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30日)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爲什麽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爲什麽?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爲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麽“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記憶體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前進。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爲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這種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爲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濟問題，這裏不來詳說。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裏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只許爲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爲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爲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爲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傢夥學來的。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多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複辭，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爲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爲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還很小。現在沒有可靠的數目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在抗日戰爭以前，現代工業産值不過只占全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是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衆”，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麽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群衆的黨。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曾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爲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爲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麽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大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曾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史達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