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遷移與漢族華僑華人的另一個不同點是：他們的國際遷移多有外部因素的介入。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外國入侵後脅迫出境、外國勢力在中國挑動民族分裂活動和國際組織及西方國家的難民收容活動。
外國勢力擄掠是形成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主要發生在與越南和俄國交界的邊境地區。1075年，越南李朝統治者曾以10萬大軍進犯中國，在壯族聚居地、今廣西欽州、廉州和邕州大肆燒殺擄掠，“俘三州人而還”，司馬光曾記載“民死者十萬余人，被擄男女八萬餘口。”宋朝年間，越南多次在廣西邊境地區擄販當地居民，主要是壯族，“歲下數百千人。”這已經成爲當時一個嚴重的地方治安問題。1263年，宋朝思明府（壯族地區）土官黃炳曾率部屬1200余人依附越南陳朝。1380年間，明朝軍隊與越南陳朝軍隊戰于龍州、憑祥（今廣西南寧地區），越南陳朝北部帥臣黃碩，乘“其爭國之餘，收得三百餘人。”這一帶至今仍主要是壯族居住區。[i]
俄國在中俄邊境也有同樣舉動。清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乘阿古柏入侵之機出兵侵佔中國伊犁地區。光緒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簽訂，伊犁大部分地區歸還中國。條約中除規定“人隨地歸”外，還對居民選擇入籍採取了悉聽其便的原則。沙俄爲脅迫中國居民入俄籍，專門成立了移民委員會。“前此俄國留兵一年，名爲保護願遷入俄籍之人，其實日事逼脅，所遷之民多非情願。比[疑爲“加”]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固勒劄驅追益急，其不願遷徙者鞭撻重至，哀號之聲，徹於四野。”這些被沙皇政府逼迫而不得不遷移的維吾爾人達四、五萬人之多。[ii] 1881-1884年間，被迫遷入俄國的中國人達10萬多人，維吾爾人約占4-5萬。[iii] 20世紀初至1930年代，爲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蘇聯曾著意在新疆招引勞工。從1945年到1962年，蘇聯一直力圖從新疆發展“僑民”，最後到伊塔事件，這一期間赴蘇的維吾爾等族民衆達20余萬。[iv] 在伊塔事件中，大約6萬中國邊民出走哈薩克斯坦，其中大部分是維吾爾人。在19-20世紀之交，雲南也發生過英法勢力影響導致少數民族移民國外的情況。
外國勢力挑動民族分裂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一些少數民族出走多受敵對勢力或分立分子的影響，而這些事件或動亂的背後往往有外國勢力插手。20世紀較爲嚴重的民族分立動亂期有三次（1932-1933年，1949-1951年，1959-1962年）。20世紀初，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開始擡頭，一些帝國主義國家也力圖利用這些勢力。新疆的一些上層分子從1910年開始派遣學生到土耳其等地學習。當時，從伊犁去的有麥斯武德·莎布裏、阿布都熱合曼·夏地、莎比提、塔勒哈提等；從喀什噶爾去的有阿布都哈的爾·沙曼尼等。這些留學生有的後來成爲泛突厥主義的積極鼓吹者。1932年，新疆的泛突厥主義者薩比提大毛拉[v]和穆罕默德·伊敏[vi]曾發動和田叛亂，成立“伊斯蘭王國政府”。薩拉提大毛拉自封“主席”，任命穆罕默德·伊敏爲“艾米爾（國王）一世”。在英國駐喀什領事館的指使下，薩比提大毛拉於1933年11月12日在喀什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自任“總理”。他邀請聲望頗高的和加尼牙孜阿吉擔任“共和國主席”，但遭到拒絕。這一短命共和國僅存在了兩個月就滅亡了。[vii] 這些政治動亂失敗後，一些少數民族追隨者出走境外。
1949年新疆解放前夕，泛突厥主義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viii]倆人率家屬及隨行人員750名（哈薩克人）經喀喇昆侖山口到達印屬克什米爾的斯裏那加，並在此操縱東突厥僑民協會，從事分裂活動。1951年4月，堯樂博斯[ix]率衆90多人（多數爲哈薩克牧民），經甘肅、青海和西藏抵達印屬克什米爾的斯裏那加。同年7月，由於哈力拜克、哈木紮和達列裏漢[x]等人的煽動，在甘肅、青海和新疆三省交界的胡賽因和蘇裏唐希熱布所屬共86戶300多人，也經西藏出走，到達斯裏那加。這三批出走的少數民族從1950年代起先後移居到土耳其並入籍。[xi]
1959年3月，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頑固堅持農奴制的農奴主爲維護既得利益，在國外反華勢力的支援下，精心策劃了一場武裝叛亂。叛亂失敗後，約10萬藏人出走。[xii] 1950年代末，中蘇關係開始惡化。1962年4月，蘇聯駐新疆領事館人員在伊犁塔城等地進行煽動，引誘協迫塔城、霍城和裕民等縣6萬多中國公民出走蘇聯。他們主要是維吾爾人。[xiii]
上述事件造成了一些少數民族民衆出走或外逃，成爲國際遷移中的少數民族華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事件的背後均可發現外來勢力的蹤影。除了俄國（或蘇聯）以其地緣政治的優勢多次干涉中國事務外，英國人也一直對新疆感興趣。1933年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就是根據英國駐喀什領事館的意旨成立的。[xiv] 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曾於1936年和1937年先後發生過兩次旨在奪取統治權的武裝變亂。據盛世才當時的幕僚郎道衡回憶，這兩次叛亂均由英國副領事策動。第一次是1936年麻木提的反叛。1936年英國駐南京大使館將一名副領事派到新疆。這名副領事抵達新疆後，分別宴請各派領導人，極力進行分化挑撥。當時任師長的麻木提受到英國人的慫恿，以爲有英國人作靠山，便策劃起兵反對盛世才，準備成立“伊斯蘭共和國”。由於大毛拉烏甫爾與他的意向不合，他暗中指使人將其暗殺。由於陰謀敗露，他感到大勢已去，便率親信35人以出獵爲名逃往印度。英國副領事又于1937年竄到和田，教唆馬虎山謀反。馬虎山兵分兩路，分別進攻庫車和喀什，南疆告急。盛世才只好請蘇聯出兵喀什才得以平息叛亂。馬虎山帶領親信逃往印度。這兩次反盛事件實際上反映了英、蘇兩國在新疆的明爭暗鬥。[xv]
美國對中國的新疆和西藏也頗爲“關注”。這體現以下三件事。早在1947年，美國爲了支援國民黨政府反蘇反共，也派人到新疆活動。當時，美國大使館派駐迪化（烏魯木齊）的副領事馬克南曾與哈薩克人首領烏斯滿[xvi]勾結。1947年，中國與蒙古曾在邊境地區北塔山因邊界爭端發生武裝衝突。衝突一結束，馬克南立即到北塔山以測繪地圖爲名收集情報，烏斯滿曾爲他帶路爬上了北塔山的最高峰。1948年，馬克南與烏斯滿等人籌劃組織“保衛宗教反共反蘇委員會”。烏斯滿曾向馬克南提出要求軍火援助，“我請求你們支援新式武器。”馬克南樂意允諾，並提出要烏斯滿先派人學習使用新式武器。1949年8月，賈尼木汗派哈力拜克等15人在烏斯滿家開了3天秘密會議，商議如何煽動迪化一帶的哈薩克族起來叛亂，反對和平解放新疆，並企圖劫持群衆逃往青海。後來，烏斯滿和賈尼木汗將馬克南秘密地從迪化送到巴裏坤，同時決定派4人護送馬克南到青海，並安排了從青海送馬克南去邊界的人。1949年9月20日馬克南與烏斯滿分手時對他說：“從西藏去巴基斯坦有個地方叫太吉奴爾，你可以帶領所有哈族到那裏去。你到了那裏就可以得到美國的援助。”馬克南到青海後又對胡賽因部進行煽動。[xvii]
伊敏和艾沙、堯樂博斯及哈克力拜等人到克什米爾後，對中囯共產黨進行了各種片面宣傳。到達克什米爾的哈薩克族牧民，以避難者的身份得到了美國“自由中國救濟會”的援助。後來，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對這些哈薩克牧民進行了勸導，有的人表示願意回國，但對各種反動宣傳仍半信半疑。一些美國特務也在克什米爾活動，對哈薩克族牧民的流亡情況進行歪曲。他們一方面拍攝了一部題爲“哈薩克人流亡記”的影片，拿到各地放映；另一方面在報刊上寫文章進行進行歪曲宣傳，使許多哈薩克華僑不敢貿然回國。[xviii]
1959年的西藏叛亂導致大批藏人出走。中國方面對外國勢力捲入的指責多泛泛之言。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辦公室參謀等重要職務的馬凱蒂和曾任情報司司長參謀助理的前美國國務院官員馬克斯于1974年出版的書中卻披露了這方面的內幕。這部著作儘管因安全考慮而不得不交美國中央情報局審查並被刪去了關鍵內容，但仍使我們對美國支援達賴喇嘛進行的有關活動有了基本的瞭解。達賴喇嘛及其隨從逃到印度後，美國爲了達到醜化中國政權的目的，帶他訪問了亞洲和歐洲的一些國家，“作爲表明共產黨中國爲極權主義的活的證據”。然而，連美國人自己對達賴喇嘛的這種表演也不感興趣，“他充當這種證據不甚合宜，因爲他本人就是個獨裁者”。爲了對中國進行擾騷，美國對達賴喇嘛的康巴騎兵進行各種訓練和重新裝備，將一些藏人送到科羅拉多州的黑爾營進行特殊的准軍事訓練。“達賴喇嘛的軍隊對西藏的遊擊式襲擊，是由中央情報局策劃的，偶爾則由情報局雇傭軍帶領。他們得到民用航空聯合企業‘私人’飛機的支援與掩護。”他們被派回中國進行各種破壞活動，有的剪斷電線，有的對中國邊防軍或運送郵件的馬幫進行偷襲。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不得不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xix]
在印度支那戰爭中，美國曾多次利用移民越南的少數民族華人作爲雇傭軍。在侵越戰爭中，中央情報局曾利用儂人對付越共。[xx]“儂族人以勇猛過人聞名，成爲中央情報局在南越的特別行動的最好人力資源。”他們的任務是觀察越共軍隊的活動，襲擊護送補給的隊伍，或破壞兵站倉庫。爲了充分利用他們，中央情報局還專門設計了特殊的無線電發報機，並爲他們提供啤酒和妓女。[xxi] 在老撾戰場上，中央情報局利用大量由王寶率領的老撾苗人（即赫蒙人）。當時，在老撾指揮准軍事行動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在任何時候也沒有超過40-50名，“至於肮髒而危險的工作——地面戰鬥，則由數百名情報局合同人員及王寶將軍手下三萬余名老撾土人執行。”[xxii] 中央情報局前任局長考爾比承認，“老撾戰爭的重擔主要壓在苗族頭上……他們的戰鬥精神部分地來自我們的支援和供給。”當年指揮苗軍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布林說得更露骨，“多一個苗族人死去，就多一個活著的美國人回家；多一個苗族人受傷，就多一個美國人不受傷。他們成爲難民，因爲我們鼓勵他們爲我們而打仗。”[xxiii] 在總數4萬人的苗族軍隊中，有3772人陣亡，5426人受傷。[xxiv]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成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也曾得到過土耳其的支援。土耳其方面爲薩比提運去了武器彈藥，爲他出謀劃策，並派去了軍事教官。當時，薩比提大毛拉的辦公地點設在距城市較遠的鄉村。他用波斯語寫了一封親筆信，派阿圖什人哈地爾送到土耳其駐阿富汗大使館，並帶來土耳其大使的回信。大使說：“不過一個月就把武裝、彈藥及其他軍需用品增援過去。不過，現在形勢對薩比提大毛拉不利。因此，先把它運到葉城，必要時你們把它運到山中牧民處收藏起來！我們還給你派去兩個製造槍彈的技術員。”當時的軍事訓練是由土耳其人艾合提托菲克教官負責。[xxv]
國際組織和西方國家的難民收容活動是少數民族華人國際遷移的第三個因素。印度支那戰爭使當地的少數民族華人遭受了極大的災難。儂族、苗族和瑤族男性因戰爭摧毀了傳統生存方式，有的被迫成爲雇傭軍，有的淪爲難民。1954年日內瓦協定對越南實行分治，原爲法國駐越南外籍軍團的黃亞生儂族部隊也撤往南越，有的儂人是撤到老撾。1973年1月27日，《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在巴黎正式簽訂；《關於在老撾恢復和平和實現民族和睦的協定》也於1973年2月21日在萬象正式簽訂，這標誌著印度支那戰爭的結束。法國將一部分儂人以“退伍軍人”的身份接往法國安置就業謀生；美國也接收安置了一批在南越的儂人。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撤出老撾後，王寶帶著他的高級軍官逃往泰國，相當多的苗人和瑤人也逃往泰國，大多數被收容在難民營。[xxvi]
1975年，泰國政府與聯合國代表簽署協定，議定由聯合國向進入泰國境內的難民提供援助，並爲難民尋找未來的居留地。當時，在國際紅十字會組織的呼籲和聯合國難民署的幫助下，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美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先後接納了一批印度支那難民。[xxvii] 目前，美國因受戰前承諾的約束而接納了約20萬苗族和約2萬瑤族。法國因與前印度支那殖民地的關係接納了1.15萬苗人和1000餘瑤人。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阿根廷等國家也安置了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華人。[xxviii]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苗人和瑤人多將中國作爲他們的故鄉。[xxix]
節錄自 中國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研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