killed. His body was left for a day in a park and no one was permitted to remove it.
A Briton described similar events at Takao, where unarmed Formosans had taken over the running of the city. He said that after several days Chinese soldiers from an outlying fort deployed through the streets killing hundreds with machine-guns and rifles and raping and looting. Formosan leaders were thrown into prison, many bound with thin wire that cut deep into the flesh.
****** Leaflets Trapped Many ******
The foreign witnesses reported that leaflets signed with the name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promising leniency, and urging all who had fled to return, were dropped from airplanes. As a result many came back to be imprisoned or executed. "There seemed to be a policy of killing off all the best people," one foreigner asserted.
The foreigners' stories are fully supported by reports of every important foreign embassy or legation in Nanking.
Formosans are reported to be seeking United Nations' action on their case. Some have approached foreign consuls to ask that Formosa be pu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llied Supreme Command or be made an American protectorate. Formosan hostility to the mainland Chinese has deepened.
Two women who described events at Pingtung said that when Formosans assembled to take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own they sang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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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imlee.org.tw/
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
李筱峰2007/01/28
本文應該在兩個月前就要寫的。但因自以為身為國內最早將二二八事件寫入論文的研究者，去和一些不曾寫過半篇二二八論文的政客、記者們辯論，實在不成比例，也就罷了。可是越接近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越注意到藍色政客們一些積非成是的言論，透過其同路媒體，意圖壟斷二二八歷史的解釋權，顛倒歷史的是非，已經是不駁斥不行了。
話說去年教育部請我們一批在大學教書的台灣史學者編寫一套「青少年台灣文庫─歷史讀本」，首批六冊讀本在十一月廿四日發表。不得了！中國派藍色政客和媒體還未好好閱讀內容，就先破口大罵，說這些編撰的學者都具有獨派色彩。國民黨立委郭素春還罵說「教育部根本是以官方出版品，提供獨派學者改造青年思想，是在殘忍撕裂台灣。」還有一位淡江大學歷史系的何姓老師，也跟著答腔說，編審委員多為獨派立場鮮明的人，只強調單一立場的讀物給學生看，不 甚妥當。
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學者在編寫歷史不是站在自己國家主權獨立的立場？美國歷史學者一定站在美國獨立主權的立場；新加坡學者，也一定站在新加坡獨立主權的立場，為何台灣學者站在台灣立場，卻被他們攻擊辱罵，到底誰錯亂了？套用郭素春的句型，如果有美國國會議員大罵說：「布希政府根本是以官方出版品，提供美獨學者改造青年思想，是在殘忍撕裂美國」，一定會笑掉人家的大牙！
民主國家在生活價值上應該是多元的，而且應該互相尊重這些多元價值。但是未聽說有任何國家在國家認同上是多元的，除了台灣。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不管她是否繼續採用在一九四九年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國家的國名─「中華民國」，或是正名為「台灣」，台灣都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主權國家。站在自己台灣的立場編寫歷史，竟然挨罵，怪不得台灣成為全世界唯一進不了聯合國的國家，因為台灣還有這麼多反對台灣主體立場的政客、學者與媒體人。
又據報載，前述六本讀本中，最讓郭素春等人不能忍受的，是本人編寫的《唐山看台灣─二二八事件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見證》一書。他們責怪我在書中把當時的台灣形容為「政治腐敗，接收變劫收」、「軍紀敗壞，官兵變強盜」、「大軍壓境，精英變亡魂」。說這些標題是「獨派意識強烈的字眼」。
看到他們如此歇斯底里，讓我想到孔子說的「一言見其不智」。我書中的標題，是根據每一章節內容而下的；而每一章節的內容，全都是來自中國的作家、記者、學者的言論，他們沒有一人是台獨人士，何來「獨派意識強烈的字眼」？至於形容那個時代「政治腐敗，接收變劫收」、「軍紀敗壞，官兵變強盜」，不對嗎？去問問上一代的台灣長輩，那是歷史常識啊！當時如果不是這樣，怎麼會在台灣人熱烈慶祝「光復」的十六個月後爆發二二八事件？
郭素春等人對台灣史如此無知，卻又那般狂妄，顯然不是特例，我準備就這三個主題替這些中國國民黨人上上課。下週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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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成為「劫收」的時代 ╱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之二
李筱峰2007/02/04
上週本專欄〈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指出郭素春等藍色政客與媒體，不能容忍台灣的學者站在台灣立場寫台灣歷史，乃世界上絕無僅有之異象。蓋因每一個正常國家的學者在編寫歷史時，無不站在自己國家主權獨立的立場。
退一萬步看，即使不願站在台灣主體立場寫台灣史，也不能違背史實而扭曲歷史。最典型的例子，正好可以拿他們最不能容忍的本人所編寫的《唐山看台灣─二二八事件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見證》一書來說明。這本書所收錄的言論，無一出自台獨人士，易言之，本書所收錄的中國知識份子的言論，都不是站在台灣主體立場而發，但是他們都能看清當時官場貪污腐敗、軍隊擾民欺民，帶給台灣人民的絕望與痛苦。他們絕不會像郭素春等國民黨人那樣昧於事實，只會替外來統治者粉飾太平，卻還大言不慚出來教訓別人。國民黨人責怪我不該用「『接收』成為『劫收』」的標題來形容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政治。今天就來討論這個主題。
戰後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接收，被民間戲稱為「劫收」，這與統獨立場無關，而是一個歷史常識。試舉數則史料來印證：
一、民族抗日運動前輩陳逢源，在接受歷史學者王世慶教授的訪談時，曾說：「台灣光復時大家都很歡喜，但接收後則大家都很失望，接收之官員貪污很多，台胞都說『接收』為『劫收』。」（見黃富三教授等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
二、中國記者唐賢龍在二二八事變後不久出版的《台灣事變內幕記》也指出：「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
三、再看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香港《華商報》的一段報導：「有很多敵產，被這些接收大員們只以十分之一的價錢買了去，而絕大多數的敵偽房產則都被接收大員們無價地『劫收』了去。」
以上後兩者就是收錄在《唐山看台灣》一書裡面的言論，書上我還收錄許多中國記者有關當時貪官污吏的具體報導，都是讓台灣人民痛心疾首的實例。這種貪污風氣，也無怪乎戰後的台灣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話：「吃銅吃鐵，吃到ALUMI（鋁）。有毛的，吃到鬃簑；無毛的，吃到秤錘；有腳的，吃到樓梯；無腳的，吃到桌櫃。」
對照這麼多的史料，不難了解當時官場的貪污歪風，簡直開了台灣同胞五十年未開之眼界。因此當時台灣民間稱「接收」為「劫收」，根本就是歷史常識，無須辯論。就好像有一句俗話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是用來形容清朝乾隆皇帝的佞臣和珅的貪污，也是清代史的歷史常識一樣，不是和珅的後代出來罵人就能否定的。
台灣土生土長的郭素春等人，不好好讀自己台灣的歷史，卻死抱國民黨教她的意識形態來否定歷史常識，真的是讓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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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之「賊仔兵」╱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之三
李筱峰2007/02/11
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社會，不僅如上週本專欄所述「接收變劫收」，而且「官兵變強盜」。但是國民黨郭素春者流卻不能容忍我在《唐山看台灣》書中用這樣的標題。這樣的標題不符合史實嗎？
國府接管台灣的一年後，《民報》社論就以〈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為題指出：「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1946.10.28）。而上海《大公報》亦有鑑於此，早就呼籲：「國軍在台紀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人望。政府不可置無用之軍，賈怨於人民。」（1946.5.31社論）
當時「國軍」紀律之壞，我們不妨先看看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二二八當時全台憲兵勤務最高負責人）的一段回憶：「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有人看，騎了就走…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就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由於軍隊紀律廢弛，一言以蔽之，姦淫擄掠，結果親痛仇快…。」（見《中華雜誌》總283期）
戰後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說，當時的七十軍被民間稱為「賊仔兵」。自從他們進駐以後，居民飼養的家禽、腳踏車等時常無故失蹤。張拓蕪說：「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才兩年不到就發生了二二八事變，老實說與陳儀及其所屬部隊大有關係。」 （見《大成報》1990.11.21副刊）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軍隊不僅濫殺無辜，而且在捕殺民眾的同時，乘機搶奪財物。作家鍾理和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就記載著在長官公署向民眾開槍的警察及士兵「只顧搶被掃死的人所棄的自行車，至於死人他們是好像沒有看見。」二十一師副官處長何聘如也指陳，移駐中壢的四三六團部「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其行為甚於盜匪。」軍隊駐進台北師範學院時，「台北師範學院遭受一次空前的洗劫。」（何聘如，〈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高雄的楊金海也回憶，三月十日左右軍隊到高雄分區搜查，全家被用槍抵住搜身，大哥的毛衣被奪走，父親皮包被搶，家中腳踏車也被牽走…鹽埕一家銀樓的金庫被軍人打開，搶走金條，楊姓老闆則當場被打死。（《台灣日報》2005.3.5）
更諷刺的是，有些地方的外省人被集中處置時，未受損失，反倒是「國軍」一到，卻遭搶劫一空。住高雄的洪文慶回憶，當時被關在三民區公所的外省人期盼「國軍」前來援救。沒想到中國兵一到，不但沒有釋放他們，反將他們身上的手錶、項鍊、戒指、錢幣搜刮一空！他們破口大罵：「台灣人關我們這麼久，我們什麼損失也沒有，國軍一進來，身上財物全都被搶走。」（見洪文慶著《雞婆伯故事集錦》）
請問郭素春，這樣的「國軍」，不可以形容「官兵變強盜」，難道要說「官兵成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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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8日╱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之四
李筱峰2007/02/25
施並錫教授「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基隆港的屠殺」畫作
好友畫家施並錫教授日前寄來他的近作照相（見圖），這張畫的題目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下午基隆港的屠殺」。並錫兄的畫，讓我聯想到郭素春那批國民黨人可能又要跳腳了。他們連歷歷在目的史料彙編的書《唐山看台灣》都不能容忍，如果看到這幅畫，不抓狂才怪。然而，並錫兄這幅畫雖是想像畫，但是從一個台灣史研究者的身分來看，卻讓我有重回歷史情境的逼真感。如果不信，試舉數則史料來加以印證。
三月八日下午蔣介石派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就不分青紅皂白對著正在碼頭工作的工人一陣掃射。請看廿一師副官處長何聘儒的回憶，他敘述軍隊上岸後「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何聘儒〈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
基隆殺戮過後，軍隊進入台北，繼而向南挺進，在各地大開殺戒。上海《新中華》雜誌報導「九、十兩天登陸軍隊用殘酷的手段施行報復。」（1947.4.16復刊5卷8期，〈台灣的動亂與隱憂〉）；前引何聘儒也回憶：「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美國國務院《對華白皮書》也說：「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
來台的中國記者王思翔敘述八日以後的大屠殺：「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從此，街巷佈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為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為獵物！自八日夜至十三日，槍聲此起彼落，晝夜不斷；大街小巷，以至學校機關內外，處處屍體橫陳，血肉模糊。…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恐怖手段。…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王思翔《台灣二月革命記》）
高雄方面，彭明敏教授回憶說：「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機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史料歷歷，印證並錫兄這幅畫的逼真感。並錫兄還替這幅畫另取一題目「預知未來再度屠殺台灣人事件」，真是發人深省。只是像土生土長如郭素春者流，對於自己台胞遭受屠殺無動於衷，卻只在意外來的國民黨軍隊受到批評，不知他們能深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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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228精英受難的地方╱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之五
李筱峰2007/03/04
原載2007.3.4.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李筱峰專欄＞刊登時編輯改題目為〈環島〉
走過基隆海邊，這裡不只有成群驚慌的青年，手腳被用鐵絲貫穿成串，集體槍殺入海，這裡也是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等人遭槍殺後被棄屍的地方！據聞物理博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這裡遭雙腳綁石槍殺棄入海中！
走過八堵車站，想起這裡不僅是個殺戮場，站長李丹修等十三人也是在此被抓，一去不回！
走過南港橋，想起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橋下！
走過淡水河，想起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聽說他被殺害後，棄屍河中；又聽說遭憲兵團長張慕陶下令淋汽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灯，也被棄屍在這裡！
走過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想起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以及蘇耀邦老師等七名地方人士在這裡被槍殺！
走過蘇澳白米橋附近，想起這裡是張雲昌老師遇害的所在！
走過南方澳海邊，想起疼愛台籍學生的外省老師趙桐，也被國民黨軍隊在這裡殺害！
走過花蓮鳳林，想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於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三人即被槍斃於鎮郊的公墓，身上衣物被剝洗一空！
走過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想起急公好義的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人，在這裡被槍斃示眾。
走過高雄壽山，想起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等人在這裡遭彭孟緝槍殺；走過高雄愛河，想起河旁市府禮堂內正在開會的人士遭軍隊集體掃射。
走過高雄岡山的火車平交道旁，想起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在受盡酷刑（耳、鼻都被割掉）之後被槍斃於此。他當時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卻仍遭不測！
走過台南市民生綠園，想起見義勇為的湯德章律師，在這裡被處決，圍觀的民眾飲泣心碎！
走過嘉義火車站前，想起著名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數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在這裡被槍決示眾！
還有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遇害？陳屍何處？
例如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李瑞峰兄弟；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等等。
我是否經常走過他們受難之處？我心痛如絞。他們如果能假以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精英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他們無一人造反，卻遭殺害；但是，馬英九硬將這場屠殺說成「官逼民反」。
想起這些蒙冤受辱的精英，我淚眼朦朧。但是我們不可提，我們一提這些歷史，國民黨的郭素春者流就會罵我們「撕裂族群」；國民黨黨營電視台主播沈春華就會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殺光外省人、殺光國民黨？」不過，如果比起吳伯雄，他的二伯父（吳鴻麒，與乃父同卵雙生）遭國民黨殺害，他不僅不曾替二二八家屬伸冤講話，卻還能在國民黨陣營長期當官享俸，我就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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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是不是228事件的元兇？╱教國民黨人讀台灣史之六
李筱峰2007/03/11
原載2007.3.11.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刊登時題目改為〈 228元兇的歷史課題〉
六十年前今天，國民黨軍隊自三月八日開始的大屠殺行動，正在多處持續進行。這場浩劫，蔣介石絕對是關鍵人物。但是這一陣子凡是公開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的人（包括政治人物如蘇貞昌、游錫堃，或是歷史學者陳儀深、張炎憲等人），幾乎都被蔣孝嚴控告。自從原本是「受難者家屬」的章孝嚴，變成「加害者家屬」的蔣孝嚴之後，他非常在乎蔣介石的形象受損，因此屢屢告人誹謗。
蔣介石是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這是一個歷史課題，應該透過學術研究來探討。試舉以下史實，藉供討論：
一、二戰後，蔣介石不聽連震東等半山人士的建議（長官公署制無異是日本總督府的復活），而率然在台實施「行政長官公署」制度。這種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身的特殊化統治方式，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讓台人相當失望。
二、蔣介石未能聽進滯留中國的台籍半山人士的意見，派來軍紀敗壞、欺民擾民的軍隊接管台灣。
三、蔣介石曾於二二八事件的四個月前來台視察，竟無知於民心向背。民間輿論（如民報等）都對他有明確建言，蔣不但視而不察，還在日記中得意洋洋說「余此次巡視台灣，在政治上對台灣民眾之心理影響必大也。」「巡視台灣之收穫，較諸巡視東北之收穫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10月31日記），真是昏庸。
四、事件爆發後，一味縱容在台軍政情治人員，聽信其一面之詞，而置民間意見於不顧，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
五、蔣介石派兵之時，得到美國大使館及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勸其「勿派兵以免情勢惡化」的警訊，蔣不但不知謹慎防患，還特別電告陳儀說「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陳儀在獲得援兵之後，已經有恃無恐，而今再接到這種鼓舞的電文，當然就更加明目張膽了。
六、牽強的派兵藉口：依蔣說詞，他決定派兵赴台，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之故。其實蔣決定派兵，早在三月五日就已決定，當時處理委員會尚未提出四十二條要求。何以「後事」會成為「前事」之因？真是荒唐！
七、蔣介石雖曾電諭陳儀「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但是實際上以「綏靖」及「清鄉」為名的屠殺與報復（兼搶劫）確在許多市鎮進行。蔣介石不但公開誇讚登陸後的軍隊「秩序亦佳」（1947.3.11南京《中央日報》二版），而且這些濫殺無辜、實施報復的主事者，事後不但無一人被嚴懲，反而被蔣介石升官重用（陳儀後來遭槍斃是因投共，與二二八無涉）。則所謂「嚴禁報復，違者以抗令論罪」之說，不啻成了障眼的煙幕了。
蔣介石縱容地方軍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而獎惡賞瀆。我們不可說他元凶，難道也要跟著朱、黃、戚…等學者說，這一切都是日本、美國和台獨份子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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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不知道的二二八
◎摘要∮黃秀政
台灣日報2006/2/22
編按：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上週公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報告直指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從2003年開始籌畫二二八事件歷史責任歸屬研究計畫，邀請基金會董事黃秀政、薛化元、陳儀深、張炎憲以及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筱峰、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陳翠蓮、台北師範學院社教系助理教授何義麟等學者分就不同領域執筆，本報獲基金會之同意，自今日起節錄各學者研究報告之精要，以饗讀者。
1947年2月在台北市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是影響戰後台灣歷史發展極為深遠的不幸事件。論及事件的發生背景，可謂錯綜複雜。首先是長官公署體制的特殊化。由於行政長官擁有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監督之權，因此形成在台專權獨斷的無限權力，再加上兼任台灣全省警備總司令，更形成軍政一元集權的特殊化，無怪乎當此體制頒布後，許多台籍人士均大失所望。其體制在台灣實施期間，不斷有人建議國府高層廢除長官公署，恢復省府制度。
其次是政治壟斷與接收弊端。當時中國大陸人士壟斷政府重要中高級職位，以及所產生各種牽親引戚、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等接收弊端亦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是經濟統制政策，也就是物資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然而其後果卻造成民眾失業與飢餓的民生困苦之狀。
第四是社會動亂與文化隔閡。由於部份來台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再加上與台灣民眾的文化隔閡，造成彼此間的衝突對立，使得社會治安惡化，騷亂事件層出不窮。
軍警無情掃射地方恐慌
事件雖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迅速落幕，但此一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首先是打擊台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恐懼與冷漠。在此事件前後，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台人抗爭行為，尤其是軍警在街上無情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在綏靖與清鄉行動中，更是大肆逮捕民眾，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肅異己、誣陷羅織等方式，導致人人自危，懼談政治，形成台灣社會長期瀰漫著白色恐怖氣氛。
依附當局新貴踩著鮮血擢升
其次是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戰後台灣的社會菁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許多地方士紳或知識份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在事件之後，全台各縣市參議員層級的本土菁英歷經劇烈變動，八成的地方菁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形成菁英斷層。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菁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
第三是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戰後初期，陳儀統治集團及國民黨均與臺灣地方社會存有明顯隔閡，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時，除大力削弱本土勢力，造成本土菁英的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團內的派系鬥爭。
1949年8月，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檢討大陸淪陷原因與派系有相當關係，因此進行黨內重大改造，透過各種方法拔除中央及臺灣舊有的派系勢力，重新確立個人的集權地位；並以兩岸對立衝突局面，中國隨時進犯臺灣的威脅，藉以宣布臨時戒嚴狀態，以高壓統治方式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台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
族群裂痕加劇不利文化發展
第四是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惟由於族群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台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事件後，臺灣社會菁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台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乃以傳統中國文化作為工具，利用政府機關或學校教育極力推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日常生活就在傳統中國道德與倫理文化中渡過，台灣本土歷史與文化遭到漠視而被邊陲化。這種偏頗的情形，直到1987年7月解嚴之後，隨著本土意識高漲，台灣本土歷史與文化逐漸受到應有重視，情況才獲得改善。
歷史像一面鏡子，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前所述，「二二八事件」誠然是戰後臺灣史上極為不幸的悲劇。如何讓二二八的傷口能夠早日癒合，台灣二千三百萬國人能夠早日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台灣能夠早日建立公義和平的社會，類似的不幸悲劇永遠不再發生，實為值得吾人深思，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摘要者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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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表面上看似一連串的偶然衝突引發，但探究其內容可說是各種遠因和近因所累積而造成的。探討事件經過，目前社會上有許多官方與民間的說法，但二者差異頗大，恐難辨明事實真相，僅能就眾說加以擇取，以較為公允、平衡的方式，加以論述。
一、導火線
二二八事件最初發生的導火線主要是前一日（2月27日）下午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圓環天馬茶坊的緝菸事件所引起的，然因相關單位處理不當，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47年2月27日上午11時左右，專賣局接獲密報，指出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菸等不法活動。該局乃派葉得根、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盛鐵夫、傅學通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員警前往搜查，但僅查獲少許私菸。而後又依密報轉往台北市太平町天馬茶房查緝。
緝菸官打人引爆大衝突
是日晚上7時半，這些查緝人員來到天馬茶房，菸販們見狀紛紛逃散，僅一名40歲之寡婦林江邁因逃避不及被當場查獲。查緝人員欲將其私菸與所得現款悉數查扣沒收，林婦乃下跪哭喊，請求放他們一家三口活路，不要把全部的東西都拿走。路旁民眾也紛紛聚攏圍觀，有的亦開口幫忙求情，但查緝人員不予理會，林婦情急之下，乃纏抱查緝員葉得根不放，該員竟一氣之下，隨手以所配手槍槍柄敲擊林婦頭部，以致林婦頭部鮮血直流。在場圍觀民眾見狀極為氣憤，遂包圍查緝人員，握拳喊打。這些查緝人員眼見情勢不妙，連忙分頭躲避，民眾則尾隨緊追。
其中查緝員傅學通跑至永樂町（西寧北路一帶），被緊追者拉抱住，傅員一時情急乃開槍掙脫，卻誤擊當時在自宅觀看熱鬧的民眾陳文溪（胸部中彈，送醫後次日身亡，年20歲）。此舉更引起現場群眾的不滿，遂將查緝人員的卡車搗毀焚燒，並追至查緝人員所躲藏之永樂町（西寧）派出所，後轉至警察總局（中山堂旁），要求交出肇事兇手，將之槍斃。
媒體助長聲勢星火燎原
當時曾有警局官員出面說明處理情形，惟數百民眾仍激憤不已，無法諒解。在場群眾獲知該查緝人員再被送往憲兵隊第四團團部（台灣新生報社對面）後，乃又轉湧至憲兵隊，群眾紛紛聚攏圍住該隊部並呼喊交出元凶，憲兵團團長張慕陶幾次出來威脅、規勸都被群眾的怒罵聲給轟了回去。當時隨群眾一路跟來的《中外日報》記者周傳枝（後改名為周青）乃向《台灣新生報》報社的日文版主編吳金鍊借了一面鑼敲打起來，藉以助長群眾激憤聲勢；也有其他青年在街上敲鑼大叫：「台灣人趕緊出來報仇」、「不出來的不是番薯」，鑼響及群眾聲徹夜未已。
2月28日，天剛亮，由於昨夜群眾要求緝私傷害人命之元兇未獲處理，於是乃集結遊行，一時之間，大小商店相繼關門，市民紛紛湧出觀看。上午9時許，一批民眾行經太平町一丁目（延平北路）派出所時，卻為該所主管黃某出面制止，由於黃某平時即仗勢凌人，民眾憤而將其圍毆，並搗毀所內物品。隨後，10時左右，群眾來到位於本町（重慶南路）的專賣局台北分局，發現內有緝菸員警。群眾以為其中之一是昨夜之兇手，乃衝入局內，將其與另一警員毆打致死，又毆傷4人；並將該局所存物品全拋到街上縱火焚燒。
下午約1點多，約4、5百名的群眾，以鑼鼓為前導，高喊口號地由台北火車站走向長官公署請願。群眾方抵中山路路口，尚未到公署廣場前，即被公署衛兵舉槍阻擋前進。不久，槍聲大作，造成現場民眾2人身亡、數名受傷，其餘民眾則四處躲避逃散。官方的武力鎮壓引爆群眾的憤怒情緒，一時之間高喊「打阿山」之聲不絕，台北市街頓時陷入血腥暴力的混亂場面。民眾分據各交通要道、公共場所、旅館商店，只要看到「外省人」，不分男女，均以拳腳相向；外省人經營的公司也成為洩恨的目標。
下午2時左右，有些群眾重新聚會在中山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隨即佔據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台廣播。其內容主要批判台灣自戰後政治黑暗、貪污舞弊、米糧外運、民不聊生等現象，並呼籲民眾起來反抗，驅逐各地的貪官污吏以求生存。由於台北的事件消息傳到全台，使得原本單純的地區性緝菸懲凶的抗議活動逐步擴大，成為蔓延全台各地的衝突事件。
二、反抗行動與改革要求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爆發後，原本樸實無爭的台灣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各種反抗行動或是衝突事件陸續不斷在全台各地發生。
（一）各地衝突的擴大
自2月28日下午，北部地區大多在當日下午或傍晚時分即傳出零星衝突：以基隆為例，在事件發生後當晚，已有群眾攻擊警察局、派出所、機關宿舍等，以及毆打外省人和軍人的情形。隔日，板橋、士林、新店、淡水、瑞芳等地也開始發生毆打外省人與攻擊公家機關事件；桃園鎮自1日起接收縣政府及驅趕警局官員；新竹市則於3月2日清晨開始攻擊外省人；宜蘭則於3月4日地方民眾收繳宜蘭機場倉庫及市警察局槍械，以及將外省人悉數集中保護和設立救護所，救護傷患。
中南部則約在3月2日至3日才開始有反抗行動：如台中市民於3月2日先是遊行示威，爾後分別包圍警局、專賣局台中分局及縣長住宅；彰化市爆發市民毆打警官，搗毀什物；雲林地區於2日當晚發生地方青年、學生襲擊區署辦公室和警察局所，以及編組武裝部隊；嘉義市民眾則是包圍市長孫志俊公館，並毆打外省人及接收警察局、電台、市府等機關；高雄市發生衝突事件是從3月3日傍晚開始，先有一○五後方醫院的獨立團第7連第1排軍隊遭到攻擊；鹽埕區也聚集4、5百民眾，欲攻擊憲兵隊。市警察局也被群眾包圍，警察局長童葆昭的座車遭人焚毀，槍械彈藥被接收。街上亦可見到毆打、搶奪外省人及商店之事不斷發生。
流血衝突多因反抗官署腐敗 觀察各地的衝突反抗，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反抗行動多為反對官署的腐敗，進而包圍佔領地方機關單位，有毆傷人員或是接收警察局、派出所、兵營軍火庫武器及物資等情形，另外也有許多因「省籍」的摩擦而引發的街頭流血衝突。
（二）改革要求的提出
在各地混亂衝突之際，有部分地方人士與民意代表相率出面與官方交涉，提出改革之要求。台北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成立於3月1日，在該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儀，提出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等五項請求。經由陳儀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時，假中山堂召開籌備會。但處委會內部組成分子複雜，其中不乏黑道、特務，以及相關利益人士，並且內部成員的派系爭權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尤其以蔣渭川為主的政治建設協會與王添86、陳逸松等人之間的傾軋排擠，最為明顯。
3月5日，台北市處委會通過該會組織大綱，並首次提出八項政治改革方案，其要點為：一、二二八事件責任應歸政府負責；二、公署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應以台灣人充任；三、公營事業歸由台灣人負責經營；四、立刻實施縣市長民選；五、專賣制度撤廢（菸酒公司依然存在）；六、貿易局、宣傳委員會廢除；七、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八、保證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自此，處委會從過去僅提出與事件相關的治安、撫恤議題，進而決議建立明確組織，並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
3月6日至7日，處委會持續開會運作。當日傍晚，一行人赴長官公署將所決議的大綱及要求面呈陳儀，卻被陳儀斷然拒絕，且「將文件擲地三尺以外」，令在場代表「相顧失色」。會後，王添86向中外廣播，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和經過，並宣讀32條大綱內文以及被陳儀拒絕的詳情。最後沉痛地表示：「處委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來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也才能達成全體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同胞繼續奮鬥。」
在此期間，蔣渭川曾應陳儀的請託，出面幫忙收拾局面，呼籲省民須顧全大局和台灣的前途。唯此乃陳儀的緩兵之計，在國府軍隊尚未到台灣前的權宜措施。其實在事件初起，在台官員皆認為此次事件是由於「奸人」煽動，並未因此反躬自省或秉公懲辦，平息民怨。對民眾訴求與動亂，長官公署的處理態度就是先虛應敷衍，再分化打擊，一方面同意台籍代表之要求，由官民共同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另一方面，卻又分派軍情人員混入處委會，居中破壞或監控與會者，並且通令各地機關首長鎮靜處置，積極進行各種軍事整備與人員部署之工作，以求內外夾擊。期間雖曾發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出兵鎮壓屠殺，而遭陳儀指責，但事後仍受上級嘉許。
到了3月7日，國府蔣主席電告陳儀，整編第21師以及附屬部隊於本日正午由上海出發，約10日清晨可抵基隆。陳儀等官員在得知中央援軍將至，乃開始翻臉不認人。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處委會及各地分會，並四處逮捕、暗殺處委會有關人士。至此，處委會居中調和、建言的任務宣告終結，原以為官方誠心誠意與民眾和平解決此事件，那想到陳儀大玩兩手策略。天真的台灣人民一再受到國府官員的欺騙與壓迫，這種無奈且怨忿的創痛深深烙印在心中，永遠無法忘懷。
（三）武裝流血衝突
在二二八事件衝突當中，最令人震撼的便是發生在中南部地區的武裝流血衝突，諸如台中「二七部隊」在埔里烏牛湳橋和日月潭與國府軍隊之激戰，以及嘉義、雲林民軍發動攻擊紅毛埤軍械庫、水上機場和虎尾機場等戰役。
台中「二七部隊」主要由謝雪紅帶領約四百餘名青年學生組成，由謝氏自任總指揮，並分任鍾逸人、蔡鐵城為隊長、參謀等職，其他幹部則有楊克煌、李喬松、古瑞雲等人，且將其部隊細分各小隊。
該部隊原駐守台中市區，在國府軍隊登台鎮壓的消息傳來後，為避免因市街遭遇戰而傷及無辜市民，乃於3月12日下午3時撤往埔里。不過很快地在3月14日便與國府軍隊展開數次激烈遭遇戰。先是該日國府軍隊進逼埔里附近之龜子頭地方，遭到「二七部隊」中途截擊；3月15日因國府軍隊擬從集集經日月潭進入埔里，與「二七部隊」之突擊隊於日月潭發生槍戰，雙方互有傷亡；3月16日，雙方又於埔里烏牛湳橋展開激戰，由於扼守該橋之「二七部隊」黃金島小隊佔地利之便，將不熟悉地形之國府軍隊予以重創。然而「二七部隊」終因彈藥不足，加上國府軍隊兩路進逼，士氣浮動，乃決定解散，隊員們或南下繼續參加陳篡地的游擊隊，或各自回家避難。
在雲嘉地區的武裝流血衝突中，地方武力主要來自於中南部各地支援的青年或學生所組成的民軍。衝突開始於3月5日，嘉義民軍發動攻擊紅毛埤軍械庫以及水上機場，戰況激烈，民軍傷亡慘重。3月6日，守軍與地方處委會雙方談判協商，主要為軍隊繳械、民間提供糧食給守軍。同日，另一支民軍則包圍雲林縣的虎尾機場駐軍，雙方爆發激烈戰鬥。是夜，駐守軍隊因糧食不足等原因，乃突圍而出，逃往林內。
3月7日，民軍又攻下紅毛埤軍火庫，國府守軍在撤退前放火焚毀庫房物資，隨後轉往機場。3月8日，機場守軍糧食有匱乏之情形，然由於得自台北空運與民間的補給，情況逐漸好轉；又和民軍之和談也暫時達成協議，機場水電恢復供應。最後在國府援軍源源不絕地進入中南部地區後，部分民軍乃逃往嘉義小梅山中，進行長期游擊戰。
三、鎮壓與整肅
在反抗行動與衝突爆發後，國府隨即展開一連串鎮壓與整肅行動，如此非但無法解決當初人民抗爭的初衷，進而造成台灣人民無辜的死傷之外，也加深省籍之間的隔閡。
（一）高雄市的鎮壓行動
高雄市由於當時駐軍兵力頗多，因此雖有民眾反抗行動，但未獲得官方正面回應，反遭受強硬的軍事鎮壓，成為二二八事件當中，最為悲慘且血腥的受害地區之一。
高雄市爆發衝突事件是從3月3日開始，惟早在前2日，地方軍政要員已獲知台北二二八事件之消息，市長黃仲圖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即分別因應準備。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因作風強悍，使得高雄市的衝突無任何和平理性的轉圜餘地，如3月5日有部份青年學生欲攻擊要塞司令部，彭氏以日語喊話，要民眾繳械投降，並以機槍掃射鼓山地區及以七五砲砲擊高雄市體育場示威要脅。
下午2時，乃由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及地方人士等7人上山與彭氏談判，彭氏因準備不及藉故拖延，以考慮所提條件為由，希望市長等人隔日再來協商。殊不知翌日，待一行人抵達要塞司令部，並與彭氏討論後，詎料彭氏竟拍桌怒斥，大呼來人；而彭氏事後卻推說涂光明欲拔槍射擊，乃遭彭氏副官撲身制止。結果談判不成，反將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3人逮捕槍斃，其餘監禁該部。
3月6日下午2時，彭氏下令軍事鎮壓行動，軍隊兵分三路攻擊市政府、火車站、高雄中學。攻擊武力除要塞司令部所屬，另有第21師何軍章團第3營分成二路合擊。當要塞部隊抵達火車站時，曾遭高雄中學畢業生顏再策率領學生開槍阻擋，然因火力懸殊、寡不敵眾而敗退，軍隊進而開槍掃射火車站出入人群。民眾見狀四處逃散，有的躲避不及在路上直接遭到射殺，有的躲入地下道仍被尾隨軍隊屠殺，造成火車站附近，哀號遍野，傷亡慘重。
何團第3營在攻擊火車站後，接著進入高雄第一中學，營救被「保護」的外省人及追擊逃散的民眾。另一批部隊則攻入市政府，誰也沒有料到，軍隊一到市政府就無預警地丟出手榴彈，並見人就瘋狂開槍，造成律師陳金能與市議員許秋粽、黃賜等五、六十人無辜慘死。當市參議員邱道得奉命勞軍，進入市府時，腳下踩的都是屍體，市府內血流滿地，慘不忍睹。3月7日，要塞部隊在市區內逐戶搜查，不但搶劫民戶，甚至強暴婦女，市區混亂不已，宛如人間煉獄。
（二）各地的整肅：「綏靖」與「清鄉」
中央派兵來台後，陳儀隨即宣佈全台戒嚴，各地自此進入恐怖捕殺時期。「綏靖」就是以武力鎮壓抗爭；「清鄉」則是清查戶口、搜捕可疑分子，並辦理「撫慰」、「自新」之工作。根據警總與整編第21師所擬的「綏靖」計畫，自3月20日後將全台劃分由5個「綏靖」區擴大為7個，以該區最高軍事單位主管為司令，並配合「綏靖」計畫，頒布「清鄉」計畫、「自新」辦法及情報部署。計畫先以鞏固基隆、台北、新竹防務為要，在控制台北及週遭據點後，繼續分兵向南推進。
茲以全台各地的「綏靖」和「清鄉」情形說明如下：
1.北基宜地區
3月8日下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與憲兵二營在基隆登陸後，當天晚上，在台軍警開始反撲報復。然而，早在8日前一日，陳儀即下令準備各種配合援軍的各項工作，包括集合所有部隊待命、保持台北基隆間交通及電廠之安全、監視處委會人員之活動。8日夜10時30分，長官公署下令攻擊處委會，一時之間槍聲大作，與會者或遭捕殺或開槍反擊，場面混亂不已。除此之外，在圓山、警總、長官公署、台灣銀行及其他地區也不時傳出槍聲。
9日凌晨，憲兵第21團第1營自基隆抵達台北，陳儀隨即宣佈台北戒嚴，通令全省「搜捕奸暴」。在台北市除8日晚至9日曾有零星的攻擊事件外，10日後因國府援軍不斷進駐台北，大軍壓制使得鎮壓行動未遭受任何反抗就宣布結束。在此期間，長官公署開始解散各地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各種「非法組織」；查封多家報社、學校及查扣「反動刊物」；捕殺處委會幹部或地方士紳，諸如王添燈、陳炘、林茂生、宋斐如、阮朝日等皆慘遭毒手，至今下落不明。
「綏靖」鎮壓結束後，3月28日台北地區展開「清鄉」工作，主要為清查戶口、搜捕「暴徒」、辦理連保切結，由同鄰里中戶長3人為保結人、收繳武器軍品。整個「清鄉」工作持續至5月中，至新任省主席魏道明蒞任後，5月16日解除戒嚴為止，整個台北縣市之「綏靖」結果，據警總統計，被擊斃之「暴徒」為11人、俘獲者51人、「自新」者5人，共計67人；另據「台北綏靖區司令部」之統計，經辦之「人犯」共有313人，非軍人計有298人，其中「暴動」者為214人，其餘為「搶劫」、「詐取」等「罪犯」。經審訊後，「犯罪成立」者174人，保釋者139人。
基隆、宜蘭地區之「綏靖」工作，主要由基隆要塞司令部全權指揮，整編21師438團第2營從旁協助。3月10日基隆要塞司令部奉命展開「綏靖」工作，是日派兵增援金包里駐軍，12日又派兵前往瑞芳、四腳亭、九份、金瓜石一帶鎮壓，並搜查淡水中學。3月15日，將宜蘭、蘇澳劃歸基隆「綏靖」區，重新部署兵力。「綏靖」工作至3月21日，大致完成，據估計由基隆、宜蘭各地區補送「綏靖」部辦理者87人，其中死刑3人，被送勞動訓導營11人，未決8人，送總部12人，送法院8人，交保45人，另外俘獲武器則各式槍枝數千支、彈藥量達十萬之譜。
3月24日，「基隆綏靖司令部」依警總命令展開「清鄉」行動，徹底清繳武器、清查戶口、連保切結及「自新」工作，至4月12日結束。
2.桃竹苗地區
自3月4日新竹防衛司令蘇紹文抵達新竹地區，隨即實施戒嚴，並於6日頒發軍民遵守事項之公告，本地區就無重大事件發生。到了3月9日後，新竹地區亦開始進行「綏靖」工作，期間曾於員樹林、楊寨虎子山發生小規模的武力衝突，總計「嫌疑犯」27人被逮捕。3月24日，又展開第二階段「綏靖」工作，進行更嚴密的搜查武器、「掃除叛徒」及清查戶口行動。
在「綏靖」工作之後，則是4月11日進行的「清鄉」行動，內容包括：規定各機關團體工廠職工配章、舉行戶口總清查、辦理連保切結、收繳民間武器、辦理「自新」及宣導工作，此行動從4月初持續進行到6月，總計68人遭到逮捕。（待續）
3.中彰投地區
中彰投地區的「綏靖」工作開始於3月13日。是日下午，整編第21師先遣部隊進駐台中，隨即於市區展開鎮壓行動。3月14日，21師向空軍三廠借運輸工具，藉以運送146旅436團官兵約800人，期間屢次與「二七部隊」發生激戰，雙方互有傷亡。3月17日，21師獲知「二七部隊」解散消息，乃進駐埔里。
在武力鎮壓結束後，21師隨即展開分區「清鄉」工作。當時，本地區各縣、市政府根據行政長官公署頒布的「台灣省縣市分區清鄉計畫」，依照各縣市特殊情況，分別訂定「清鄉實施辦法」、「搜查實施計畫」、「自新手續要點」等，積極進行收繳槍枝、逮捕人犯、恢復學校及社會秩序、清查戶口、辦理「自新自首」之各項工作。根據各縣市統計，本地區合計517人被逮捕及當作人犯處理，其中死刑8人、徒刑40人、保釋223人、移轉管營183人、送訓導營61人、正判報中2人；收繳武器槍枝約百支、彈藥二萬餘發；「自新」者2,586人。
4.雲嘉南地區
3月14日，隨著國府軍隊陸續開入雲嘉南地區，本地區也隨即展開「綏靖」工作。不過國府軍隊卻在斗六鎮與陳篡地率領的游擊隊展開市街巷戰，後陳氏因寡不敵眾，轉入嘉義附近的小梅山中。
3月16日後，國府軍隊曾與陳氏的游擊隊發生幾次激戰，游擊隊雖遭重擊，但由於山區地形複雜，國府軍隊卻無法徹底消滅陳氏殘部，因此直至「清鄉」結束，游擊勢力仍在小梅、樟湖等地活動。
隨著鎮壓游擊行動之後，本地區各地也分別於4月初實施清查戶口、收繳武器、「自新自首」等各項「清鄉」工作。其中，台南縣市清查該縣市「非法組織」15個、122人被逮捕、44人被通緝，另查獲各式槍枝、彈藥及刀械武器。
5.高屏地區
高雄地區的「綏靖」、「清鄉」工作於3月7日下午展開，除清查戶口、收繳武器外，另拋售糧食、救濟難胞、調查損失、恢復交通之各項工作。「綏靖」期間並召開多次會議，謀求善後事宜。高雄市的「清鄉」工作完成於4月底，結果共384人被俘獲，收繳武器計各式槍枝五百多支、彈藥十二萬餘發。
屏東縣市則於3月8日第21師劉和嘯部隊進駐後，市區憲警即開始拘捕「人犯」，並收繳武器、清查戶口、恢復秩序、「懲辦禍首」、撫恤傷患、調查損失等「清鄉」要項。至4月5日結束「清鄉」時，本縣共130名「嫌疑犯」遭到逮捕。
6.花東地區
花東地區的「綏靖清鄉」工作，係由第21師獨立團與第2營分別由鳳山、宜蘭兩地開進本地區執行，3月18日兩隊於台東會合，隨即於花蓮成立「東部綏靖區司令部」，擬定「綏靖」計畫並劃定分區負責，展開武器收繳、情報蒐集、水陸交通檢查、通信管制、港口檢查、宣慰撫恤、郵電新聞檢查等工作。結果，據「東部綏靖區」統計，共189人被逮捕，其中台東縣55人、花蓮縣134人；另有「首謀重犯」台東縣6人、花蓮縣7人被「通緝」。經軍法官偵訊結果，「盲從附和准予自新」者64人、「罪輕擬送訓導營受訓」者65人、「罪重擬送處徒刑」50人、10人被處死刑。
隨著「綏靖」階段完成，本地區於4月初開始「清鄉」工作，首先訂定「清鄉」辦法和步驟，4月中旬起，各鄉鎮陸續辦理「自新」工作、清查戶口、取具連保連坐切結、填發居民證、收繳武器軍用品等。本地區迄該年10月止，「獲准辦理自新」者，台東縣有574人、花蓮縣有234人。
7.澎湖地區
澎湖地區在台北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由於當地要塞駐軍強力固守，加上地方要員居中協調，使得地方顯得相當平靜，僅有一、二件騷動事件。而在台灣本島進入綏靖行動之後，本地區則於3月20日被劃為馬公綏靖區，由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主持，展開「綏靖」各項工作。在「綏靖」期間，地方軍警除防止本島要犯潛逃至澎湖各島嶼外，亦加強監控、搜捕「嫌疑分子」，然曾發生警察局長藉機報復，逮捕民眾之事。「清鄉」工作則於4月14日開始，由地方軍警政三方面共同執行，但仍以軍方為主導，此期間除「搜捕嫌疑犯」並收繳武器，截至5月15日告一段落。
在全台及澎湖地區大規模實施「綏靖與清鄉」工作過程中，由於各地抗爭武力皆屬臨時組成毫無訓練，加上反抗勢力分散，單薄的武力實不足以對抗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隊，因此整個「綏靖」計畫除於中南部曾遭受短暫抵抗之外，其餘各地皆如期完成。惟「綏靖」、「清鄉」期間，各地傳出不少地方人士因個人恩怨或派系糾葛，而遭人恐嚇勒索、密函陷害或報復暗殺；也有不少民眾在鎮壓時，被無辜濫殺而淪為槍下亡魂。根據1992年2月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公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計全台和澎湖地區在鎮壓與整肅前後的死亡人數，以人口學的推計約在1萬8千至2萬8千人之間。
四、調查、「宣慰」與長官公署的改制
在「綏靖與清鄉」期間，國民政府為舒緩台灣人民因軍事鎮壓所引起的恐慌與不滿，以及長官公署體制的不當，乃積極進行調查、「宣慰」與長官公署體制的改制。3月8日，福建台灣監察使楊亮功奉派來台查辦事變；3月10日，楊亮功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指出：「中央對於台省此次發生的不幸事件，極為關懷，特電令本人前來查辦。現本人剛到此間，一切情形尚欠明瞭，希望各方人士儘量供給意見，俾可轉達中央。本人以為目前最迫切之事，莫如發揮同胞愛之精神，不分彼此，迅即恢復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中央素以寬大為懷，蔣主席對於台灣地方之重視及對於台胞愛護之懇摯，可從蔣主席上次蒞台時所發表之言論中見之，毋待贅述。本人相信中央對於此次事件必有合法合理之解決。」楊氏隨即分赴行政長官公署、各軍警機關及學校，以及各縣市視察。
3月17日，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奉派偕同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第2處處長蔣經國等一行14人來台「宣慰」。白崇禧抵台後，隨即對台民廣播，宣示政府的「寬大」政策及處理原則，希望全台同胞尊重法紀、迅速恢復社會秩序。白氏在台「宣慰」行程中，除走訪全台南北各地視察政府機關單位外，又與地方鄉親父老座談，藉此聽取各地人士意見，期間並要求軍警人員不得挾怨報復，嫌疑人犯皆應秉公速審，參加「暴動」青年學生免究等原則，因而使台籍傷亡人數得以減少。
3月22日，監察院派遣監察委員何漢文來台，協助楊亮功進行調查。楊亮功、何漢文在台調查事變期間，曾與國防部長白崇禧交換處理事變之意見，他們的職責不相同，但意見大致相似。4月2日，白崇禧返回南京，結束約二週的「宣慰」行程。4月11日，楊亮功等亦搭船轉滬返京，除向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報告二二八事件詳情，並就政治、經濟、教育、善後處理四方面撰擬報告書，建議今後改革意見；隨即晉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面陳事變經過。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亦著手進行長官公署體制的改制計畫。從3月8日開始，國府主席兼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即囑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與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進行擬定「台灣二二八事件處理辦法要點」，其內容大致包括改制長官公署為省政府制、省主席不兼警備司令、省府委員各廳處長儘量起用台人、縣市長提前民選、政府機關中之台人外省人待遇應一律平等、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盡量減小、現行政經政策與中央法令牴觸者應修正或廢止等八項改革。3月10日，國防部長白崇禧與陳立夫、李翼中等人將所擬定之「處理台灣事件辦法」簽報給國府主席蔣介石。
3月17日，蔣介石即將此處理辦法對台灣民眾廣播，呼籲台灣同胞確保守法精神、恢復社會秩序、為建設台灣、建設「祖國」而努力。4月22日，行政院院會決議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省政府，並撤換陳儀，改派曾任駐美大使、素有開明之譽的立法院副院長魏道明為首任台灣省政府主席。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台灣省政府委員、廳長、處長人選，在全部22名之中，台籍人士佔12名，剛好過半數。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正式成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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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不但打擊台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造成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而且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
本節擬以下述四小項分別論述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如下：
戰後初期的台灣，由於甫脫離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一般人對於新的時代充滿殷切的期待，特別是地方上的士紳階層或知識分子更是興起一股參政的熱潮，以貢獻己力、與聞政治為榮。例如以1946年4月選舉省參議員之事來看，當時應選名額僅30名，然而全台登記參選省參議員的候選名額，竟高達1,180人之多。從參選的踴躍情況，可以想見當時人們對政治的高度興趣與期待。
一、台人對政治恐懼與冷漠
然而，這樣的期盼卻在陳儀來台接收集團的各種貪污、舞弊等事件不斷發生下，逐漸失望與灰心；再加上行政長官公署對於台人不平等的待遇與歧視下，更讓台灣民眾不滿，因而引爆二二八事件。在此事件前後，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台人抗爭行為，尤其是軍警在街上無情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在「綏靖」與「清鄉」行動中，更是大肆逮捕民眾，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肅異己、誣陷織罪等方式，導致人人自危，懼談政治，形成台灣社會長期瀰漫著白色恐怖氣氛。
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充滿熱忱，卻遭政府壓抑摧殘，嚴重打擊台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經歷浩劫的人們絕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例如受難者《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其女兒阮美姝於1991年接受口述採訪時說：「在長期的白色恐怖之陰影下，他們不敢也不能站出來替自己的父兄辯白，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在內，為了子女的前途，不敢告訴他們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後代。」而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感，也直接表現在政治的參與上。
對照事件前的省參議員選舉熱烈情形，在事件後於1951年11月舉行的第一屆臨時省議員選舉，應選名額55名，但候選人僅有140人參選，兩相比較之下，可明顯瞭解台人對政治已不再有所期待，即使當選省議員者亦低調行事。1947年6月，時當事件結束之後，當時省參議員韓石泉回憶道：「6月20日－30日開省參議會第三次大會，參議員出席者不上20名僅及全體3分之2，大都意志消沉，噤不作聲，與第一次大會比較，恍如隔世。」
除此之外，由於屢受當局的壓迫與打擊，長期下來導致台人存有被迫害意識並造成省籍情結，甚者更有人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即使在1987年解除戒嚴後，對於參與選舉與政治活動仍可見此種心態，間接影響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誠如張炎憲所指出的：「二二八事件是二次大戰後影響台灣最具深遠的一次事件。至今台灣很多政治社會問題，仍然起源於此事件。」
二、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
戰後台灣社會精英，主要承襲日治時期所形成的社會聲望與地方影響力，他們多是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其職業包括律師、教師、醫師、新聞記者、民意代表，甚至也有地主之成員。由於這些精英在地方上具有相當影響力，在戰後初期也曾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或相關政治組織，形成一股勢力，因此陳儀抵台不久即有意加以削弱，期間曾逮捕10餘名日治時期親日的士紳，另有一百餘名則在其預定逮捕名單中，經監察委員丘念台奔走勸阻下才免於牢獄之災，但陳儀對台籍精英的翦除陰謀，早已埋下伏筆。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台灣社會精英，許多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燈，因時常針砭時政和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當局所忌而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時任台灣大學教授的林茂生，因創辦《民報》得罪陳儀而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一去不回；台灣本土金融鉅子、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陳炘，亦因得罪當局而在病榻中被刑警帶走，不知下落為何；著名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26欽、柯麟等人，因赴嘉義水上機場交涉和平事宜，卻遭逮捕於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決；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阻青年人抗爭行動，竟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長張七郎，以及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無故被捕，亦慘遭槍殺；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擔任《人民導報》社長的宋斐如，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弟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制憲國大代表兼省參議員林連宗等其他無數的全省各地精英們，都遭受無情的捕殺，至今下落未明。在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是未曾參與事件經過或自認是善意協助政府者，然而皆遭遇不幸。上述台灣精英受難日期，詳參表三「二二八事件台灣菁英受難一覽表」。
此一不幸事件，對台灣社會精英打擊甚大，也間接影響地方政治生態。例如台北市參議會的26位參議員中，有19位被當局列為事件的「主動及附從者」，而其中有4位被謀殺、7位遭監禁；當時代表台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總計30個參議員中，有6位參議員慘遭殺害、5位則分別被通緝與監禁。另外，由於許多地方人士在歷經事件中的恐怖屠殺與逮捕之後，對於政治開始採取疏離與冷漠態度，根據吳乃德、陳明通的研究顯示，基層的政治精英在二二八事件後不再參與體制內的選舉，成為全台的普遍現象。在縣市參議員層級上，全台將近七成的參議員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退出政壇，只有三成的參議員願意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而願意繼續參與體制內政治活動的本土精英，成功連任的參議員只有總數的二成。其結果是，在事件之後，全台各縣市參議員這個層級的本土精英歷經劇烈變動，八成的地方精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形成精英斷層。
然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庇佑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作家吳濁流的小說《狡猿》中，對這些政治新貴曾有生動的描述：「現在的人，白丁可以做代表，不識字可以當議員，公學士可以做大臣，也可以做局長。」但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
三、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
隨著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派陳儀來台主持接收事宜，國民黨各派系也紛紛跨海來台發展。但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期間，國民黨甚少來台瞭解聯繫或發展組織活動，因此戰後初期與台灣地方社會存有明顯隔閡。起初，國民黨除了借重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發展的台灣籍人士擔任要職，作為居中協調的角色外，也以三民主義青年團或各種政治組織深入地方社會，以謀求對台灣更完整而全面的統治。然而，由於日治時期台灣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在日人統治下也逐漸發展自己在地方上勢力範圍，如再加上國民黨各派系情形，可說在戰後初期，國民黨在台灣發展仍處於不穩定且分散、各方制衡競爭的局面。
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時，當局除大力削弱本土勢力，造成本土精英的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團內的派系鬥爭。例如陳儀將屢屢為文批評他的CC派要角、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上海申報駐台特派員曾今可拘捕下獄；省黨部調查處長蘇泰楷、宣傳處長林紫貴、組訓處長徐白光也被列入逮捕對象。此外，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始終認為事件一開始即是CC派藉擴大事件來打擊代表政學系的陳儀政府。但經此事件後，國民黨勢力卻逐漸崛起，以高雄市為例，據時任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徐鄂雲指出，台灣高層黨政不和，陳儀不容黨務活動，所以各縣市國民黨一年多來，充滿怨氣。故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雄市民響應，黨部曾利用機會集合籌劃。而當三民主義青年團失勢後，國民黨則趁機出面，參與了二二八事件嫌疑人犯調查委員會，與高雄知名人士負責審查被捕人犯是否真為「暴徒」。若不是，則予以釋放，並配合進行高雄市的善後工作；國民黨經此事件，開始水漲船高，在日後高雄政壇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尤其1949年8月，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檢討中國大陸淪陷原因與派系有相當關係，因此進行黨內重大改造，透過種方法拔除中央及台灣舊有的派系勢力，重新確立個人的集權地位；並以兩岸對立衝突局面，中國隨時進犯台灣的威脅，實行戒嚴統治，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台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
國民黨在有效地掌控台灣政治、經濟與軍事資源下，進而奠定長期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然而，由於長期一黨專政甚久，在內部保守且逐漸腐敗下，也造成若干弊端，阻礙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首先，為維持威權統治局面，因而長期壓制民主運動，造成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遲緩。民主政治之意義即在於具有多元、不同聲音的存在，但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是絕不容許有任何反對的意見，否則將嚴重威脅其權威基礎。因此在解嚴之前，台灣的民主運動長期遭受國民黨的打壓與箝制，如限制言論自由、查禁沒收進步刊物如《文星》、《美麗島》等黨外雜誌；又打擊自由主義者或異議人士，如1960年9月自由主義者雷震在籌組「中國民主黨」時，被國民黨以涉嫌「匪諜案」被捕；1964年9月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人在台北草擬宣言，鼓吹「台灣自救運動」，結果被情治人員逮捕，以叛亂罪起訴。此外，1977年11月9日1萬多名群眾包圍中壢警察分局抗議處理選務不公而爆發的「中壢事件」，以及1979年12月10日黨外人士與群眾在高雄市街舉辦國際人權日大會，卻與警察爆發嚴重流血衝突的「美麗島事件」等，皆為國民黨壓制群眾民主運動的例證，使得民主政治一再受阻而停滯不前。（待續）
由於國民黨有其外來政權及省籍分歧的因素限制，戰後初期雖曾壓制本土勢力，但為統治正當性，仍需要地方人士的支持，乃給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經濟利益作為交換與籠絡手段。具體而言，有如下四種方式：第一是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獨占經濟活動，這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非信用合作社、農漁會及汽車客運公司；第二是省營行庫的特權貨款；第三是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公部門採購，主要是公共工程的包攬；第四是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例如表面上合法的利用都市計畫或公共建設規劃來進行土地投機炒作，或是以公權力來掩護非法性的經濟活動如經營地下舞廳及賭場。透過這些經濟特權，地方派系即可在選舉中為國民黨動員群眾、匯集選票（包括買票賄選和利用血緣、地緣關係），穩定國民黨一黨專政局面。
四、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然而往前來看，在日本戰敗投降後，台灣人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半世紀以來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歡欣鼓舞，從張燈結綵、列隊歡迎祖國軍隊的熱鬧場面，到人人爭相學習北京話、參加各種政治團體等學習活動，無不說明當時台灣人滿心歡喜迎接祖國人士的到來。不過，因彼此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的不同，以及部份來台軍警的惡劣行為，讓台灣人對「祖國」人士的幻想與好感破滅。誠如事件受難者、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所創辦之《民報》在社論〈記取去年今日〉一文所指出：「鳥兔匆匆，倏忽已過一週年，回憶一年前此日的情景，猶歷歷存在我們的心裡。可是我們拿一年前此日的社會狀態和台胞的心理作用，與今日的實況互相作〔比〕較，大有今昔之感。現在百物騰貴，民生困苦，盜賊增加，治安未上軌道。貪污日盛，政治尚缺修明，人民不滿發而為之怨言，期待失望，興奮與熱情俱歸冰冷，與去年今日恰成反比例。」
然而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台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事件後，台灣社會精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台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乃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台彎本土文化遭到漠視而被邊陲化。例如當局強制性地推行國語，藉此壓抑本土語言並貶抑其價值，使得「台灣的小孩在學校不准使用台語交談，如果稍有疏忽，無意講了兩句，便要受到處罰」，影響日後有些台北市台籍的學生，尤其是中學女生，不願意講台語，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她們認為講台語「沒有氣質」、「低水準一點」。很多日治時期台灣本土作家或創作者在國民黨來台後即封筆或消聲匿跡了，例如作家張文環於1933年自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畢業，同年發表處女作《落雷》。此後每年都有中短篇小說、散文或劇本發表於島內各種文藝雜誌或報章。但自二二八事件後至1957年，台灣正處於所謂「白色恐怖時代」，他不但未發表任何作品，也誓死不學習中文與北京語。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從中國而來的人物與作品，例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王藍的《藍與黑》等描述中國抗戰時期的小說。此外，學校教育盡是中國悠久歷史與廣大地理的教學，卻少有台灣歷史與地理的認識，因而學生只知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卻不曉得什麼是「二二八事件」；只知道中國東北長白山，卻無法說出台灣玉山的地理位置。凡此種種，皆肇因於國民黨統治心態的偏差與狹隘，以致當局無法廓然大公地認同台灣文化，反而刻意拉抬中國正統意識，壓抑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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