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6日 星期六

滿洲國--貼圖測試

滿洲包括中國奉天(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等東三省,日俄戰爭後,日本於1906年建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對滿洲進行全面的工業開發,辛亥革命後,滿洲一直為張作霖父子的政府所統治,其間行政、軍事等均事實獨立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1922年5月,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失敗後,張作霖挾「東三省議會」推舉自己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並在灤州宣佈東北獨立,實行東三省聯省自治。直至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中國才在形式上得到統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兩個月內,關東軍迅速佔領遼東三省,1932年2月16日,關東軍召集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吉林省主席熙洽、黑龍江省主席張景惠及馬占山於瀋陽;18日成立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宣稱東北「獨立」。1932年3月成立「大滿洲國」,年號爲「大同」,將長春改爲「新京」,定爲滿洲國首都,溥儀任滿洲國執政 。1933年熱河省又被日本佔領,併入「大滿洲國」版圖,1934年3月,在日本軍國主義策劃下,大滿洲國改名爲「滿洲帝國」,溥儀登基稱皇帝,同時改年號爲「康徳」。

1932年6月15日在長春成立了「滿洲中央銀行」。1932年7月,滿洲中央銀行開業,同時接收東三省官銀號、吉林永衡官銀號、黑龍江省官銀號和邊業銀行在哈爾濱的分支機搆。經過合併,於1933年1月成立滿洲中央銀行哈爾濱分支。
1936年12月當局爲強化對東北金融業的統治又公佈了《興業銀行法》,將在東北的日本朝鮮銀行、正隆銀行、滿洲銀行合併改組爲滿洲興業銀行,總行設在長春。此時朝鮮銀行券和日元貨幣在滿洲國境內也可自由流通。
滿洲國在日本經營之下,已是亞洲第一工業國,物資富饒。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出兵滿洲帝國,擊敗日本的關東軍和滿洲國軍,並大規模將滿洲地區的工廠機器、武器軍備及各公私銀行的貴金屬、債券、紙幣運往蘇聯。此時金融貨幣混亂,原滿洲國幣、日幣照常使用,蘇聯紅軍票也有流通。同時間俄軍也協助中共迅速進入東北搶奪資源,使共軍短期內勢力驟大,並且公開反對國軍進駐東北。
1945年底國軍只好一路從山海關打入東北,1946年初收復瀋陽,滿洲重新歸屬於中華民國,同時改原東北三省為九省二市,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1元流通券=10元法幣=10元紅軍票=10元滿洲幣,1948年8月19日廢止流通券改發行金圓券,30萬元流通券=1元金圓券。

1945年底共軍在瀋陽成立「東北銀行」,隨即被國民政府軍(國軍)打退至通化,發行東北幣。1946年春,俄軍故意縱容共軍侵占其所收繳六十萬日軍武器,並以旅順、大連為基地,接濟山東、山西及河北等共軍,熱河及察哈爾則早已移交與共軍。1946年7月,中共在旅順大連成立「大連銀行」,次年4月改爲「關東銀行」,發行關東券。1947年5月中共犧牲東北權益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以換取蘇聯的美援武器裝備及軍事協助,加上美國不願扯入中國內戰,從而使共軍的軍事實力大大增加,並且開始超越國軍,導致中共發動全面戰爭。
1948年11月共軍攻陷瀋陽,國軍全面撤出東北。1948年12月中共以華北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和北海銀行爲基礎,成立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人民幣。1950年6月東北銀行接管並改組關東銀行爲東北銀行旅大分行,1元紅軍票=30元東北幣,1元關東幣=270元東北幣。1951年4月東北銀行總行改為中國人民銀行東北區行, 1元人民幣=9.5元東北幣。


王鐵漢: 從東北之接收談到東北之淪陷 [修訂本]
原文 博訊博客析世鑒http://www.boxun.com/hero/xsj.shtml
㈠東北之接收困難重重
抗戰勝利後,政府積極準備接收東北。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明令將東北三省劃爲九省,派熊式輝爲東北行營主任,駐長春。九月四日,發表熊氏兼任行營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莫德惠等爲政治委員;張嘉璈爲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並任命東北九省省政府主席。十月十二日,熊氏飛抵長春,即行晤見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提出國軍在葫蘆島與營口登陸之計畫,然數度會談,均不得要領。先是,蘇俄駐華大使彼得羅夫曾通知我國,謂俄軍決定於十月上旬開始撤兵,請我國派員在十日前至長春,與蘇俄駐東北最高統帥馬林諾夫斯基商接防辦法,我遂派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飛往長春,並告以我方決定於十月十日前自九龍運兵往大連登陸。嗣以蘇俄大使彼得羅夫不同意我軍登陸大連,我乃改變計畫,決定國軍暫不自大連登陸,而依熊式輝與馬林諾夫斯基所商,改由葫蘆島、營口登陸。但此時俄軍並未按期撤兵,且處處阻撓我方接收,另一方面又掩護林彪之共軍佔領東北各據點,國軍接收東北之工作遂致困難重重。二十七日,當接收東北主權之國軍——第十三與第五十二軍——先頭部隊到達葫蘆島時,即遭岸上之匪軍射擊,我軍不得已,乃決定在秦皇島登陸,循北甯路往東北接防,三十日國軍在秦皇島正式登陸。十一月五日,熊氏接獲馬林諾夫斯基通知,謂葫蘆島、營口已被共軍佔據,對國軍在營口登陸不能負責。又謂俄軍已向北撤退,以後地方情形不負任何責任。並拒絕派聯絡員偕同我政府人員前往各省市接收,對我編組地方團隊,亦不同意。十日,熊氏以東北接收發生困難,遂飛離長春。蔣主席亦以接濟困難(因蘇俄規定我國空運長春等地部隊,僅以憲兵、警察爲限。),於十五日下令東北行營及接收人員自長春撤退至山海關。十六日,國軍佔領山海關,繼續沿北甯路向東推進,於二十六日進駐錦州。
總計在三十四年上月下旬【HGC:“上月下旬”,原文如此,當爲“十月下旬”之誤。】,國軍接收東北之工作,雖因俄軍一再延期撤兵而受到干擾,但此時以國軍戰鬥力仍強,雖經數度戰鬥,國軍仍能逐漸推進。
三十五年一至四月這段時間,國軍先後佔領營口,進駐瀋陽,遼寧以南各縣及撫順、本 溪等工業區亦已依次克服。六月,國軍繼續向北推進,先後佔領長春、永吉等地,先頭部隊已抵達松花江,準備向哈爾濱前進,此時東北政治、經濟、文化等重要精華區幾已全入國軍掌握之中。軍事上如能照此種進度繼續發展,則不難於短期內收復整個東北,但其後卻由於馬歇爾之來華,使東北形勢大爲改觀。
㈡東北局勢之逆轉
三十五年六月起,東北局勢開始逆轉。緣三十四年十二月間,美國特使馬歇爾來華,翌年一月,軍事三人小組開始會商停戰問題,由張群代表政府,周恩來代表中共,馬歇爾則居調人地位。六月七日,東北接到三人小組第一次停戰命令,軍事行動隨即停止。在蘇俄方面,雖逐步開始履行撤兵諾言,但每當一地撤兵,即將武器 移交共匪,而中共亦利用停戰機會,加速在松花江北岸整理補充,林彪之部隊由於上述二項有利的因素,迅速成長,東北之禍根由此種下矣!
在三人小組調停期間,由於共匪並未遵守停戰協定,故雙方戰鬥時斷時續,時間達一年之久。此時國軍以有限之兵力,從事於海闊天空廣泛無限之東北接收工作,因此,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兵力分散,戰鬥力也隨之減低(因國軍並無機動兵力),共匪看出國軍捉襟見肘的弱點,遂不顧一切,猛攻長春、永吉等地,故自三十五年六月起,東北戰局開始逆轉。
本來,蘇俄扶植中共即很有計畫,早在蘇俄對日宣戰之時,即派有兩個兵團來遠東,其時西戰區爲右兵團,由馬林諾夫斯基統率,以僞滿洲國全境爲作戰範圍,其下共有三個軍的兵力;東戰區爲左兵團,由米尼茨克夫率領,以朝鮮及接近僞滿邊區爲作戰區域,共有兩個軍。另派瓦西立夫斯基元帥駐伯力,負責調度上述兩兵團之作戰。在日本投降後,蘇俄立即將關東軍在僞滿境內之裝備、資源、工業設施等全部予以接收,然後轉交給共匪。表面上,蘇俄並未公開反對我們接收東北,但事實上則處處阻撓國軍接收工作,藉詞延拖,遲遲不肯撤兵。其後撤兵期間,亦經數度衝突,其陰謀與目的,顯而易見是在掩護林彪,培植中共,使之壯大,使其接收東北,以遂俄人徹底控制東北之最終目的。一方面固然由於蘇俄之有計畫扶植中共,使之接收東北,但另方面,中共在東北建立力量,不但積極也很進步,似較國軍高明。在國軍方面,以有限之兵力,作開疆擴土之勝利接收,卻未注意培養地方勢力,光靠幾個軍轉戰千里,兼之,國軍無機動兵力,因而形成每收復一個地方就增加一分負擔。我們不但未培養地方武力(接收人員也不是東北地方所歡迎的人。),連僞滿軍隊(編制、訓練及裝備大致與關東軍相同,是強有力之作戰部隊,結果卻拱手讓人。)也未利用,地痞流氓亦無適當之處理方法(上述力量遂被共匪利用)。試觀共匪則不然,中共每佔領一地,不但立即收編地方軍,甚至僞軍、地痞流 氓、遊擊部隊亦一概予以收編,他們把上述幾種力量集合起來,無形中增加了作戰力量。他們利用遊擊隊來牽制國軍,利用地方武力來掩護政治,控制民衆。當時中 共有所謂上駟——野戰軍,中駟——遊擊隊,下駟——地方武力之分,而野戰軍之成長則靠中駟與下駟之掩護,下駟經過訓練後亦可成爲野戰部隊。
總之,由於蘇俄有計畫培植扶養中共,更由於中共適當地利用地方武力,遠使整個形勢改觀。
檢討初期之東北接收工作,我們最大的失策在於未培養地方武力,對於遊擊隊及僞軍亦未作適當之運用。本來,我們接收東北既已決定採取積極政策,並且有了方案,即應根據擬訂之方案,選擇有利者作積極進行,徹底的掌握。當國軍佔領永吉、長春,過了松花江之後,即應不顧一切繼續向哈爾濱推進,如能佔領哈爾濱,並進而佔有佳木斯以及中俄邊境的據點,則共匪雖有蘇俄之支援,亦無法壯大。因爲將上述據點佔領後,中共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間,無根據地即無法休養生息,更何況 中共在東北原來就沒有政治基礎,而且其虛僞的政治欺騙,亦非短期間所能收效。如果我們於軍事佔領之後,更能作政治上之積極爭取,則東北之接收理應毫無問題,是則民主政治亦隨之而在東北建立,但我們卻因接受馬歇爾之調停,將此一大好機會輕輕地放過,此種機會一失,永不會再來,言之令人痛惜!
三十五年冬,中共軍隊逐漸長成,即利用松花江封凍期開始蠢動,攻擊永吉、長春,幸而國軍此時戰鬥力仍強,對共軍處處反攻,時時給予打擊,而德惠之解圍,對共匪之打擊猶大,亦由於德惠之解圍,使永吉、長春兩個戰略據點趨於穩定,稍安一時。
迨至三十六年六月,匪軍除圍困永吉、長春兩要點之外,主力打四平,此時守四平的主要是七十一軍陳明仁部隊,一方面是由於七十一軍奮戰拼命到底,另一方面是中央及時抽調新六軍、九三、五三等軍赴援,終於解除四平之圍,亦由於解四平之圍,遂將共軍慣用「阻援打點」的戰術予以徹底的擊破。德惠、四平二戰役之勝利,雖然奠定我們一段長期間的安定局勢,但兩次戰役的結果,我們的犧牲亦很大,此後有關兵員、武器之補充均感困難,而中共則源源不斷接收蘇俄轉交之武器,逐漸由弱轉強,進而與我勢均力敵,兵力平衡,最後終至演變敵強我弱的態勢,東北局勢遂日益惡化。
四平戰役後,軍事、政治弱點完全暴露。在軍事方面,四平戰役在軍事攻擊已超過頂點,此後即由攻勢轉爲守勢,國軍土氣以及戰鬥力等方面均開始衰退,兼之,瀋陽無機動部隊,故對週邊即無掃蕩力量,對週邊不掃蕩,中共則天天批評宣傳,使我們不安於枕,軍事弱點即完全暴露無遺。在政治方面,接收人員並非東北地方人士所歡迎者,政治上貪污腐化,擾民害民無所不爲,地方既未強化,軍政亦形分立,領導分歧,上有東北行營輿省政府,互不相爲謀,各人有一套作法,有時不但不相爲謀,而且互相攻擊、互相傾軋,地方之間亦大率如此,遂予中共可乘之機。尤有進者,政治人才不文不武,既不能適應軍事上之要求,也不能負起改革地方、收拾人心之責,兼之幣制貶值,財政紊亂,軍民爭利,遂致一發而不可收拾。如果當時採取權宜措施,適當地留用僞滿政府原有的人員,如此政治上還能維持暫時的安定,以便繼續進行各種建設工作,政治上亦不至於變成毫無功能。在接收東北前,中共力量原不比我強,但許多應做的事情,我們未做,而中共卻做了,嚴格說起來,中共竊據大陸之所以能成功,乃是我們間接幫了忙。易言之,我們失去大陸,不是敵人此我們強,比我們厲害,乃是我們太不厲害了。
自四平戰役後,國軍完全處於劣勢,在空間上,由廣大的面縮短爲線,由線更縮短爲點,再由多數的點縮小爲少數的點,東北至此處於最不利最危險的狀態。三十六年十月,中央爲扭轉局勢,乃決定統一東北軍政,人事上亦作大幅度調整,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同時去職,派參謀總長陳誠兼東北行營主任,以便統一指揮軍政。同時,政治戰略亦重新布署。中央派參謀總長到東北去,可見對扭轉東北劣勢頗具決心,當時中央預擬了兩個方案:其一是由關內調一有力之部隊,以打破東北之僵局,進而爭取主動,形成優勢,貫徹收復東北之初衷。其二是以現有之兵力維持東北現狀,毫不猶豫地斷然縮短戰線,以瀋陽作爲基點,掌握遼西、遼南兩個走廊。掌握遼西,以便維持葫蘆島之防線;掌握遼南,以便維持營口之防線。暫時採取守勢,阻止匪軍進關,等待關內剿匪戰場勝利以後,再解決東北問題。只要關內問題解決,東北問題便可不解決而自解決了。易言之,先維持原有地盤,然後逐漸生長力量,等待關內局勢好轉時,再整個解決東北問題。
陳總長到東北後,初步採取第一個方案,雖然陳總長有扭轉東北局勢之勇氣與決心,但問題是關內卻無兵可調,後來勉強將四九、五三兩個軍(前已調東北參加四平會戰,四九軍之一0五師及五三軍兩個師因與東北淵源較深,故抽調前往。)的兵力抽調到東北戰場,但要解決共匪之林彪部隊,單靠兩個軍的兵力似嫌單薄,仍然不夠。其次,由於三人小組調停破裂,美援斷絕,而中央庫存之軍事物資亦極有限,陳總長計畫由後方補充兵員接濟東北之計畫遂受阻。而共軍方面,供應則源源不斷,不虞匱乏。在裝備方面,蘇俄將接收日本關東軍之物資悉數交給中共。在兵員方面,中共利用清算鬥爭、強迫參軍等等方式,將東北廣大農村之人力(青年壯丁)全數囊括。無論在兵員及裝備等方面,匪軍是有求必應,我們則是捉襟見肘。由於上述原因,原定第一個方案無法貫徹實施,不得已只好採取折衷辦法,一面維持現狀,一面以瀋陽、錦州作爲基地,由關內運補兵員、武器、裝備等,將部隊的原有力量恢復起來,另方面培植新生力量,等待兵力雄厚有把握時,再發動攻勢。 終陳總長兼任東北行營主任任內,大致是實施此一折衷方案。即使實施第二個方案,也是困難重重。兵役辦理不善,兵員補充不易;勉強驅使長江以南的子弟遠征塞外,在冰天雪地中,既不耐寒冷,也不服水土;機械化部隊亦無法發揮應有的戰力,何能與剽悍耐戰的匪兵戰鬥!在此對比之下,勝敗已可預卜,蓋無論在天時、地 利、人和三方面,我均不如敵也。
三十六年冬,總統曾有撤兵長春、瀋陽之計畫,陳總長也同意了。
三十七年二月,陳誠去職(陳於五日離瀋陽),由衞立煌繼任。東北行營亦於此時改組爲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衞立煌擔任總司令,衞反對放棄瀋陽,不主撤退,極力主張維持現狀,不採取任何行動,理由是:第一、國軍機械化部隊衆多,北甯路易守難攻,今正值雪水融化,大軍進展困難。第二、瀋陽工事堅強,長期固守無虞。第三、瀋陽兵工廠生産力強,棄之可惜。第四、放棄瀋陽,影響國際視聽及人心士氣。由於衛堅決不主張放棄瀋陽,故陳提之案,無形中擱置,形成此後長期固守的局面。在此時期,防守永吉是第六十軍(雲南部隊,軍長曾澤生。)守長春者爲新七軍(軍長李鴻,曾到臺灣。屬孫立人部隊,由新一軍擴編而成。)。
三十七年四月初旬,中央爲解決長春問題,發表鄭洞國(原爲第八軍軍長,其後調印度作戰,爲適應需要,成立新一軍及新六軍,鄭以駐印指揮官之名義,指揮此二軍,後來當東北保安司令部副長官。爲吉林省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官,指揮第六十軍及新七軍。四月十日,永吉部隊無法再守,遂出共匪之不意,突圍而出,撤至長春,撤退雖很成功,但長春、瀋陽(相距五百華里)兩據點卻形成孤立,不能互相呼應,就戰略言,此次撤退意義不大。八月初,長春機場亦爲共匪所控制,瀋陽與長春間之空中交通遂告中斷,第六十軍及新七軍之糧彈補給均仰賴空投,而空投三天不夠一天之用;共匪則封鎖四鄉之糧秣,並驅使饑民入城,以增加消耗,如此,糧食更形缺乏,軍民均在饑餓線上掙扎。由於供應困難,加上共匪有計畫驅使饑民入城,遂使物價暴漲,經濟崩潰。同時,共匪更發動政治攻勢,挑撥第六十軍與新七軍之感情,暗中送糧與第六十軍,使之互相猜疑,瓦解第六十軍之戰鬥力。十月十四日,錦州失陷,守錦州之第九十三軍(軍長盧浚泉,屬雲南部隊。盧浚泉之第九十三軍及曾澤生之第六十軍先由孫渡節制,後均歸東北剿匪總司令部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指揮,范于錦州失守時亦被俘。)傷亡殆盡;十月十五日,共匪策反成功,曾澤生之第六十軍在長春叛變投降;十月十八日,新七軍亦相繼投降,守長春之指揮官鄭洞國被俘。長春之失守,影響頗大,第一、爲守長春,犧牲了兩個軍, 影響人心士氣太大。第二、自永吉撤退後,所剩錦州、長春、瀋陽三大據點已失其二,因而牽動整個東北戰局,自此以後,瀋陽應否撤至營口,以營口作爲防線,又錦州應否撤至葫蘆島,以葫蘆島作爲防線等等問題,軍事當局均頗費思考,而此等問題,均由長春之失守所引起者。
綜上所述,東北之淪陷又實以錦州之失爲其主要關鍵,因站在防守之戰略上,錦州地理位置(北至熱河,西至關內。)較瀋陽爲優越也(如采攻勢,則又當別論。)。
先是,三十七年八月底,林匪彪指揮之十二個縱隊(均爲關東軍裝備,戰鬥力強,約等於十二個軍,地方部隊尚不計其內。),除留第十二縱隊及三個獨立師監視及圍攻長春外(戰鬥力較弱之第十一縱隊留在遼東及遼南。),其餘之主力部隊均開往遼西——經由四平至黑山、北鎮一帶——,從各方面之情報,均可看出共軍之企圖,不是攻瀋陽而是攻錦州。當時衛立煌之判斷是共匪攻瀋陽,我則認爲共軍攻錦州。其時我因擔任遼寧省主席,以地方官吏未便對此表示意見,但開會時,國防部主管作戰的羅廳長李處長一再要我發表意見,因此我道出共匪攻錦州之判斷。我所持的理由很簡單:第一、如攻瀋陽,則將來仍攻錦州;攻錦州則可一舉兩得,瀋陽問題不解決而解決(因攻下錦州,瀋陽戰線即被切斷也。)。第二、八月底,瀋陽以南至營口、大連線上無匪軍,又長春、四平至瀋陽路上亦無匪軍蹤影。何以衞立煌主觀判斷共匪攻瀋陽?理由也很簡單,因爲他留戀權位,不願放棄瀋陽。九月五日左右,共匪攻錦州的形勢更趨明朗化,國防部與東北剿匪總部亦有情報。此時,我站在國家立場,也爲東北整個軍事著想,不得不向衞立煌作口頭報告,特別強調共匪攻錦州之判斷,衞立煌甚不以爲然,我一氣之下,遂暗中給總統去了一個電 報:第一、我判斷共匪攻錦州,理由是長春至瀋陽,瀋陽至大連均無匪軍,林彪之主力部隊集中黑山、北鎮一帶。第二、藉此機會,長春兩個軍突圍,由瀋陽部隊至四平接應,以保全新七軍及第六十軍之實力,此時長春至瀋陽無匪軍,此案可以辦得到。如林彪匪部出而攻擊,我軍亦可藉此一決勝負,此機會一失,長春的兩個軍即無可挽救。如此,亦可拖延時間,以解錦州之圍。總統接到我的電報以後,給衞立煌去了一個電報,謂王某人有此意見,要衞「參考實施」。衞接總統電報後,來找我,衞說:在戰略的觀點上,你的計畫不錯,但我們的問題甚多。他並反詰我:如接應長春的部隊突圍時,遇遼西匪軍攻擊瀋陽又應如何?我說:瀋陽部隊可以反擊,我方以逸待勞,何懼之有?如匪不攻擊瀋陽,則可照我們的計畫救出長春的兩個軍,予匪以極大之威脅。上述意見,衞之幕僚人員亦頗有同意者,但衞仍堅持己見,並因此對我有所懷恨。我判斷匪軍攻擊錦州,雖非有先見之明,但其後卻不幸而言中。如果當時照我的意見救出長春兩軍(長春至瀋陽是二百六十公里,五百華里,在無匪軍的情況下,九月初即開始突圍,乃輕而易舉之事。),則東北的局面又當不同。
永吉、四平失陷後,匪軍林彪部隊一面經由四平向彰武、新立屯、黑山、北鎮、義縣等地經營,一面派部隊圍困瀋陽、錦州,並作攻錦州之準備(諸如道路之修補,中長、北甯路之破壞,均積極進行。)八月底,匪軍佈置完成,九月十二日開始攻義縣(位於錦州正面的一百華里),十三日攻下義縣。二十四日開始攻錦州,若錦州一失,東北必注定失敗之命運,並進而影響華北、華中、華南之剿匪戰局。對此,總統認識、瞭解最爲清楚,故九月二十四日共匪開始攻錦州,總統當日即在南京召見衞立煌,面授機宜,命衞在瀋陽留少數部隊,所有主力部隊於九月三十日以前在新民集中,隨即前進攻擊,十月十日以前佔領新立屯、黑山以西地區。衞接命令後,似有所懷疑,未立即行動,故總統於九月二十六日又派參謀總長顧祝同隨同衞立煌飛瀋陽,意在監督衞確實執行此一任務。顧、衞當天晚間飛抵瀋陽。本來,瀋陽至新民僅六十公里,九月三十日以前集中新民,當無問題,但衞仍耍花槍,一方面發動地方人士請願,要求駐軍不要撤離瀋陽。地方士紳前來見我,提出要求,我對他們說:「你們不要管這一套,他胡扯!」另方面,衞又召集軍長以上開會,顧總長亦出席,當時提出四案:第一案,遵照總統指示,瀋陽僅留少數部隊,全力解錦州之圍。第二案,將瀋陽之部隊轉移營口用船運至葫蘆島,再由此登陸,以解錦州之圍,軍長以上均有此主張。第三案,瀋陽部隊仍駐原地不動,利用既有之防禦工事,等待敵人來攻,以牽制匪軍之主力,這是衞立煌的方案。第四案,仍守瀋陽,僅以其中一部份兵力(或以三分之二的兵力)集中新民,攻擊彰武、新立屯,間接解錦州之圍(即截斷林彪匪部從彰武至後方之聯絡線。)。第四案是在上述三案僵持不下而提出者,爲折衷方案,亦爲失敗方案,而最後竟實行此一不徹底之案。 十月一日,總統見衞立煌拖延時間,仍未行動,又由南京飛至北平視察。此時,衞方感事態嚴重,不能再事拖延,故於離開瀋陽去北平之前,匆匆下令部隊至新民集中(衞規定二日以前集中新民,四日開始向彰武攻擊。),預備見總統時有所交待。事實上,衞此舉僅系應付,四日仍未向彰武攻擊,直至八日方於新民集中,九日進攻彰武,十一日佔領(按照總統之命令,十日之前應佔領新立屯、黑山。衞于十一日方佔領彰武,與原定計劃頗有距離。據我個人之判斷,如能於十日前到達黑山,林彪不敢來的。),自此即停滯不前,又伏下一大敗筆。按中央之決策,爲解錦州之圍,原設有東西兵團,西進兵團由瀋陽出發,歸第九兵團廖耀湘指揮,轄新一、三、六軍及第四十九、第七十一軍,共五軍十二師;東進兵團(即錦葫兵團),初由第五十四軍闞漢騫指揮,後歸侯鏡如節制,轄第五十四及第六十二(軍長張瑞貴)兩個軍。原計畫東西夾擊,以解錦州之圍。此一計畫本大有作爲,以如此大的兵力,解錦州之圍,自屬易事。但西進兵團至彰武後,停留不動,變成間接接應錦州,致東進兵團雖有小勝(林彪匪部以具有戰鬥力之四、六縱隊駐高橋防守,我軍始終未攻下高橋。),亦無補於事。因此,予林彪匪部以可乘之機,九月二十四日攻錦州,至十月十四日即將錦州攻陷,第九十三及新八軍損失慘重,傷亡殆盡。
錦州失陷後,總統認爲事態嚴重,關係重大,因爲錦州一失,不僅東北命運解決了,華北也完了,甚至影響全盤剿匪戰略。因此,十四日錦州失陷,十五日總統即至瀋陽,仍命東西兩兵團繼續前進,夾擊錦州之匪軍,殲滅林彪的部隊,收復錦州。十六日,總統到葫蘆島,另由關外抽調第九十二(侯鏡如兼軍長)、第三十五(傅作義部隊)兩個軍前來增援。十八日,總統又到瀋陽,在飛機場再度指示衞立煌:不顧一切,收復錦州。總統僕僕風塵,爲收復錦州而奔勞,照理衞立煌應受感動,但他仍舊留戀瀋陽,不願放棄權位,故並不積極。二十日,總統又在北平召見衞立煌、杜聿明,面授機宜,仍舊命令東西兵團排除萬難收復錦州,此可見最高決策既極正確,最高統帥苦心孤詣,僕僕風塵,亦具決心,所有官兵亦應深受感動,如果當中指揮不發生錯誤,則收復錦州,不應成爲問題。雖然總統一再催促,但部隊行動仍舊遲緩,主要原因是衛立煌有私心,不積極。由於我軍行動停滯不前,故予林彪匪部充份之準備時間,十四日攻下錦州之後,十六日即開始反擊西進兵團,鏖戰數日,我方陣勢大亂,二十五日,廖耀湘指揮的五個軍完全失敗,廖本人被俘,新一軍軍長潘煥昆、新三軍軍長龍天武隻身突圍,逃返瀋陽,官兵傷亡慘重,西進兵團五個軍(共十二個師)至此等於被匪消滅。林彪匪部於撲滅西進兵團後,回過頭來攻打東進兵團,東進兵團當然無法招架,最後當然失敗。而總統收復錦州之決心及希望頓成泡影。
廖耀湘兵團被撲滅後,衞仍存幻想,仍欲將守營口劉玉章之五十二軍調回增強瀋陽之防務,但第五十二軍之先頭部隊第二十五師至海城時,未能通過,只得折返營口,海運葫蘆島(其後劉玉章之第五十二軍得以完整撤退至上海,亦緣於此。)。至此,衛立煌固守瀋陽之信念已失。此時孤守瀋陽之部隊僅剩周福成之第五十三 軍、戴樸之第二0七師、暫編第五十三師(屬新一軍)、東北地方部隊四個總隊(約等於四個旅)。十月二十八日,林彪匪部開始圍攻瀋陽;二十九日,第五十三軍守鐵嶺(距瀋陽北一百二十華里)的一個團投降;三十日,第五十三軍內部動搖,王理寰之第一三0師投降;同日下午,高級軍政人員奉令轉移葫蘆島;三十一日上 午,瀋陽撤守。東北整個變色,林彪匪部遂由華北而華中而華南,終至竊據大陸。至今思之,不勝感慨!
總計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杜聿明率第十三及第五十二軍由山海關進佔錦州,開始接收東北;三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杜聿明又以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身份,駐葫蘆島主持撤退事宜。最初怎麽來的,最後亦怎麽走的,亦一巧合也。
㈢東北喪失之檢討
一、外交上:東北之失,雅爾達密約實早已種下禍根,蓋自雅爾達協定後,蘇俄勢力伸入東北,遂實行其國際陰謀,扶植中共。中東鐵路亦爲中蘇共管,東北遂毫無獨立自主權之可言。
二、內政上:昧於世界大勢,盲目縮小省區,改編建制,拒絕收編僞滿軍隊,造成混亂局面,予中共以可乘之機。
三、政治上:由於內政之混亂,故一切政治設施未能配合軍事。
四、中央對東北之重要性既不瞭解,對地方實際情形也不清楚。高級行政人員安排既不妥善,亦不爲地方所歡迎,因此形成事權不統一,精神意志、作法亦不統一。
五、軍民分治:軍事不能控制戰場,政治不能配合軍事,形成政治軍事脫節,不能彼此掩護。
六、軍事上:受抗戰之影響,陳陳相因,既不研究也不改進,處處以抗戰之戰略、戰術對付共匪,以致形成處處受制於敵。
七、東北未劃分軍區,因此在總體戰之下,一切均無計畫,打到那裏算到那裏,遲到那裏守到那裏,以致形成進退失據。
八、勝利沖昏了頭腦,一切自以爲是,政治上、軍事上均不研究、不檢討、也不求進步,一切敷衍了事,言會議則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言人事、經理等問題則均在「等因奉此」中轉圈子,何能應付共匪?!
九、由於人事之不平,形成黨政軍不能協調合作,彼此傾軋攻擊。
十、最高統帥於三十七年春夏間,叠經指示東北剿總,考慮將東北兵力轉用於關內各戰場之準備及實施之時機。衞立煌戀於個人之權位,未能貫徹最高統帥之意圖,猶疑不決,行動遲緩,指揮無方,招致失敗,使國家數十萬大軍,斷送於一旦。

2008年1月24日 星期四

中國共產黨之崛起與國共關係

中國共產黨之崛起與國共關係 (1921-49)

五四運動造成了盲目破壞傳統,人心輿情急速胚變,直接的後果是盲目向外國尋求真理。五四之前,在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目中,美國是民主與科學的最好榜樣。但由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新共產政府聲明無條件取消在華的一切權益,嬴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親美民情遂轉向親蘇,由追求民主與科學變為「以俄為師」,社會主義熱潮很快在中國蔓延。

A.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長原因
1. 國民經濟破產
清末民初,列強侵凌,軍閥混戰;長期動亂之影響,農村經濟破產,城巿工商業亦萎靡不振,大部份農工百姓生靈塗炭,淪為赤貧者比比皆是。共產黨遂趁機以「解放農工」口號展開活動,容易取得貧苦大眾之擁護。

2. 五四運動之影響
五四運動原致力於文化改革,不少激進份子提出全盤西化之主張,對傳統之禮教道德,倫常觀念及儒家學說等大肆摒斥,令中國數千年來之文化根基大為動搖。因此,知識份子一面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估價,一面則思以新學說試之以中國。及俄國1917年革命成功,新青年及知識份子對新興之共產理論自然寄以無限憧憬。

3. 共產國際之推動
a. 1919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於莫斯科以推動共產主義,並於國際間展開活動,尤於落後地區或殖民地積極宣傳滲透,號召被壓迫民族起而反抗,共同扺禦帝國主義之侵略,聲稱把殖民地人民從資本主義的剝削及壓迫下解放出來。這種主張,在當時非常迎合中國民情,大受下層勞苦階級歡迎。

b. 1920年,共產國際東方民族會議發表了「巴庫宣言」,列寧提出了三項重要主張:
1/ 中國應盡快建立共產主義組織;
2/ 新建立的共產組織須與執政的政黨合作;
3/ 在合作過程中同時盡快轉向共產革命,建立蘇維埃(Soviet)。
這個提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促成了早期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基礎。

c. 五四運動期間,中國正掀起反帝反侵略浪潮,俄國共產政府見有機可乘,遂兩度提出中國應民族自決,宣稱放棄及撤消帝俄時期在華的一切不平等特權。標榜扶助中國工農群眾,希望共產主義能移植及輸出至中國。

B.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經過
1. 1920年五月共產國際東方局書記維丁斯基(Voitinsky)奉派來華,會晤陳獨秀,首先創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於上海。八月,展開建黨工作並設臨時中央於上海法國租界;同時又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以領導學生及青年運動。當時北京之李大釗,廣州之譚平山,湖南之毛澤東,湖北之董必武等互通訊息,設立各省支部。周恩來,李立三以「勤工儉學」身份留學巴黎建立「少年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共產黨之初階。

2. 1921年春,共產國際派遣秘書馬林(Maring)來華,協助組黨工作。七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法租界,正式宣佈中國共產黨成立,並通過黨綱,決定下列目標:
a. 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b. 與現存各政黨不建立任何關係;
c. 推翻私有資本,沒收一切生產工具及資源而歸於社會公有;
d. 接受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領導。
當時中共無意與國民黨合作,無怪事後馬林對大會決議甚為不滿。但大會仍推舉陳獨秀為委員長,總部設於上海,並展開工作。

3. 1922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宣言,揭示革命目標:
a. 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b.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達致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c. 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設總書記職位,由陳獨秀擔任,是為黨的最高領袖。

C.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
聯俄容共政策 (1924.1-1927.4)及第一次國共合作
a. 中國共產黨建黨時,原無意與國民黨建立任何關係。但此時黨員數目極少,力量薄弱,必須借助國民黨始可發展。是以不久便作出加入國民黨決定,派李大釗為代表,請求孫中山允許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
b. 共產國際於1921年至1923年間,先後派馬林,越飛(Joffe),鮑羅廷(Borodin)三人向孫中山洽談國共合作問題。孫中山為了爭取國際盟友,並加強國民黨組織,以期打倒國內軍閥完成革命大業;加上其時失意於南方軍閥政府須再度離開廣州,乃於1923年一月同意聯共計劃。於上海發表聲明,以蘇聯協助建立軍隊為交換條件,准許共產黨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
c. 1924年一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國共合作,並明確訂明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

2. 從容共到反共
a. 聯俄容共的主要目的在完成國民革命,清除軍閥。但在北伐途中合作關係終止,究其原因,有下列數端:
1/ 容共的方式不適當,中共黨員雖以個人名義參加,但中共組織依然存在,因此形成「黨中有黨」的畸形現象,共產黨在國民黨中逐漸控制了「組織」;「工人」;「農民」三個最重要部門,國民黨的領導權旁落,遂起反擊之心。
2/ 中共為國際共產支部,背後實為蘇聯控制,缺乏獨立的國策。
3/ 聯俄容共政策主要是孫中山的決策,多數國民黨黨員一開始就缺乏信心。如 1924年冬馮自由等在上海發表「護黨救國公函」,繼後黨內又有「絕對不宜 黨中有黨」等反共言論,但孫氏生前以個人聲望壓制反對聲音,但他一去世後國民黨內部便出現反共浪潮了。

b. 1925年三月孫中山逝世,汪兆銘被推舉為國民黨領袖,但黨內部迅即分裂為左、右兩派。汪為國民黨內左派,主張繼續聯俄容共政策;但右派如林森等則於上海另組中央,與汪兆銘抗衡,並決議清除共黨份子。

c. 1926年三月,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發動兵變,於廣州逮捕共黨份子,並下令實施戒嚴。汪兆銘以最高領袖而事前未聞其變,乃憤而辭職出國。五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由譚延闓任國民政府主席,右派全面得勢,而黨、政、軍大權實由蔣中正把持。中共勢力已大大削減了。

d. 1926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途中中共在鮑羅廷指揮下企圖「倒蔣迎汪」。1927年四月一日,汪兆銘從莫斯科回國後即到武漢復職,與共產黨繼續合作。四月十二日,右派在上海一帶進行清黨,並於南京建立新的國民政府,與汪兆銘的武漢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而反共浪潮已勢不可遏了。

e. 1927年七月,汪為形勢所迫,國民黨主流趨向反共,加上愈來愈多証據共產黨陰謀顛覆國民政府,乃於七月十五日提出「分共」主張。八月一日,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汪氏決心清黨反共,驅俄顧問鮑羅廷離國,取消共產黨黨員於國民黨黨內資格。武漢、南京政府岐見既已消除,乃重組國民政府,繼續北伐,史稱「寧漢復合」。第一次國共合作亦告結束。

3. 聯俄容共政策的形響
a. 由於蘇聯的援助,使黃埔軍校得以建立及迅速拓展,建成一支黨軍,先平定廣東,繼而出師北伐,對國民革命的成功實居功至偉;
b. 聯俄容共政策令國民黨內部分化,寧漢分裂雖很快獲得解決,但1927-37年間,黨內派系林立,黨爭如麻,紛爭不息,令建國後管治出現不少問題。國共紛爭更助長日本對華的侵略;
c. 由於以俄為師關係,國民黨亦感染了極權主義毒素,如一黨專政,領袖崇拜等。

4. 中共蘇區的建立
從1927到1937這十年期間,三項因素困擾國民政府:一為黨爭與內戰;二為共產黨的滋擾;三為日本的武裝挑釁。內外問題亦令中共得以繼續發展,建立新的根據地。

a. 1927年七月清黨後,陳獨秀被斥為右傾機會主義者而被迫下台。中共由瞿秋白繼續領導。「南昌起義」失敗後又有兩湖秋收事件。毛澤東等率領殘部四百餘人與朱德等殘部於江西井崗山會合,並成立第一個蘇維埃組織,簡稱蘇區。1928年底兵力約有八百餘人,為當時中共工農軍隊的主力,並採游擊戰略與國民政府軍週旋

b. 1928年,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中共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暫停工農暴動政策,以發展工農紅軍為要務,並建立蘇維埃鞏固共產黨實力,實行土地改革新措施,毛澤東漸露頭角

c. 1930年,中共先後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發展紅軍,兵力在十萬人以上,黨員擴展至十二萬人,實力與聲勢浩大非常。武裝力量短短數年間增長迅速,原因在:
1/ 國民政府軍派系林立,征戰不息,未能集中征討中共軍隊;
2/ 內戰結果令殘餘部隊轉向投靠共軍;
3/ 土地改革及宣傳策略甚為成功。

d. 1931年十一月,中共於江西瑞金召開第一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議決:
1/ 創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2/ 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主席,項英,張國燾副之;
3/ 朱德任紅軍最高總司令;
4/ 將中共中央總部由上海遷往瑞金。
國共關係更形緊張。

D. 「剿共」與「長征」
1. 四次剿共失敗
國民政府有感於中共勢力日熾,乃於1930年開始實行一連串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圖清除中共的根據地,但前四次均無功而還,究其原因,可歸納為:
a. 戰略錯誤,輕出求勝;
b. 國軍內鬨,經常發生派系糾紛;
c. 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等日軍侵華事件令局勢不穩定。

下表概述四次剿共狀況:
1、1930.12 -- 1931. 1,出兵人數十萬,由 魯滌平、張輝纘指揮 ,失敗原因指揮不當。
2、1931. 5 -- 1931. 6 ,出兵人數二十萬 ,由 何應欽指揮,失敗原因輕出求勝,戰略失當。
3、1931. 7 -- 1931. 9,出兵人數三十萬,由蔣中正、何應欽指揮,失敗原因九一八事變發生,形勢有變。
4、1932. 6 -- 1933. 3, 出兵人數五十萬,由指揮蔣中正、何應欽指揮,失敗原因日軍侵擾華北,國軍部署應付。

2. 長征 (1934-35)
a. 第四次剿共行動因日軍侵入華北停止,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為「先安內後攘外」,遂先謀求國內統一穩定,以平定共產黨威脅方對抗日軍侵略。1933年底調重兵,人數超逾80萬人,由蔣中正任總司令,十月開始出兵,準備全面進攻共產黨於江西瑞金的基地,是為第五次剿共行動。
b. 1934年四月至七月期間,國、共兩軍展開殊死戰,先有會昌,繼有驛前兩大陣地戰,紅軍傷亡慘重,軍事節節失利令外圍據點盡失。共產黨發覺擊退圍剿國軍已屬不可能,乃退而採突圍而出策略。1934年10月,乃衝破包圍,號召「長征」,被迫放棄經營了七年多的中央蘇區。
c. 在國軍「前堵後追」總攻後,紅軍損失慘重,由最初八萬五千人之數最後只餘下六千多人。由江西逃竄,途經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青海等省,歷時一載,號稱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十月抵達陝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成立第二紅都。陝西並非國民政府勢力所在,惟有按兵不動,國共兩黨仍處於對峙形勢。

3. 長征影響
a. 毛澤東延安掌權
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於貴州遵義舉行會議,打擊了所謂左派機會主義者王明的領導權,又排斥了右派張國燾的實力,由毛澤東任軍委會主席,控制黨和軍的領導權,大權歸一,奠定其在黨的聲望及獨裁地位。

b. 確立了中共的地位
建都延安後,國民政府不得不承認其政治上的地位及威脅。經歷年多危難,共產黨勢力更為茁壯團結,士氣有增無已。與國民黨的抗爭轉為曠日持久,國民黨亦覺得武力非能解決問題。

c. 西安事件的發生
長征期間,日本對華威脅逐漸增加,中共利用人民反日情緒,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等口號,頗得民心。一時全國上下響應,激起國軍內東北軍的叛變,張學良,楊虎城於1936年12月在西安脅持蔣中正,實行兵諫,要求立即抗日,史稱「西安事變」。此事影響剿共繼續進行,但亦加速了抗日行動,從而再促成兩黨合作。


E. 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45)

1. 背景
中共經過長征後,已在陝北站穩陣腳,建立軍事據點,國軍的進一步圍剿實缺乏把握。西安事變爆發期間,中共置身事外,其後更施輿論壓力,迫使張學良釋放蔣氏,使國共合作露出曙光.。1937年二月,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中共致電要求立即停止內戰,並提出保證,尊重蔣中正領導地位。至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國民政府鑑於外侮日迫,共同抗日乃大勢所趨,遂修改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接受要求而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了。

2. 共赴國難宣言
七七事變後,中國對日本展開全面抗戰,中共於九月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確定其戰時對國民政府政策:
a.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所必需,中共願徹底實現而奮鬥;
b. 取消一切推翻國民政府的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政策;
c. 取消蘇維埃政府,實行全國政權的統一;
d. 取消紅軍名義編制,收編入國民政府軍行列,並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3. 紅軍的收編
a. 國民政府為求團結一切力量以抗日,乃改編紅軍為第十八集團軍,並以朱德為第八路軍總司令,彭德懷副之;而林彪,賀龍,劉伯承任師長,歸第二戰區司令閻錫山統率,共赴華北作戰。
b. 1937年10月,另准葉挺,項英,陳毅等在江西一帶收編殘餘部隊,成立新四軍受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指揮。
c. 抗日戰爭期間,國共雙方表面合作無間,但到了中後期,矛盾磨擦漸深;最為嚴重者為1941年的「皖南新四軍事件」。抗戰勝利後,國共關係更呈白熱化,演變成無可收拾地步,最終致內戰爆發。

F. 戰時的國共關係 (1937-45)

1. 抗爭與談判
抗戰初期,雙方表面精誠無間,但到了後期則迅速惡化,令「親者痛,仇者快」現象。輕則在報章雜誌或公開集會上指責批評對方,重則武力衝突,劍拔弩張。1941年一月發生的「新四軍事件」即為戰間期雙方發生的最嚴重衝突。是役因新四軍拒絕北調,離開江南根據地而為國軍包圍,最後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戰死;部屬傷亡慘重,為抗戰期間國共兄弟鬩牆嚴重事件。

而中共在抗戰初期,發展極為迅速,他們在游擊戰略中不斷擴充實力,及建立根據地,對國民政府的政策則陽奉陰違。至1940年冬,江南一帶的新四軍已由一萬五千多人發展至十萬人;華北的八路軍則由四萬多擴充至四十萬之眾,實力驟增,難怪毛澤東也這樣說:「在中國政治史上,武力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我們在抗戰期間,必須竭力擴張我們的武力,俾能奠定奪取革命領導地位的基礎。」由此可見,藉抗戰同時擴張軍力是戰間期中共的戰略,也是國共合作的主要障礙。根據1944年在西安國共會談紀要的紀錄,中共已由初期的一軍二師發展至十六軍四十七師的正規部隊,人數總額約47萬7千多人,並擁有民兵二百二十多萬,並揚言已在敵後建立十五個抗日根據地。

1943年九月國民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對於中共問題議決須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隨即表示接納贊成。1944年五月,中共與國民政府於西安舉行會談並提出下列要求:
a. 國民政府接納共軍五軍十六師的編制;
b. 國民政府承認於華北及西北所成立的游擊根據地及民選政府;
c. 仍效忠蔣中正及繼續執行1937年所承諾的「共赴國難宣言」。

但國民政府不表同意,反建議共軍須「限期集中」及「限期解散」。會談無大進展,中共大表不滿。與此同時,國軍在河南戰事失利,中共再提出新要求,包括組織聯合政府,廢除一黨專政,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等。雙方堅持不讓,談判破裂。

2. 美國的斡旋
美國於戰間期曾大力以物資援助國民政府,對中國國情亦至為關注,認為兩黨分歧不利於抗日及盡早令日本投降。戰後若內戰爆發亦不利東亞的和平,或令蘇聯有捲土再來之勢,乃令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Hurley)協助中國政府尋求國共問題和平解決。赫氏來華後便奔走於西安與延安之間,斡旋雙方歧見。

1944年11月,中共派遣周恩來與國民政府於重慶進行談判,提出下列要求:
a. 共組聯合政府;
b. 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政治犯;
c. 撒退對陝西,甘肅及寧夏等邊區的包圍;
d. 承認敵後游擊組織及抗日政權。
國民政府認為共產黨對談判並無誠意,組織聯合政府更萬萬不可,雙方爭執尚包括:
a. 中共須解散敵後政權,國民政府才能承認其合法地位;
b 國民黨一黨專政未結束及聯合政府未建立前,中共絕不交出軍權。

1944年12月,談判了無進展,中共召回周恩來。至1945年1月,周氏再到重慶繼續商談,國民黨曾作出讓步,大致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及其軍隊。但中共鑑於國民政府軍力日見削弱,管治腐敗,士氣低落,美國又傾向贊成中國組織聯合政府等有利條件,乃節外生枝,中途中斷談判,令國共雙方關係陷於僵局。

總而言之,短短一年中,談判幾經反覆,中共多番擾攘,志在刺探國府,既爭取時間,繼續擴軍,也鬆懈國軍的鬥志,以談判作煙幕掩護擴張。國共談判遂陷入困局。


G. 戰後的國共關係 (1945-49)

1. 國共高峰會議 (1945.8)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杜魯門根據前總統羅斯福「努力協助中國,團結中國各黨派,穩定中國秩序,恢復中國繁榮」的遺策,再度密令駐華大使赫爾利全力斡旋國共間的矛盾。赫氏遂邀請雙方最高層領袖於重慶洽商:毛澤東及蔣介石乃於1945年8月28日於重慶出席國共間的高峰會議。個多月期間,雙方召開會談達四次,並於10月10日達成「會談紀要」,就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人民自由,黨派合法,地方自治,國民大會召集等問題取得協議。至於中共要求共軍改編數量,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憲法草案等則意見不一,而同意留待日後的政治協商會議再行解決。

2. 政治協商會議的失敗 (1946-47)
美國派特使馬歇爾來華,為兩黨於戰後合作盡最後努力,但雙方雖經政治協商會議也未能解決政治權力的分配,軍隊收編,聯合政府的組成等決定性問題。1947年1月7 日,馬歇爾返國,象徵美國在戰後斡旋努力失敗,國共雙方均無意讓步,皆欲訴諸武力解決。馬歇爾離華時發表聲明,對雙方都作非議及譴責:
a. 國民政府應盡快組成聯合政府,整理金融,嚴懲貪污,頒佈憲法;
b. 中共應消弭猜忌敵視心態,不應以激烈手段以達致顛覆政府的目的。

3. 內戰爆發 (1947-49)
自馬歇爾任務失敗後,國共雙方在政治及軍事方面無不加緊部署,明爭暗鬥。1947年初,中共成立四個野戰師,分別由彭德懷,劉伯承,陳毅及林彪領導,並正式命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旗幟鮮明,號召全國人民為解放中國,打倒國民黨統治而戰鬥。

1947年7-9月為國共鬥爭的轉捩點。中共四個野戰師,軍力達一百五十萬,開始戰略性進攻,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為口號,爭取民心。國民黨雖仍擁二百七十多萬軍力,但士氣不振,已轉入防禦性階段,加以經濟困憊,通貨膨脹,國民政府統治陷入困境,而中共節節得勝,勢如破竹,實力此消彼長,勝負形勢已露端倪。
1948年9月至49年1 月,解放軍在東北,華北,華中三大作戰區取得決定性勝利。蔣中正以引退作為停戰條件而不果,更令人心散渙,軍隊士氣一蹶不振。3月,東北為中共控制;4月華東失守,解放軍渡過長江,向南京、上海進佔。國民政府雖先後遷都重慶,廣州,成都也未能力挽狂瀾。12月7 日,蔣中正飛往台灣,定都台北,國共大戰才告一段落。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10.1)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於1949年10月1 日於北京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立即予以承認。至1951年五月,解放軍進佔西藏,中國領土除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外鳥外,全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

原文 袁永強老師歷史科網頁

稀少與美——紙幣的鑒賞

稀少與美——紙幣的鑒賞(一)

錢幣的收藏家,對紙幣特別鍾愛。因為紙張不易保存,又不仿造。哪怕是1948年發行的金圓券,當時可以糊牆,如今的價又非往昔,更況年代久遠的錢幣,更為難得,因此就更顯得珍。還符合著“物以稀為貴”道理,它的審美價值,也越來越重要。
1、中國外國紙鈔佳話
  1948年,英格蘭銀行印製11張“百萬英鎊”的巨額鈔票,許專家認為這樣大面額的鈔票用途不大,弊多利少。於是英格蘭 銀行決定銷毀10張,保留其中 1張,蓋印註銷後,送給本行一位 德高望重的職員作紀念。這位職員逝世後,倫敦有名的斯賓克錢古董家賤價收購了這件紀念品。1982年,這張鈔票被一位收藏買去,價格為16000英鎊,如今這張鈔票繼續在升值。
  目前稱得上罕見的鈔票,還有印加時期的紙鈔,丹麥格蘭島發行以鵝為主題的紙鈔,中國明朝時期用桑樹皮紙製成的鈔票,國1790年發行的英鎊紙鈔等。還有最珍貴的莫過於變體紙幣,如漏印英國女王頭像的英鎊。缺印面額數目的美鈔;缺少某內容的錯鈔等都屬於此類。到目前為止,行家公認最怪異的變體鈔票是一張有“魔鬼的臉”之稱的加拿大 1元面額的紙鈔。這1954年出品的紙鈔,不論從哪個角度端詳都可看到一張撒旦的在女王左耳發卷後若隱若現,這張鈔票價值連城。
2、相輔相成 ——行去流水的中國古紙幣
  宋朝的統一,消除了封建割據的阻隔,為商業交通的進一步達,提供了條件。以首都東京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商業發達的城市。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為了貨物交換方便的需要(紙幣輕便,容易攜帶)。宋朝發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幣,這是從商業中的“賒”,即信用關係,孕育出交子起初在川一帶流行,因當時行使鐵錢分量重而價值賤的鐵市,“小錢每十,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即難以攜持”,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極感不便,客觀上需要種容易攜帶方便的貨幣。真宗時(998一1022年),成都十六戶 富商私造錢券,稱“交子”。
  後來,主持交子鋪的豪商挪用,吞沒現錢,交子不能兌現,引起爭議,官府遂令收閉。但當時使用交子,已成習慣,驟然廢除,商業活動大為不便。
  仁宗時(1Q23一 1063年)設交子務於益州,由官府發行交子。每界(期)發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準備全為三十六萬貫。交子三年為一界,當界滿時,製造新交子,調換舊交子,起初,交子只有川峽流通,仁宗天聖時,推行到秦州。北宋鈔版原物已流到國外,舊稱為北宋官交子鈔版(俗稱交子)近代學者認為稱北宋小 鈔或錢引版。
  金代,貨幣已大量發行,交鈔按面額大小分“大鈔”和“小鈔”。並且不分地區流通。元代紙幣,由於遊牧民族攜帶銅幣、鐵 幣不便,主要發行紙幣。紙幣主要是中統元寶交鈔、中統鈔、厘、至元通行寶鈔。當時禁止金銀與銅錢交易,實行純紙幣流通度。明代只發行大明通行寶鈔,使用時間較長。
  紙幣的誕生,與我國印刷事業發展緊密相連。沒有紙和印刷備,是談不到紙幣的。我國唐、五代開始應用的印刷術,到宋才有了普遍的發展,廣泛用來刻印書籍,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經》十三萬板,用於監刻經史古籍十多萬板,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東京、杭州、閩中、福建是北宋印業的幾個中心,北宋“監本”書大半在杭州刻印,當時人評價,板書以杭州為第一。
  沈括《夢溪筆談》記有仁宗慶曆中,布衣(平民)畢升發明活字版的事蹟。辦法是:用膠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燒硬。先設一塊鐵版,板上敷勻藥品(松脂、蠟、紙灰等合制而成)。印刷時,把鐵制的框子放在鐵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膠泥活字,製成一板。再用火燒版,使藥品熔化。用另一平板從上面壓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卻後,就用墨印書。畢升也用木頭刻過字,但木材料纖維有伸縮性,沾上水後會膨脹起來,排版時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藥粘連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畢升的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隨著印刷術發達,民間的造紙業發展很快。造紙用的原料,種類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麥稈、稻稈、嫩竹、油藤。造紙的技術也更加進步,徽州黔、龕兩縣生產的紙張,五十尺為一幅,勻薄如一。各地還有多種加工製作的箋約,紙張經過加粉、加臘、染色、研花,可製造出精緻的色箋,用來寫字,作畫,印刷紙幣。
  紙幣是金屬貨幣的一種價值符號,而國家紙幣一般是強制流通的不兌現紙幣,歷代政府嘗到發行紙幣的甜頭,樂此不疲,也就不容許民間發行紙幣。直到大明通行寶鈔失敗後,民間紙幣方重新發展。清初的鋪、銀號、票號等信用機構發行銀票或錢票,憑以兌換銀幣錢,性質與近代的銀行相似。
  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許多外商銀行在中國擅發紙幣,操縱金融,進行經濟侵略,如英國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滙豐銀行,日本正金銀行,美國花旗銀行,俄國道勝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法國的東方彙理銀行等銀行,先後在上海等地設立總行或分行。這些銀行的紙幣圖案細緻。印刷精良,在發行新鈔的同時也注意回籠舊鈔並妥善銷毀,故一些早期的銀兩票及銀元票都較少見。如有利銀行紙幣的背上圖案帶有鋼筆畫色彩。麥加利銀行的紙幣用小型紙張印刷一張紙上只印一枚鈔票,四周毛邊,與其他分割切齊者不同,這種形式甚為少見。
  咸豐三年(1853年)清政府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先後發行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過去比較流行“鈔票”一同來源於這兩種紙幣最後一字合名的說法,其實在官票發行時,已經出現“鈔票”的稱謂。清末民初,國內銀行相繼成立,發行銀兩票、銀元票等紙幣,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中國人民反對、抵制外商銀行擅發紙幣的呼聲和行動日益高漲。本國銀行紙幣的信用就此提高。然而各地發行的各種紙幣多如牛毛混亂不堪。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了中央銀行,實行金本位制,用黃金規定本國貨幣價值,紙幣可以自由地兌換金幣或等量的黃金,准許黃金自由地出口,貨幣儲備必須是黃金,並以黃金進行國際結算。規定中國採用的金本位名稱叫“孫”,1孫含金量為0。601860克,合英鎊 1先令2便士半,美金40美分,但這個草案後因受世界市場上黃金貴賤的影響而未實行。
  再則,在1931年到1933年期間,世界各國競相放棄金本位制,國民政府實行金本位制已經過時,因此未實行。1933年國民政府實現銀元本位制,由財政部宣佈廢兩改元,決定1933年4月6日在上海實行,而後推行到全國。規定上海使用的規元銀7錢1分5厘折合 1銀元,其他各地按當地4月5日中彙市先行折合規定再按0.715折合率放出折合銀元數目,一律改用銀元。廢兩改元的改革比較順利,後由於美國在國際市大量收購白銀而吞沒。
  1935年 11月4日,南京政府公佈關於幣制改革法令,以中 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為“法幣” 1元合英鎊 1先令2便士半,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的買賣外匯。後來法幣在市場流通是不兌現的,南京政府從此把濫發紙幣當成發財最簡易辦法。結果1948年物價已為1937年6月的600余萬倍。

稀少與美——紙幣的鑒賞(二)

1948年8月19日,肯定金元券為本位制,“法幣”以及其他地方紙幣停止流通,法幣300元兌換金元券 1元,同時加強經濟管制,凍結物價,限定全國物品及勞務價格、按1948年8月19日各地價格,折合金元券出售。金元券發行同樣對人民是一場掠奪,據中央銀行統計,至10月底,南京政府搜到計有黃金165萬兩、白銀900余萬兩、銀元5300余萬枚以及美鈔港市數千萬元,合計當時值兩億美元。
  金元券只不過是改了名稱的“法幣”,它在原來的基礎上更加貶值,更加不得人心。1949年6月20日四川地區出現了28億金元券換銀幣 1元的情況。1948年後發行金圓券,一元折合法幣300元。新疆省銀行還發行過面值六十億元的巨額紙幣,這些惡性通貨膨脹的紙幣急劇貶值,幾同廢紙。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為了對敵鬥爭、鞏固政權,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開始發行獨立自主、穩定的貨幣。如陝甘寧邊區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晉綏邊區西北農業銀行,華中地區銀行發行的貨幣、淮南和淮北地方銀行,以及浙東幣等,一般多稱為“抗幣”。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貨幣漸趨統一,1948年12月1日發行人民幣,陸續收回原來各種銀行發行貨幣,進一步清除了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禁止金銀、外幣在市場上流通,從而使人民幣成為全國流通的統一貨幣。
  第一張人民幣。
  1948年12月 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人民政府發出金字第四號佈告:“為適應國民經濟的發展,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經山東省政府和陝甘寧,晉綏兩邊區政府同意,特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業銀行合併成為‘中國人民銀行’以原華北銀行為總行,在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的當天,即發行這三區的本位貨幣—“人民幣”第一張人民幣,即“00000001”號,面額五十元,規格為132X68毫米,正面網底為淺藍色,花邊為高梁紅色,圖景為黑色,中間花符淺紫色。正上方印有當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正楷書寫的“中國人民銀行”的字樣,中間印有“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等字樣。左邊主圖為水庫,右邊為煤礦,背面網底為黃茶色,正上方也有“中國人民銀行”及“五0”字樣。
3、不和諧人生理想 ——令人深省紙幣貶值
  我們不算漢武帝元狩四年(西元前119年)冬向諸富豪發行白鹿皮幣,從唐憲宗時期(西元806一820年)為了免除長途運輸金屬鑄幣的苦累與風險行使用“飛錢”(匯票性質)開始。
  紙幣作為金屬貨幣的一種價值符號,在商品流通領域中,確實起到一些比金、銀幣更便於攜帶的好處。錢幣專家在探討元代為什麼銅幣少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元代以蒙古遊牧民族為主體集團,戰事頻繁,為攜帶方便,故以應用紙幣為主。
  但翻閱錢幣的歷史,不能不令人深省的是中國二千多年沒有改變使用方孔圓錢,而且一直到清末民初。
紙幣一般是強制流通的不兌現紙幣,歷代政府發行的目的無一不是出於財政利益,因此,實行後,通貨膨脹。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紙幣的貶值非常嚴重。例如金代紙幣,從交鈔到天興寶會,儘管其間幾經更名,都因發行過濫面幣下跌,愈演愈烈,亡國時 “萬貫唯易一餅”。1935年南京政府發行法幣大量濫發,到1948年物價已為1937年的600余萬倍。1948年8月發行金元券。更加貶值,惡性的通貨膨脹,紙幣幾同廢紙。
  這種朝不保夕的紙幣發行,與中國人民民族心理,是一個很大反差。
  中國民族心理不同於外國人,中國重視的是情理結合,以理帶情的平衡。是社會性,倫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滿足。因此具有無際之忍耐力,不辭辛苦的勤勉與責任心,只希望一個人在命運所賦予的範圍內快快活活過此一生。他們求得一個溫飽,財錢不可用罄。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希望物價穩定,幣值不變,以求一生平安,即使無大福可享,亦不怨天尤人。但求“知足”。
  因此,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於“以物換價”、“與物等價”的銅錢幣、金銀幣,從始至終採取堅信態度,二千多年,經歷了多少朝代,而不能更變。
4.相反相成 ——紙幣的鑒賞
  紙幣,在行使的當時,由貶值而異。當時並不引起人們珍藏的興趣。由於紙幣不易長久保存,而流傳至今逐漸減少。由於紙幣不論用紙、製作都很考究。
  物以稀為貴,物以精為貴,成為珍品。如今如果有一張宋、金的交子,它的實際價值,會遠遠超過當時幣制價值,成為錢中最為搶手的珍品。這可能是當時的人所不能預料的。因為古紙幣,一般作工優良,後世所不能仿作,這與銅幣有較大差別,銅幣膺品較多。而從紙幣用紙上,就可以考據出來。均是中國文化藝術發展史,錢幣發展史上珍品,中國紙幣有自己民族形式,是各民族長期歷史發展中逐漸積累和相對穩定下來並為廣大人民所接受,中國紙幣在製作過程中,都是選擇最好紙料,精美圖案、令人收藏,鑒賞產生感情上的相通,引起共鳴,產生特殊美感。紙幣的珍藏,也是對中國紙幣研究的現實資料。當然從紙幣容易破碎,珍藏不易角度,確定早期的紙幣無疑價值很高。也是保值好方法。
5、紙幣與美
  可以說,紙幣在當時作貨幣,而由於貶值而衰亡。如今對古代紙幣作為收藏品,卻珍貴異常。由於紙幣不易長久保存,而流至今,所存無幾,成為珍品。
  這是因為收集紙幣能增強我們審美能力,可以培養我們美的情操,可以深刻瞭解當時歷史、政治、經濟情況,可以幫助我們樹立正確的美育觀。
  紙幣不僅是當時貨幣的憑證,而且也是藝術品,它給人以美的享受。紙幣的功能,其中一條就是美的傳播者。這就要求紙幣有很好紙張、精藝印工,又要有完美的藝術形式。兩者和諧的統一。
  如最早的白鹿皮幣,以禁苑的白鹿皮製成,一尺見方,存毛彩繪,四周飾之以“績”(即繡)。雖然僅用於王侯宗室的朝見聘享,不作為流通使用,但色彩淺雅,柔和細膩、明快、歡悅,給人以美感。
  在內蒙古發現的中統元寶交鈔(1260一1264年),此鈔紙長 16.4釐米,寬9.4釐米,正面上下方及背面上方均蓋有紅色官印;正背左上方均蓋黑色長條形合同印,紙質柔軟,顏色青黑。正面墨印文字是:“中統元寶交鈔,‘壹拾文’中統元寶交鈔,諸路通行,在拾文下畫十個古錢形的圖案:是研究歷史、民俗的很好資料。欣賞這樣的紙幣,可以使我們欣賞到一種內涵的美,莊重、肅穆、寧靜、淡雅。
  又如江淮銀行在1941年至1945年曾發行過紙幣、圖案和雕版都很精緻,這種紙幣不僅是研究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政治,經濟、軍事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劉少奇在華中根據地領導蘇區軍民奮勇抗日的歷史見證物。
  從收集紙幣來看,紙幣選材、設計到運色都充分說明紙幣與美學關係是相輔相成息息相關的。實際上,紙幣就是美的體現,美的塑造,而收藏活動就是美的培養,對各個時期政治、歷史、社會文化作進一步深入瞭解。收集紙幣,為什麽能得到人們的愛好。因為它既是保值文物,而且是一種高尚娛樂,一種高尚的美的藝術享受。
  對照歷史,看看我們國家發行的人民幣,你會知道,人民幣都體現了完整、和諧、鮮明、內容健康、設計大方、色彩和諧、圖案新穎、結構完整,既有傳統藝術風格,又博采了國外紙幣的某些可取之處。收集紙幣,將給予我們多麼愜意的美的享受。因此,我們將珍貴紙幣介紹給大家。再對照現發行的人民幣。這種對比,是很有意義的。

原文 中國私人理財網

2008年1月23日 星期三

謝長廷的聯合政府

論聯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們的大會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開會的:中國人民在其對於日本侵略者作了將近八年的堅決的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自我犧牲之後,出現了這樣的新局面——整個世界上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聖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但是中國現在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後,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範圍的各黨各派和無党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後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是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報告,主要地就是討論這些要求。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已成了中國人民和同盟國民主輿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因此,我的報告將著重地說明這個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工作,已經克服了很多的困難,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在我們黨和人民面前,還有嚴重的困難。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黨進一步地從事緊急的和更加切實的工作,繼續地克服困難,為完成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奮鬥。
二 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

  中國人民能不能實現我們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這要依靠中國人民的覺悟、團結和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但是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中國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這些條件,積極地堅決地再接再厲地向前奮鬥,戰勝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是毫無疑義的。中國人民應當加倍努力,為完成自己的神聖任務而奮鬥。
  目前的國際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的軍事形勢是蘇軍已經攻擊柏林,英美法聯軍也正在配合打擊希特勒殘軍,義大利人民又已經發動了起義。這一切,將最後地消滅希特勒。希特勒被消滅以後,打敗日本侵略者就為時不遠了。和中外反動派的預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勢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勢力是一定要勝利的。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願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誰要是忽視了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是,歷史的總趨向已經確定,不能改變了。這種情況,僅僅不利於法西斯和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各國反動派,而對於一切國家的人民及其有組織的民主勢力,則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蘇聯人民創造了強大力量,充當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軍。蘇聯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為可能。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
  這一新形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的形勢大不相同。在那時,還沒有蘇聯,也沒有現在許多國家的人民的覺悟程度。兩次世界大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法西斯侵略國家被打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和平實現以後,並不是說就沒有了鬥爭。廣泛地散佈著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一定還要搗亂;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營中存在著反民主的和壓迫其他民族的勢力,他們仍然要壓迫各國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國際和平實現以後,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之爭,民主和反民主之爭,民族解放和民族壓迫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餘勢力、反民主勢力和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後人民鬥爭的勝利開闢了道路。也只有這後一種鬥爭勝利了,鞏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國內形勢是怎樣的呢?
  中國的長期戰爭,使中國人民付出了並且還將再付出重大的犧牲;但是同時,正是這個戰爭,鍛煉了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鬥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國人民面前,不但存在著強大的民族敵人,而且存在著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不但已經有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的覺悟程度,而且有了強大的中國解放區和日益高漲著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這是國內的有利條件。如果說,中國近百年來一切人民鬥爭都遭到了失敗或挫折,而這是因為缺乏國際的和國內的若干必要的條件,那末,這一次就不同了,比較以往歷次,一切必要的條件都具備了。避免失敗和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著。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鬥,並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
  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信心,現在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實現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基本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為沒有疑義了。
  這些,就是目前國際和國內的一般形勢。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
中國問題的關鍵

  談到國內形勢,我們還應對中國抗日戰爭加以具體的分析。
  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後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中國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了自己的解放,為了幫助各同盟國,曾經作了偉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地是屬於中國人民方面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鬥,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後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總之,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奮戰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來,中國反動分子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不使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起作用的真相為世人所知。同時,對於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的各項經驗,也還沒有人作出全面的總結來。因此,我們的大會,應當對這些經驗作出適當的總結,藉以教育人民,並為我黨決定政策的根據。
  提到總結經驗,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國有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條是不但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
  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和對內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招致了戰爭的挫折,大部國土的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破壞。這種反動政策妨礙了動員和統一一切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進行有效的戰爭,妨礙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但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的運動並沒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迫之下曲折地發展著。兩條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和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很久以來,就明顯地在中國存在著。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走著曲折道路的歷史

  為了使大家明瞭何以這個兩條路線問題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必須回溯一下我們抗日戰爭的歷史。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佔領瀋陽⑴,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佔領了。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遊擊戰爭。這個英勇的遊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國民黨內的一派愛國分子,又一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率領十九路軍,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進攻熱河、察哈爾⑵,國民黨內的又一派愛國分子,第三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並和共產黨合作,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從事抵抗。但是一切這些抗日戰爭,除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派別和海外愛國華僑給了援助之外,國民黨政府根據其不抵抗政策,是沒有給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爾兩次抗日行動,都被國民黨政府一手破壞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
  那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採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於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破壞了國共兩黨的合作,破壞了中國人民的團結。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⑶,建立了黃埔軍校⑷,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⑸,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佔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鬥爭。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地向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後,中國共產黨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了這個提議。
  從此以後,一方面,是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越發倡狂;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發高漲。各種人民愛國組織,在上海和其他許多地方建立起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長江南北各地的紅軍主力,在我們黨中央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移到了西北,並和西北紅軍匯合在一起。就在這兩年,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情況,決定並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線,以團結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奮鬥目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群眾,在我們党領導之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⑹,並把這種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們黨召集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批准了黨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線。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落空了。就在這兩年,一方面,有比較積極的抗戰;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仍舊反對發動廣大民眾參加的人民戰爭,仍舊限制人民自動團結起來進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動。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對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態度比較過去有了一些改變;另一方面,仍舊不給各黨派以平等地位,並多方限制它們的活動。許多愛國政治犯並沒有釋放。最主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仍舊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發動內戰以來的寡頭專政制度,未能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
  還在這一時期的開始,我們共產黨人就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兩條路線: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勝利;或者是壓迫人民的片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失敗。我們又指出:戰爭將是長期的,必然要遇到許多艱難困苦;但是由於中國人民的努力,最後勝利必歸於中國人民。
人民戰爭

  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國紅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留在長江南北各地的中國紅軍遊擊部隊,則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相繼開赴華北華中作戰。內戰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並發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曾經擴大到幾十萬人。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南方各根據地內的殘酷的摧毀、萬里長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戰爭開始時,數量減少到只剩幾萬人。於是有些人就看不起這支軍隊,以為抗日主要地應當依靠國民黨。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鑒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這時數量雖小,質量卻很高,只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線,和那裏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裏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已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人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鬥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對於敵方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後願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人,一概表示歡迎,並給予適當的教育。對於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和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於按照變化著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遊擊戰爭,也善於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務是為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和保證戰鬥勝利而鬥爭。
  在這個宗旨下面,在遊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並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鬥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藉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願的民主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幹分子,除加入軍隊和遊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它將自己劃分為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後者的任務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和進攻當地敵人方面。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敵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說來都是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打擊敵人,發動民眾的抗日鬥爭,藉以配合各個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國解放區,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號召一切抗日人民組織在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職業和工作的團體之中,熱烈地從事援助軍隊的各項工作。這些工作不但包括動員人民參加軍隊,替軍隊運輸糧食,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幫助軍隊解決物質困難,而且包括動員遊擊隊、民兵和自衛軍,展開襲擊運動和爆炸運動,偵察敵情,清除奸細,運送傷兵和保護傷兵,直接幫助軍隊的作戰。同時,全解放區人民又熱烈地從事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各項建設工作。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動員全體人民從事糧食和日用品的生產,並使一切機關、學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於工作或學習之暇,從事生產自給,以配合人民和軍隊的生產自給,造成偉大的生產熱潮,藉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在中國解放區,敵人的摧殘是異常嚴重的;水、旱、蟲災,也時常發生。但是,解放區民主政府領導全體人民,有組織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各種困難,滅蝗、治水、救災的偉大群眾運動,收到了史無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戰爭能夠長期地堅持下去。總之,一切為著前線,一切為著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這就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拚命地反對人民戰爭。
  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裝備,它就會更加強大,就能夠最後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了。
兩個戰場

  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分為兩個戰場: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後,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逐漸地將其主要軍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區戰場;同時,針對著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願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並將賣國賊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這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這首先表現在軍事方面。它採取了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保存軍事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擔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寇大舉進攻解放區,它自己則“坐山觀虎鬥”。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反動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⑺,將抗戰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爭得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從此時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國民黨政府將一切民主黨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將中國共產黨,打入地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個省份的監獄和集中營內,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青年及其他民主戰士。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為止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⑻,分裂國內的團結,造成嚴重的內戰危險。震動中外的“解散”新四軍和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餘人的事變,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內。直到現時為止,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軍隊進攻的事件還未停止,並且看不出任何準備停止的徵象。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污蔑和謾駡,都從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嘴裏噴出來。什麼“奸黨”、“奸軍”、“奸區”,什麼“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等等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的稱號和斷語,都是這些反動分子製造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針對著當時的危機,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按照這些適合時宜的口號,我們黨在五年之內,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當時的危機。
  在這幾年內,國民黨戰場實際上沒有嚴重的戰爭。日本侵略者的刀鋒,主要地向著解放區。到一九四三年,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為解放區軍民所抗擊;國民黨戰場所擔負的,不過日軍的百分之三十六和偽軍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了,國民黨軍隊表現了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幾個月內,就將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于敵手。僅在此時,兩個戰場分擔的抗敵的比例,才起了一些變化。然而就在我做這個報告的時候,在侵華日軍(滿洲的未計在內)四十個師團,五十八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的是二十二個半師團,三十二萬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國民黨戰場抗擊的,不過十七個半師團,二十六萬人,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擊偽軍的情況則完全無變化。
  還應指出,數達八十萬以上的偽軍(包括偽正規軍和偽地方武裝在內),大部分是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或由國民黨投敵軍官所組成的。國民黨反動分子事先即供給這些偽軍以所謂“曲線救國”⑼的叛國謬論,事後又在精神上和組織上支持他們,使他們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區。此外,則動員大批軍隊封鎖和進攻陝甘寧邊區及各解放區,其數量達到了七十九萬七千人之多。這種嚴重情形,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政策下,很多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無法知道。
中國解放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現在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⑽、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黃河以西的陝甘寧邊區,只有人口一百五十萬,是十九個解放區中的一個;而且除了浙東、瓊崖兩區之外,按其人口說來,它是一個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這種情形,以為所謂中國解放區,主要就是陝甘寧邊區。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造成的一個誤會。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進攻的情況之下,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能夠屹立不搖,並且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佔區,擴大自己的區域,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成為配合同盟國作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範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範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
國民黨統治區

  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實行了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這樣,就使得它的軍隊縮小了一半以上,並且大部分幾乎喪失了戰鬥力;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發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使得它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不但是極大地減少了,並且變成了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物。
  為什麼在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領導下會產生這種嚴重情況呢?因為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壟斷著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什麼“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不符合於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什麼“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日戰爭。這就是他們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對內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的總根源。他們在各方面都採取這樣的兩面政策。例如:一面雖在抗日,一面又採取消極的作戰政策,並且還被日本侵略者經常選擇為誘降的物件。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於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願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共黨問題為一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一面又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殘酷地壓迫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看成他們的所謂“第一個敵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個敵人”,並且每天都在積極地準備內戰,處心積慮地要消滅共產黨。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一面又在實際上拚死命保持那個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一面和蘇聯在形式上保持外交關係,一面又在實際上採取仇視蘇聯的態度。一面同美國孤立派合唱“先亞後歐論”,藉以延長法西斯德國也就是延長一切法西斯的壽命,延長自己對於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壽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機取巧,把自己打扮成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問如此種種的自相矛盾的兩面政策從何而來,就是來自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社會階層這一個總根源。
  但是,國民黨是一個複雜的政黨。它雖被這個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反動集團所統治,所領導,卻並不整個兒等於這個反動集團。它有一部分領袖人物不屬於這個集團,而且被這個集團所打擊、排斥或輕視。它有不少的幹部、黨員群眾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群眾並不滿意這個集團的領導,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對它的領導的。在被這個反動集團所統制的國民黨的軍隊、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國民黨的經濟機關和國民黨的文化機關中,都存在著這種情形。在這些軍隊和機關裏,包藏著不少的民主分子。這個反動集團,其中又分為幾派,互相鬥爭,並不是一個嚴密的統一體。把國民黨看成清一色的反動派,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比  較

  中國人民從中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獲得了明顯的比較。
  難道還不明顯嗎?兩條路線,人民戰爭的路線和反對人民戰爭的消極抗日的路線,其結果:一條是勝利的,即使處在中國解放區這種環境惡劣和毫無外援的地位;另一條是失敗的,即使處在國民黨統治區這種極端有利和取得外國接濟的地位。
  國民黨政府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缺乏武器。但是試問:缺乏武器的是國民黨的軍隊呢,還是解放區的軍隊?中國解放區的軍隊是中國軍隊中武器最缺乏的軍隊,他們只能從敵人手裏奪取武器和在最惡劣條件下自己製造武器。
  國民黨中央系軍隊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軍隊來要好得多嗎?但是比起戰鬥力來,中央系卻多數劣於地方系。
  國民黨擁有廣大的人力資源,但是在它的錯誤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補充卻極端困難。中國解放區處在被敵人分割和戰鬥頻繁的情況之下,因為普遍實施了適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衛軍制度,又防止了對於人力資源的濫用和浪費,人力動員卻可以源源不竭。
  國民黨擁有糧食豐富的廣大地區,人民每年供給它七千萬至一萬萬市擔的糧食,但是大部分被經手人員中飽了,致使國民黨的軍隊經常缺乏糧食,士兵餓得面黃肌瘦。中國解放區的主要部分隔在敵後,遭受敵人燒殺搶“三光”政策的摧殘,其中有些是像陝北這樣貧瘠的區域,但是卻能用自己動手、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好地解決了糧食問題。
  國民黨區域經濟危機極端嚴重,工業大部分破產了,連布匹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從美國運來。中國解放區卻能用發展工業的方法,自己解決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國民黨區域,工人、農民、店員、公務人員、知識份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達於極點。中國解放區的全體人民都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鬥,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國民黨統治者面前擺著這些反常的狀況,怪誰呢?怪別人,還是怪他們自己呢?怪外國缺少援助,還是怪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腐敗無能呢?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真憑實據地破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和危害了中國人民的國家的,難道不正是國民黨政府嗎?這個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內戰,將刀鋒向著同胞,置一切國防事業於不顧,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東北四省⑾。日本侵略者打進關內來了,倉皇應戰,從盧溝橋退到了貴州省。但是國民黨人卻說:“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案)唯一的證據,就是共產黨聯合了各界人民創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國解放區。這些國民黨人的邏輯,和中國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相同,無怪乎很多問題都講不通了。
  兩個問題:
  第一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國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盧溝橋,又從盧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和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嗎?
  第二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中國解放區戰勝了敵偽軍長期的殘酷的進攻,從民族敵人手裏恢復了這樣廣大的國土,解放了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嗎?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國民黨政府還經常以“不服從政令、軍令”責備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們只能這樣說:幸喜中國共產黨人還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普通常識,沒有服從那些實際上是把中國人民艱難困苦地從日本侵略者手裏奪回來的中國解放區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這種所謂“政令、軍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謂“解散新四軍”和“退至舊黃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謂“解散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四年的所謂“限期取消十個師以外的全部軍隊”,以及在最近談判中提出來的所謂將軍隊和地方政府移交給國民黨,其交換條件是不許成立聯合政府,只許收容幾個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獨裁政府裏去做官,並將這種辦法稱之為國民黨政府的“讓步”等等。幸喜我們沒有服從這些東西,替中國人民保存了一片幹淨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軍隊。難道中國人民不應該慶賀這一個“不服從”嗎?難道國民黨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將黑龍江至貴州省的廣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還覺得不夠嗎?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派歡迎這些“政令、軍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歡迎這些東西嗎?沒有一個不是形式的而是實際的、不是法西斯獨裁的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夠設想中國人民會允許中國共產黨人,擅自將這個獲得了解放的中國解放區和抗日有功的人民軍隊,交給失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法西斯獨裁政府嗎?假如沒有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還有今日嗎?我們民族的前途還能設想嗎?
內戰危險

  迄今為止,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著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有很多跡象表明,他們早已準備,尤其現在正在準備這樣的行動:等候某一個同盟國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驅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時,他們就要發動內戰。他們並且希望某些同盟國的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英國斯科比⑿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於斯科比和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他們企圖把中國拋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國內戰爭的大海裏去。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和“政治解決”的煙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
談  判

  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為著防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別的同意之後,於一九四四年九月間的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立即廢止國民黨一党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項要求。無疑地,這項要求是適合時宜的,幾個月內,獲得了廣大人民的響應。
  關於如何廢止一党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以及實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項問題,我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曾經有過多次談判,但是我們的一切建議都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拒絕。國民黨不但對一黨專政不願廢止,對聯合政府不願成立,即對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務機關,取消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承認解放區,撤退封鎖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等等,也一項不願實行。就是這樣,使得中國的政治關係處在非常嚴重的局面之下。
兩個前途

  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的分析看來,我請大家注意,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著。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裏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這個可能性,這個前途,依然存在,並不因為國際形勢好,國內人民覺悟程度增長和有組織的人民力量發展了,它就似乎沒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分子。這是一方面,這是必須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內外情況的分析看來,使我們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氣地去爭取第二個可能性,第二個前途。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國的進步分子,外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清楚地懂得,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的障礙物,還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們同樣地懂得,任何困難和障礙物,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一定能夠加以克服,而使中國的歷史任務獲得完成。竭盡全力地去反對第一個可能性,爭取第二個可能性,反對第一個前途,爭取第二個前途,是我們和全國人民的偉大任務。國際國內形勢的主要方面,是有利於我們和全國人民的。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鑒於世界大勢之所趨,中國人心之所向,毅然改變其錯誤的現行政策,使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使中國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國早日誕生。須知不論怎樣迂回曲折,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任務總是要完成的,而且這種時機已經到來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願,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上面,我已將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給了一個分析。這樣的一個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廣大的中國人中間,至今還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外,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參觀團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裏的許多人對於解放區幾乎是什麼也不知道的。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區的真實情況洩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後,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於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地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盡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國的全部情況之後,才有可能瞭解中國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何以有這樣的不同,何以有這樣的兩條路線之爭。只有這樣,才會使人們瞭解,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係著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論。
  在目前中國時局的嚴重形勢下,中國人民,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一切關心中國時局的外國人民,都希望中國的分裂局面重趨於團結,都希望中國能實行民主改革,都願意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於解決當前許多重大問題上所持的政策。我們的黨員對於這些,當然更加關心。
  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歷來是明確的,八年的戰爭考驗了這些政策。我們的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後奮鬥的指標。
  下面,我就來說明我們黨在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得出的關於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確定的結論。
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制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面,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麼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他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並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鬥爭,藉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員警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駡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麼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麼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瞭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什維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並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要求是適當的,並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並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党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製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並將這些軍隊使用於抗日前線;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復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制度⒀;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復後,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和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⒁,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並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於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並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党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範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於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於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復後才能實施的綱領;對於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並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著許多戰時和戰後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面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他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⒂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裏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並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並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麼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制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於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並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復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聖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聖的權利,要想壓制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後,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党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党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卻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佈廢止國民黨一党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⒃和無党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佈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佈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採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佔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哪里來的國民代表?哪里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臺?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党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鬥。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歷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只要他們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他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贊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的目標,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著日本侵略者。但是國民黨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們不能反對日本侵略者。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党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和民眾運動的要求,就是為著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後,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還不清楚嗎?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地實現了。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其臨終的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乾乾淨淨;對於認真喚起民眾、認真保護民眾自由權利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則稱之為“奸黨”、“奸軍”、“奸區”。我們希望這種顛倒是非的時代快些過去。如果要延長這種顛倒是非的時間,中國人民將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統一

  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為著防止內戰,為著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為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呢?從袁世凱⒄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的統一。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後是他們自己從臺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⒅。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這是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願意聽它嗎?經過了十六年的北洋軍閥的統治,又經過了十八年的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人民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有了明亮的眼睛。他們要一個人民大眾的民主的統一,不要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我們共產黨人還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沒有一天不為此而奮鬥。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推行其反動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機,國民黨人大叫其專制統一論的時候,我們又說:非統一于投降而統一於抗戰,非統一於分裂而統一於團結,非統一於倒退而統一于進步。只有這後一種統一才是真統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統一⒆。又過了六年了,問題還是一樣。
  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夠統一嗎?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同時就是爭統一的運動。我們在具體綱領中提出了許多爭自由爭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聯合政府的要求,同時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不廢止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不能實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動員那裏的全體軍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還將發展為內戰的慘禍,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識了。為什麼如此眾多的有黨有派無黨無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國民黨內的許多民主分子在內,一致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就因為他們看清楚了時局的危機,非如此不能克服這種危機,不能達到團結對敵和團結建國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軍隊

  中國人民要自由,要統一,要聯合政府,要徹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徹底地站在人民立場的軍隊,現在還只有解放區的不很大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很不夠。可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卻處心積慮地要破壞和消滅解放區的軍隊。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個所謂“提示案”,叫共產黨“限期取消”解放區軍隊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談判,又叫共產黨將解放區軍隊全部交給它,然後它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分子並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以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也一概沒有自由。難道是由於上述這些民主黨派和人民組織了什麼軍隊,實行了什麼“封建割據”,成立了什麼“奸區”,違反了什麼“政令軍令”,因此才不給自由的嗎?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做。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但是什麼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都應該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藉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說:“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⒇八路軍、新四軍正是因為實行了這種方針,成了“國民之武力”,就是說,成了人民的軍隊,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在北伐戰爭的前期,做到了孫先生所說的“第一步”,所以打了勝仗。從北伐戰爭後期直至現在,連“第一步”也丟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於“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國民黨軍隊中一切愛國的有良心的軍官們,應該起來恢復孫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軍隊。
  在改造舊軍隊的工作中,對於一切可以教育的軍官,應當給予適當的教育,幫助他們學得正確觀點,清除陳舊觀點,為人民的軍隊而繼續服務。
  為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鬥,是全國人民的責任。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贊助改革中國軍隊的事業。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一切願意團結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對中國解放區的軍隊,都應該看作自己的友軍,給以適當的協助。
第六 土地問題

  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的主張。
  為什麼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使工人階級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使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哪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於他們是有利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贊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又多半和土地聯繫著,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懼怕“耕者有其田”。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鄉村農民,實行武裝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並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掌握政權以後,便完全背叛了孫中山的主張。現在堅決地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正是這個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制訂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鬥、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徹底改革土地制度的辦法,實現了孫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於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後採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佈的“二五減租”一類的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我們在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曰“奸區”。
  在抗日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革命階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階段的兩階段論,這是錯誤的。
  大敵當前,民主民生改革的問題不應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其目的是不願抗日戰爭獲得徹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問題,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據地抵抗日本的進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且已經這樣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間,減租減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為著抗日的。為了減少地主對於抗日的阻力,只實行減租減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又獎勵地主的資財向工業方面轉移,並使開明士紳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抗日的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對於富農,則鼓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線裏包含著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藉以組織雄厚的戰鬥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後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
  動搖於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和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線。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著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我們究竟在哪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嗎?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和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於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占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政治上最覺悟因而具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後幫助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在中國解放區大大發展起來,今後應當儘量推廣。
  這裏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其形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
  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
  這裏還要指出一點,就是說,從城市到農村工作的知識份子,不容易瞭解農村現時還是以分散的落後的個體經濟為基礎的這種特點;在解放區,則還要加上暫時還是被敵人分割的和遊擊戰爭的環境的特點。因為不瞭解這些特點,他們就往往不適當地帶著他們在城市裏生活或工作的觀點去觀察農村問題,去處理農村工作,因而脫離農村的實際情況,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這種現象,必須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份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裏瞭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為著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鬥。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對於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土地應當沒收,並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第七 工業問題

  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一切依賴外國,它的財政經濟政策是破壞人民的一切經濟生活的。國民黨統治區內僅有的一點小型工業,也不能不處於大部分破產的狀態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產力都遭到破壞的命運,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如此。
  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党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使全國軍隊成為人民的武力,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年鴉片戰爭(21)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協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為上述目標而奮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一九二一年,產生了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使中國的解放鬥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極大的努力和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特別是在收復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鬥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著極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後,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和貢獻將會是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採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企業和財產,應當沒收,歸政府處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識份子問題

  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著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進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必須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一切知識份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地需要知識份子,因而知識份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鬥爭,特別是五四運動(22)以來的鬥爭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廣大革命知識份子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後的鬥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後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份子幹部,並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份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採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對於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和舊醫生們的態度,是採取適當的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人民服務。
  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儘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數民族問題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23)。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對於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殺事件(24),一九四四年直至現在對於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件(25),以及近幾年對於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26),就是明證。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奮鬥;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繫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多年以來,陝甘寧邊區和華北各解放區對待蒙回兩民族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
第十 外交問題

  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裏米亞各次國際會議(27)的決議,因為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於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和維持世界和平的。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中國共產黨對於保障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裏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三藩市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三藩市會議,藉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28)。
  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必須停止對於蘇聯的仇視態度,迅速地改善中蘇邦交。蘇聯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國家。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召集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和在其後進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解放戰爭的國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人民對於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的這些援助,表示感謝。我們認為太平洋問題的最後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佈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
  我們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為著徹底消滅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地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
  我們認為開羅會議關於朝鮮獨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
  我們希望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對於南洋各國——緬甸、馬來亞、印尼、越南、菲律賓,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制度的權利。對於泰國,應當仿照對待歐洲法西斯附屬國的方法去處理。


  關於具體綱領的說明,主要的就是這樣。
  再說一遍,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
  中國共產黨在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二十四年中,創造了這樣的地位,就是說,不論什麼政黨或社會集團,也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如果採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的態度,那是極其錯誤而且必然要失敗的。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的人,企圖孤行己見,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但是結果都行不通。這是什麼緣故呢?不是別的,就是因為我們的意見,符合于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
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

  關於我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說明。無疑地,這些綱領是要在全中國實行的;整個國際國內的形勢,給中國人民展開了這種想望。但是,目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在淪陷區,在解放區,這三種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勢,不能不使我們在實行時要有所區別。不同的情形,產生不同的任務。這些任務,有些我已經在前面說到了,有些還須在下面加以補充。
  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沒有愛國活動的自由,民主運動被認為非法,但是包括許多階層、許多民主黨派和民主分子的積極活動是在發展中。中國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發表了要求結束國民黨一党專政和成立聯合政府的宣言。社會各界發表同類性質的宣言的,還有許多。國民黨內也有許多人,對於他們自己的領導機關的政策,日益表示懷疑和不滿,日益感覺他們的党在廣大人民中孤立起來的危險性,而要求有一種適合時宜的民主的改革。重慶等地的工人、農民、文化界、學生界、教育界、婦女界、工商界、公務人員乃至一部分軍人的民主運動,正在發展。所有這些,預示著一切受壓迫階層的民主運動正在逐漸地向著同一的目標而匯合起來。目前運動的弱點,在於社會的基層分子還沒有廣泛地參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農民、工人、士兵和下層公教人員,還沒有組織起來。目前運動的另一弱點,是參加運動的民主分子中,還有許多人對於根據民主原則發動鬥爭以求轉變時局這一個基本方針,還缺乏明確的和堅決的精神。但是客觀形勢,正在迫著一切受壓迫的階層、黨派和社會集團,逐漸地覺悟和團結起來。不管國民黨政府如何鎮壓,也不能阻止這一運動的發展。
  國民黨統治區內被壓迫的一切階層、黨派和集團的民主運動,應當有一個廣大的發展,並把分散的力量逐漸統一起來,為著實現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鬥爭。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應當給予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人應當繼續執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管什麼人,哪怕昨天還是反對我們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對了,就應該同他合作,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中國淪陷區的任務

  在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號召一切抗日人民,學習法國和義大利的榜樣,將自己組織於各種團體中,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俟時機成熟,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裏應外合地消滅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對於我淪陷區內的兄弟姊妹們的摧殘、掠奪、姦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國人的火一樣的憤怒,報仇雪恥的時機快要到來了。淪陷區的人民,在歐洲戰場的勝利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的鼓舞之下,極大地增高了他們的抗日情緒。他們迫切地需要組織起來,以便盡可能迅速地獲得解放。因此,我們必須將淪陷區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區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須有大批工作人員到淪陷區去工作。必須就淪陷區人民中訓練和提拔大批的積極分子,參加當地的工作。在淪陷區中,東北四省淪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產業中心和屯兵要地,我們應當加緊那裏的地下工作。對於流亡到關內的東北人民,應當加緊團結他們,準備收復失地。
  在一切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執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管什麼人,只要是反對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的,就要聯合起來,為打倒共同敵人而鬥爭。
  應當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偽軍偽警及其他人員提出警告:他們必須趕快認識自己的罪惡行為,及時回頭,幫助同胞反對敵人,藉以贖回自己的罪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寬容他們的。
  共產黨人應當向一切有群眾的偽組織進行爭取說服工作,使被欺騙的群眾站到反對民族敵人的戰線上來。同時,對於那些罪大惡極不願改悔的漢奸分子進行調查工作,以便在國土收復之後,依法懲治他們。
  對於國民黨內組織漢奸反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的背叛民族的反動分子,必須向他們提出警告,叫他們早日悔罪。否則,在國土收復之後,必然要將他們和漢奸一體治罪,決不寬饒。
中國解放區的任務

  我黨的全部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已經在解放區實行了並且有了顯著的成績,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後應當從各方面發展和鞏固這種力量。
  在目前條件下,解放區的軍隊應向一切被敵偽佔領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發動廣泛的進攻,藉以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但是同時應當注意,敵人在目前還是有力量的,它還可能向解放區發動進攻。解放區軍民必須隨時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並注意解放區的各項鞏固工作。
  應當擴大解放區的軍隊、遊擊隊、民兵和自衛軍,並加緊整訓,增強戰鬥力,為最後打敗侵略者準備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區,一方面,軍隊應實行擁政愛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應領導人民實行擁軍優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軍民關係。
  共產黨人在各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會工作中,應當繼續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基礎上,進行很好的合作。
  同樣,在軍事工作中,共產黨人應當同一切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區軍隊的內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為了提高工農勞動群眾在抗日和生產中的積極性,減租減息和改善工人、職員待遇的政策,必須充分地執行。解放區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必須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規模地發展解放區的農業、工業和貿易,改善軍民生活。為此目的,必須實行勞動競賽,獎勵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在城市驅逐日本侵略者以後,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迅速學會做城市的經濟工作。
  為著提高解放區人民大眾首先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培養大批工作幹部,必須發展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解放區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進他們的工作時,應當根據目前的農村特點,根據農村人民的需要和自願的原則,採用適宜的內容和形式。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愛惜當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長期打算,避免濫用和浪費。這不但是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為著建設新中國。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業,必須十分注意從本地人民優秀分子中大批地培養本地的工作幹部。一切從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並適合情況地去幫助本地幹部,愛惜他們,如同愛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那就不能完成農村民主革命這個偉大的任務。
  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每到一地,就應立即幫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幹部為領導的民兵和自衛軍,而且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幹部為領導的地方部隊和地方兵團。然後,就可以產生有本地人領導的主力部隊和主力兵團。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此項任務,就不能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也不能發展人民的軍隊。
  當然,一切本地人,應當熱烈地歡迎和幫助從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員和人民軍隊。
  關於對待暗藏的民族破壞分子的問題,必須提起大家的注意。因為公開的敵人,公開的民族破壞分子,容易識別,也容易處置;暗藏的敵人,暗藏的民族破壞分子,就不容易識別,也就不容易處置。因此,對於這後一種人必須採取嚴肅態度,而在處理時又要採取謹慎態度。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
  我們的大會應向各解放區人民提議,盡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29),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抗日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援助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和聯合政府的成立。中國解放區現在已經成了全國廣大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人民的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我們有責任不要使他們失望。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將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起一個巨大的推進作用。
五 全黨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同志們,我們已經瞭解了我們的任務和我們為完成這些任務所採取的政策,那末,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工作態度去執行這些政策和完成這些任務呢?
  目前國際國內的形勢,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顯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這是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困難條件。誰要是只看見光明一面,不看見困難一面,誰就會不能很好地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我們的黨和中國人民一道,不論在整個黨的二十四年歷史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中國人民創造了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很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我們的工作中依然存在著缺點。誰要是只看見成績一面,不看見缺點一面,誰也就不會很好地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在其二十四年的歷史中,經歷了三次的偉大鬥爭,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現在還在進行中的抗日戰爭。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鬥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我們党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鬥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黨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奮鬥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黨在思想上極大地鞏固了。我們黨現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抗日時期入黨的,在他們之中存在著各種不純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幾年來的整風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糾正。今後應當繼續這種工作,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開黨內的思想教育。必須使各級党的領導骨幹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党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繫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麼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瞭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瞭解了。群眾是否已經瞭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瞭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瞭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後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瞭,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
  同志們,我們的大會閉幕之後,我們就要上戰場去,根據大會的決議,為著最後地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為達此目的,我們要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重說一遍,不管什麼階級,什麼政黨,什麼社會集團或個人,只要是贊成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我們就要加以聯合。為達此目的,我們要把我們黨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論什麼同志,只要他是願意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我們的黨,在北伐戰爭時期,不超過六萬黨員,後來大部分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不超過三十萬黨員,後來大部分也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多萬黨員,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敵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採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掉,並且在消滅他們之後,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
  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們,有了三次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我堅決相信,我們是能夠完成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的。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注  釋
  〔1〕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關東軍”進攻瀋陽,九月十九日晨佔領了瀋陽城。
  〔2〕 熱河,原來是一個省,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河北、遼寧兩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原來也是一個省,一九五二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河北、山西兩省。
  〔3〕 參見本書第一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4〕。
  〔4〕 見本書第二卷《戰爭和戰略問題》注〔11〕。
  〔5〕 見本書第二卷《戰爭和戰略問題》注〔2〕。
  〔6〕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是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組織的革命青年團體,成立於一九三六年二月。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民先隊員參加了戰爭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國民黨統治地區的民先隊組織,一九三八年被國民黨政府強迫解散。在抗日根據地的民先隊組織,後來併入更廣泛的青年團體青年救國會。
  〔7〕 見本書第二卷《必須制裁反動派》注〔5〕。
  〔8〕 參見本卷《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文中關於國民黨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的敍述。
  〔9〕 “曲線救國”,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內一些頑固派分子為實行降日反共而製造的一種叛國謬論。他們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和官員投降日本侵略者,變成偽軍、偽官,和日軍一起進攻抗日根據地,並將這種叛國投敵行為詭稱為“曲線救國”。
  〔10〕 綏遠,原來是一個省,一九五四年撤銷,原轄地區劃歸內蒙古自治區。
  〔11〕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5〕。
  〔12〕 斯科比是英國派駐希臘的英軍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國侵略軍在希臘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著在倫敦的希臘流亡政府,進入希臘。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揮英軍並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
  〔13〕 保甲制度是國民黨政府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基層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蔣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頒佈《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其中規定“保甲之編組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實行各戶互相監視和互相告發的聯保連坐法,以及各項反革命的強迫勞役辦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國民黨政府正式決定在它所統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這種保甲制度。
  〔14〕 這裏是指國民黨政府所實行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教育。
  〔15〕 開羅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國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這次會議發表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並將侵佔的中國領土臺灣等地歸還中國。
  〔16〕 民主同盟成立於一九四一年,當時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
  〔17〕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1〕。
  〔18〕 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澤東的這句話是說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抗日戰爭中最後撤退到四川山地。
  〔19〕 參見本書第二卷《必須制裁反動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等文。
  〔20〕 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的《北上宣言》(《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6—297頁)。
  〔21〕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22〕 見本書第一卷《實踐論》注〔6〕。
  〔23〕 這是指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的一種錯誤說法。
  〔24〕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駐內蒙伊克昭盟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強行霸佔蒙族人民的牧地,並且向當地人民勒索大量糧食、牲畜。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伊克昭盟的蒙族保安隊和人民群眾被迫發動了武裝反抗。四月,國民黨軍隊前往鎮壓,對當地的蒙族人民進行了血腥的屠殺。
  〔25〕 一九四四年九月,新疆北部伊犁地區的少數民族人民,為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民族壓迫和經濟掠奪,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這次起義先後同阿山、塔城一帶的起義武裝聯合,佔領了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所以又被稱為“三區革命”。國民黨反動派從甘肅和新疆各地調集了大批軍隊,對起義軍實行長期的大規模的武力鎮壓。起義軍在新疆各族廣大人民的積極支持下,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九年新疆解放。
  〔26〕 這裏是指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國民黨反動派對甘肅省南部回、漢、藏等族起義農民的屠殺事件。一九四二年冬,甘肅省南部臨洮、康樂一帶的農民,為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橫徵暴斂、抓兵抓伕等反動措施,在回民馬福善等率領下,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到一九四三年四月以後,起義地區發展到二十多縣,參加人數最多時達到十萬多人。國民黨反動派先後調動了七個師以上的軍隊,甚至出動飛機,配合地方武裝,對起義的群眾進行殘酷的屠殺。
  〔27〕 大西洋憲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會議結束時聯合發表的一個文件。莫斯科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德黑蘭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的會議。克裏米亞會議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在蘇聯南部克裏米亞半島雅爾達舉行的會議。當時所有這些國際會議都決定以聯合的力量擊敗法西斯德國和日本,並在戰後防止侵略勢力和法西斯殘餘的再起,維護世界和平,贊助各國人民的獨立民主的願望。
  〔28〕 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蘇、美、英、中四國代表按照莫斯科會議和德黑蘭會議的決定,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郊區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草擬了聯合國機構的組織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國三藩市召開了有五十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合國成立大會。當時中國解放區派遣董必武為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這次會議。
  〔29〕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各解放區、各人民團體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開會,成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日本投降以後,因為時局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沒有召開。

原文 白鹿书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论联合政府

後紀: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中央指揮河北、山東、晉冀魯豫等地軍隊,陸續動身趕往熱、察和東北。先後抵達10幾萬人。倚靠蘇聯勢力搶奪戰利品並佔領東北地區。毛澤東就在解放區開展沒收地主土地資財的「土改」,1946年毛澤東不服從國民政府指揮,不願意放棄「消滅私有制」的意識形態和暴力土改,且不願放棄軍權交出武裝,亦即不願放棄軍事割據,並積極與國軍搶奪接受日軍的佔地和武裝,互相之間戰鬥不斷。國共雙方也有談判,但最後破裂從而開始了第二次為期三年的國共內戰。
國、共戰爭兩年後,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提議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國民主建國會、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等黨派通電擁護。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希望於四、五月佔領南京後成為事實。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毛澤東宣稱"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七月一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說是中共的武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必須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中國需要蘇俄國際援助,中國需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專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由新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九月,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平正式舉行會議。二十七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國都定為北平,易名北京。紀年採用西元。國旗為五星紅旗。二十九日,通過共同綱領。三十日,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賀龍、葉劍英、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等為委員。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放棄中華民國,內附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致杜魯門函,為美國政策辯護。謂中國反共政策失敗,由於中國政府無能,中共效忠蘇俄,致使中國民族慘遭一以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為前提的政黨所壓制。中國的悠久文化與民主、個人主義,終將發揮其力量,擺脫外國桎梏。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陳誠任臺灣省府主席,將中央銀行黃金移存臺灣。一九四九年,和談不成,國民黨人多主蔣複職。十二月七日,政府宣佈遷設臺灣。李宗仁赴美不歸,蔣再起的呼聲愈高,一九五○ 年三月一日,蔣複任總統,以陳誠為行政院長。嗣後臺北成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蔣複職不到八十天,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與臺灣相犄角的海南島、舟山群島均為解放軍攻佔,蔣經國說,今後一百天內將為臺灣最嚴重的時期。
孰料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受蘇俄嗾使突然進攻南韓。美國認為南韓如失,不只日本難保,其他接近蘇俄的國家,亦將為所囊括。六月二十七日,美國對臺灣政策一變,杜魯門一面命麥克亞瑟支持南韓作戰,一面命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對臺灣的攻擊,並要臺灣國民政府停止對大陸的軍事行動。於是臺灣的安全無憂,國民黨亦得以在臺灣繼續保持它的政權。

辛亥革命紙幣--google doc測試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喪權辱國,把中華民族推向國將不國的危亡境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動統治,為籌集糧餉軍械和革命活動經費,積聚革命力量,在國外發行了籌餉券;南京臨時政府為掃除清政府的殘餘勢力,應付軍政急需,發行了陸軍部"軍事用票"和中華民國南京軍用鈔票;各省響應武昌首義,宣佈獨立,成立軍政府,發行了帶有辛亥革命標志的鈔票,這些鈔票為推翻清朝政府,發揮了很大作用。

中華革命軍銀票是孫中山先生于1906年在越南河內發行的一種籌餉。此票的正面印有英文,背面印有法文,上端有“中國革命政府”字樣,另有孫文的英文簽名。

中華民國金幣券是孫中山先生于1911年在美國舊金山華僑中發行的一種籌餉券,面額公十元、百元、千元三種。愛國華僑認購總額達十余萬美元。

中華民國軍用鈔票拾元。宣統三年十月六日,上海響應武昌首義,成立了滬軍都督府,陳其美任滬軍都督。為籌集軍需,發行了軍用鈔票。

軍事用票壹元()、五元()。以黃興為總長的陸軍部為應付經濟困難,籌劃全國軍需,委託上海商務印書館,採用證券紙以平板橡皮印刷“陸軍部軍事用票”。該票於19121月發行,凡各省官商均可流通。票面上印有辛亥革命標志的鐵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

大漢四川軍政府軍用銀票壹元正[][]面。宣統三年(1911年)十月二日,四川宣佈獨立。成立軍政府後,尹昌衡為都督,發行軍用銀票三百萬元,向孫中山先生備案,請求各省通用。

安徽中華銀行壹元:民國元年[1912]年,安徽裕皖官錢局改組成立安徽中華銀行,當年6月發行一元、五元兩種紙幣。

用陜西官銀錢號銀票蓋“秦豐銀行”戳,在光緒年號上加蓋“辛亥”兩字,背面有“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張”和“皇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印章,下角有“翔初”兩字秦隴復漢軍的又一種銀兩票。

中華民國粵省軍政府通用銀票伍元,民國元年(1912)年為廣東省軍政府發行。正面印“都督炯明”像,背面印有粵省軍政府大都督通布,並有陳炯明等的簽字。

湖南銀行銀兩票壹兩,民國元年(1912)年。為響應武昌首義,湖南省宣佈獨立,成立軍政府,發行湖南銀行銀兩票。

中華民國南京軍用鈔票壹元。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成立,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由於清政府殘餘勢力的抵抗,致使軍政費用浩大。財政部以“軍需孔極”為由委託上海集成公司採用證券紙以石印機印製“中華民國南京軍用鈔票”一元、五元兩種,於1912年發行。

袁世凱做皇帝,改元洪憲,是中國封建的一個回光返照。因僅存在八十三天,故洪憲年號及袁氏頭像的幣很罕見,特在些刊載兩張,以饗讀者。
1
、中國銀行共和紀念兌換券壹元。票面無年份,背面簽字與中國銀行一元(民國二年)的簽字相同。估計該券為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之後佯稱“廢帝制,興共和”時制,未及時發行。
2
、東興順二角,洪憲元年(1916)。此票額書省東南田家屯。下書奉天彩盛石印局石印。

原文 中華收藏網

2008年1月22日 星期二

2008年1月21日 星期一

生命的心心相印

——莊子、禪宗與中國生命轉化的哲學 吳 怡(美國加州整體學研究所)

(一) 釋題
本題標出生命兩字,這正是莊子思想的主體。而「心心相印」即禪宗「以心傳心」的所本。但禪宗所謂的「禪」也是以生命為主體的,禪宗的「心」,正是生命的開關。「心心相印」,是印證整個生命。「以心傳心」,也就是生命的感應。所以生命和心是這個講題的要點,我們可以說生命是客觀的存在,而心乃是主觀的作用。
首先我們從生命說起,先解剖這個生命。把生和命分開。在中國哲學裡,這個「生」,本是生生不已的,它是生化的一種能。易經繫辭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的生是一種創生的能,地的生是一種賦物以形,使萬物生長的能。天地合德,萬物就能化生。當天地合德,這個生便進入了「命」之中,這也就是說當大地賦物以形之後,就有了生命。因此當「生」進入了「命」之後,便為命所拘限。因為「命」是由兩部份構成的,一是形,一是氣。形是指萬物的形體,是負載生命的軀殼,氣是指生命的作用,是推動生命發展的能量。「氣」字本由氣變來,許慎說文解字指為雲氣。而「氣」的本意乃是諸侯來朝時,君王賜「芻米」之禮,而氣以米為形,自然與米氣有關。在中國文化裡「氣」是宇宙萬物生存變化的主要元素,所謂氣運就是氣的運行,也就是氣在宇宙大化中的變動。
「氣」和「生」是一體兩面 ,結合起來,就是生氣,即生生不已的氣化。可是當「生」進入了「命」之後,有了生命,也即是氣入了命之後,氣運便成了運氣。正如漢代王充在論衡上說:「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命義篇)又說:「夫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其命短」(氣壽篇)。王充是唯物的自然論者。他的氣化論也說明瞭一部份的事實,即我們的生命受氣運的作用而有富貴貧賤,年命短長的運氣的不同。總結以上所論,可見我們生命受到了兩種拘限,一是形體,一是運氣。我們一般人似乎都受這兩者所束縛,而無法突破。這是有了「生」,而後有「命」的必然性,看不透的,便是生命的一種悲哀。
前面談了「生」和「命」之後,接著,我們談一談這個「心」。因為「生命」是由氣化的作用。「生命」本身無法自拔。可是這個「心」卻不然。心有四個層次,即血、意、思、和神。第一層,就「血」來說,這個心即是心臟,專管血脈循環。這個心完全為氣化控制,所謂「血氣」。第二層,就「意」來說,即是情意,或欲望。這也是由血氣所影響的,孔子所謂「血氣末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第三層,就「思」來説,即是思維作用,現在的科學觀念,即是指的腦,但中國傳統習慣仍是指的「心」。在這一層中,雖然也受到「氣」的影響,但卻能對氣有一種反製作用,即反省的思考。動物完全由氣化控制,不能自反,所以不能突破牠們被自然所局限的軀體,可是人能自反,所以人從動物中超脫出來,成為萬物之靈。今天人類的科學文明都是由這個能思考反省的「心」所造成的。單單的氣化不足以致此。最後第四層,就「神」來説,這個「心」即是精神,我們常把心和神連言為「心神」。這裡的「神」與我們一般情意欲望,及喜怒哀樂等情緒的精神不同,它能超脫形體,擺脫運命,不受氣化控制,同時,還能主導氣化,是精神的至高境界,這是莊子所謂的至人、真人、神人,老子和儒家所謂的聖,佛家所謂的佛,基督教所謂的神(是否上帝,我不敢斷語)。
由於「心」有這四個層次,可以向上提昇,所以「心」能打破「形」、「氣」兩者的局限,使生命不受軀體,和命運的拘束,而能突破其藩籬,向上昇華,這就是本講題的旨趣。莊子和中國禪的心心相印,就是從這條線索下發展的。
(二)莊子對生命的提升
1. 生命的自主
人生的悲哀最大莫過於控制不住自己的生命。印度的那位尊貴的王子,釋迦牟尼,便是因此而出家。統一中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築不了生命的長城,抱憾以終。那一代霸雄曹操,對著生命,也只有徒然的悲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莊子早就有見於此,在齊物論中曾說:
「一受其成形,不亡已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人類軀體生命的由生到死,是一列不歸的特別快車,沒有中間的車站可以休息。其實,根本沒有刹車,只有一發動,就直到底站。這是人類所同然。但是莊子在這裡語氣一轉說:「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這是說人生中最大的悲哀,不是形死,而是心隨形死。所謂哀莫大於心死。然而在這話中透出的玄機就是形死,心不要與形同死,也就是形死而心不可以死。一說到「形死心不死」,很多人馬上就想到靈魂不死。但一提到靈魂都意味著死後的存在。在沒有死之前,都是指的精神,可是莊子的「心不死」,是指此時此刻我們的心的自主。心非但不隨形死,而且還能作形體的主宰,在德充符上說: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也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這是說我們修養這個心,達到不變的真心,便能不受外界一切變動的影響。當然也不受生死的左右。這就是所謂不與物遷。後來魏晉時期的佛家僧肇寫了一篇「物不遷論」,即根據這個思想而發揮的,而我們心之所以能不遷者,也就是心能自主。所謂「命物之化」,即是主宰物化,也就是為物化之主。「守其宗」的宗即是指這個主。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生命的自主,不是說生命本身能夠自主,就像開生命的列車,快開到底站時,突然停了下來,說「開到底站,沒有意思,我不玩了」。或者把車開出車道,而說「老子不照規矩玩,要玩別的」。生命的列車總歸要開到最後一站,所謂「生命的自主」,就是指在這條生命的列車的開馳當中,我是列車的主人,是我在開這部車,而不是別人趕鴨子上架似的送終。所以生命的自主,其實就是心的自主。
心的自主,是指我們的心不受生命約束。在前面解題時,我們說過生命的約束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一個就是軀體的結束,一個就是富貴貧賤的命運的擺佈。而心的自主,就是要突破這兩個樊離。
在這裡我們先談如何突破命運,也就是伴隨著我們生命而來的許多遭遇,有幸、有不幸。因為「生命」兩字本身就是抽象的,甚至是空洞的,它是以這些遭遇為它的內容。可是這些遭遇的來到我們的生命之內,變成了我們生命的一體。無論我們喜歡,或不喜歡,好像是造物主的安排,我們往往不能自主,這就叫做命運。對於這個「命運」,一般人往往有三種態度,一是屈服於命運,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叫做宿命論。二是向命運挑戰的,硬是不服氣,不信有命。三是遊走於兩者之間,有時想改變命運,改不了,則又只好認命,但是認命又不甘心,因此有一肚子的怨言。莊子對命運的處理,他一面說: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也。」(德充符)
對於這些我們的理知無法找出最後的原因的,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了。這好像是宿命論,但並不止於此,莊子接著說: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充符)
這是說:雖然把這些遭遇當作命運,但我們卻不受他們的影響,莊子和宿命論的不同,是莊子不讓這些外在的變化進入我們的心 中,影響我們心的和樂,他的方法乃是使心突破命運的擺佈,而向上提昇。
這一提昇就是由心的修養使生命突破了命運,上達而和天命合一,我們普通講天人合一,其實就莊子來說 ,乃是天命和生命的合一。我們普通常把命運和天命混淆,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把這兩句話重疊起來,豈不是生死,富貴在天命了嗎?的確生死富貴,是命運也是天命,命運是下一截的雲層,而天命乃是雲層上面的青天。由於我們站在地上,向上看,只有看到雲層,於是整個天便只有一層層的雲,可是當我們衝破雲層,直上青天後,再向下看時,我們便看到以前的我們為雲層所覆。這時候,我們看到前前後後清清楚楚,我們便不再為雲層所左右了。
前面我們曾提到有關軀體生命的問題,生命本身無法自主,因此必須由我們的心,把我們提昇到天之後,再來看形體生命的問題,莊子便是由這理境來解懸的,這也就是他為什麼在開宗明義第一篇的逍遙遊中,先使大鵬一飛沖天,再向下看那野馬塵埃的大地了。
2. 生命的肯定
前面我們已說過,如果落實在生命的形軀上,誰都難免一死。如果死是一切的結束,誰都沒有成功可言。在莊子的眼中,唯一能改變這個死的威脅,只有心不與形體同死。心的超然獨立,能自主,便使生命能自主。而這個心所以能自主,就是由於心能提升到天的境界,然後再落下來觀照萬物的存在與變化。
就萬物個體生命來說,每個生命都由生到死,有他們自己的軌道,有的長,有的短,也都有他們的命定。在這一層上,人和其他動物沒有差別。然而其他動物在牠們生存時,不能自反牠們的存在,在牠們走向死亡時,沒有自覺牠們將會死亡的恐懼。當然某些高等動物也許有某一些對生存或死亡的反應,但那只是本能的。而我此處講自反,自覺卻是人的特性。這個特性就是來自於心的作用。當這個心陷落於生命的軀殼內,我們便會因此而有許多煩惱恐懼,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可是我們這個心有一個特殊的提昇的功能,藉修養,使我們突破軀殼的限制,而上達於天。莊子的「天」,不是一般宗教講的神明,而是大自然。莊子把心投入這個廣闊無邊的大自然中,也就是和大自然結成一體,因此由這個心去觀照萬物,所看到的不是一個斷片的,不相關的個體,而是一個連環似的相接的整體。在至樂篇中有一大段生物演變的話: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篷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返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胡適把這段話比做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我們不必這樣去和科學相附會,但是這段話顯然是發揮了內篇「化聲相待」的重要思想。
什麼是「化聲」?在齊物論開端,莊子描寫天地之間的自然產生一氣,這一氣吹到山林中,由於樹木的各種枝椏根莖,山岩的各種洞穴孔竅,而產生各種不同的聲音,這就像人間世的各種不同的形狀,觀念,知識,其實都是一氣的作用。這一氣的作用就產生了我們的形體的生死變化,如莊子妻死,他鼓盆而歌說: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特無生也,而本無形,非特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也」(至樂)
所以生死只是一氣的變化。「化聲」者,就是萬物變化之氣。什麼是「相待」呢?這些萬物變化的氣息,就個個物體來說都是個別的。都是一氣的變化,一氣的循環,所以就整個自然來看,卻是一個接一個,所謂「相待」,就是一個等待著變成另一個。所謂「萬物以不同形相禪」,這是說萬物雖然形體不同,卻互相變化,我們軀體死後,埋在土中,會變化成別的東西。莊子藉著修道之士子輿病得快死的時候說: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這是說我們軀體死亡以後,這個軀體可變成任何物體,也都是天地一氣的變化。因此就大化看來,我仍然在天地之間,並沒有完全滅絕?所以現在的我,只是等待著變成另一個物體,由於我尚不知道將變成什麼東西,所以此刻只有做好分內的事,如莊子說: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大宗師)這裡所謂「善吾生者」,就是對生命的肯定,儘管有形之勞,也甘之如飴,莊子又說「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者可勝計邪?」可見人身得來也不易,我應該好好的保養我的生命。莊子對生命的肯定,乃是肯定生命本為大自然的一體,而不至於貪生、怕死。他是把生死融為一氣。所謂「以死生為一條」。一般都說「生死」,也就是從生到死,好像死是生的結束,而他卻把生死、死生連成一起而說:「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大宗師)
所謂不知「死生先後」,也就是不知生跟死那個先那個後。我們說生死,是有生而後有死,莊子此處說死生是因為死了之後能再生。所以生是由死而來。舉個例子來說,在美國的遊樂場中,有一種有軌的汽車,孩子門開得很快樂,大人也不例外,儘管下面有軌道,好像命運的安排,儘管車子繞了三圈就到站,好像生命的終結,可是孩子們到了終站之時,還是很高興,下車後,又那麼興致匆匆,急急忙忙的去重新排隊,或玩別的。雖然他們到了終站,還是那麼興奮,這是因為他們還有得玩。同樣的我們在這個大自然的遊樂場中,林林總總,變化莫測,我們不正是還有得玩嗎?這個還有的玩的心,就是真心?
3. 天地一真心
也許有人覺得這種玩法,是阿Q的精神。因為我們明明知道會死,死了之後也許只變成一堆黃土,什麼都玩不成。莊子的說法,豈不是自我解嘲罷了。
其實不然,莊子和阿Q不同,阿Q是對人生的懵懂,是無知,莊子卻看透了人生,是真知。莊子的哲學是由「知」出發,由小知而大知,由大知而真知。再由真知而轉化為至德。而這一向上的修養歷程,完全是這個心的向上提昇。前面,我們曾把心的作用分為四個層次,最低的是血脈的心,高一點的是意識的心,再高一點是理知的心,最高是精神的心。所以由小知到真知,或轉化為至德,這就是精神的心。這個精神的心是兼合了真知和至德,就是所謂的真心,莊子書中沒有直接用真心二字,但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詞來代替真心,如真宰、成心,常心,靈台,天府。以及「吾喪我」的「吾」,「天地與我並生」的「我」,「釆真之遊」的「真」。甚至真人、至人、神人、天人都是「真心」的具體象徵。
莊子之所以不用真心兩字,以我的臆測,因為真心是指心的至真至高的境界,它可以包括前面,真宰,成心,常心,等各種不同的方面,如果標出一個「真心」,容易和其他境界變成並列對等,而失去了它至高的綜合性。
關於這個真心的境界,莊子在內篇中已描寫得很多,他在大宗師中有五段對真人的描述,都是真心的境界。我們把它們加以概括的說明,這一個境界乃是超脫了我們個人的小知、小見,小成,轉變了我們情緒上的喜怒哀樂好惡欲,而和宇宙大化通而為一,這即是莊子在齊物論中最重要的兩句話,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裡的我,即是真我,即真心,「與天地並生」,是超脫時間的限制,與「萬物為一」,是超越空間的拘束,能夠超越時空,才能打破生命形體的界限。把生命提昇與天命合一,而作宇宙無窮無止之遊。
也許有人覺得這個境界太玄了,是否出於莊子的想像。在這裡,我們要瞭解,研究知識,和修養心性的不同。研究知識可以用是非來評論,譬如在科學上,或西洋哲學講是非,合乎邏輯推理的乃「是」,否則乃「非」。可是在心性修養上,他本身必須超是非,因此它講的是真和假。講修練,講功夫,都必須講個「真」修練,「真」功夫。否則便是假的。所以莊子這一境界沒有是非可言,完全在於你的能「修」與否。
關於莊子這一真心境界和修養的功夫,在全書中東說西說,說得很多,也很雜,但我們把他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要點,一個是坐忘,一個是物化,也就是一個忘字訣,一個化字訣。
「忘」和「化」是一種功夫的兩個方面。忘是對下的功夫,「化」是向上的功夫。可是能「忘」,則能由下而上的提昇精神,能「化」則能由上而下的及於萬物。先看「忘」字,莊子有一段藉孔子與顏回對答而描寫「坐忘」的話: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
這裡的坐忘,類似一般的打坐,忘掉的是我的軀體,和我的意識,當然跟隨著軀體的我,意識的我,還有一大堆數不清的眷屬,如貧賤富貴,喜怒哀樂等等。這個「忘」字我們常常用到,但都做負面的解釋,指我們記性不好,忘這個,忘那個的。可是莊子卻把這個「忘」字轉成正面的作用。成為提昇生命,提昇精神的火箭,我把「忘」譬作火箭是有原因的,因為火箭送衛星到太空時,送到一半時,它就必須自廢武功,摔下來,然後衛星才能走上自己的軌道,否則火箭如果不能忘情,不肯罷休,要送到底,問題就鬧大了,同樣莊子的忘字,也就是我們生命的精神,往上送的一半的力量,送到某一高度之後,便必須轉而為「化」。前面「坐忘」所謂的「同於大通」就是「化」的境界,就像衛星入了太空,可以無所不通。
我們人類自從在伊甸園吃了智慧的蘋果之後,便和其他物類不同。但有知並沒有錯。西方哲學的定義就是愛知。可是知的累積,使人消受不了,於是人便學會了一個「忘」字,這個「忘」字本來是「知」的消化劑,可是人一學會了「忘」,有好的,也有壞的。忘記別人的過錯,這當然是好的,可是有的人偏偏是忘記別人對我的好。由於人們會用了「忘」字,上帝也就無法支配人了,因為人會把上帝忘了,父母生我,很囉嗦,把他們忘了,朋友借錢給我,我不想還,把他們們忘了,所以莊子說: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德充符)
這就是說,我們的形體的醜陋,是該忘的,卻忘不了。我們德行必須修養,這是不該忘的,我們都把它忘得一乾二淨。金錢的多少,是由於慾望的多少,有時候,我們該把它們忘掉。精神和道德,是我們生命重要的元素,是不該忘的。可是人們為了賺錢,不惜犧牲生命。等錢賺夠了,享受錢的生命已奄奄一息,這就是「忘」了不該忘的,所以我們用「忘」字訣的時候要小心,是要忘形體,忘命運,忘掉那一堆生命的拖累,「忘」了之後要能「化」,孟子曾說: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我們從小到大的發展,在有一點小成的時候,要能「忘」,也就是不執著於小成。否則我們把自己的「小成」,看為「大成」時,我們便看不到真正的「大」。事實上,真大的「大」是沒有「大」的形象。因為這個「大」能「化」。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這是儒家的話。在儒家,這個「化」是教化,感化,這是聖王的德業。但莊子卻由「聖」一直通到「神」,因為莊子的「化」從「變化」而來,又歸於「變化」。所謂「由變化而來」,就是由「變」到「化」,向上提昇,所謂「又歸於變化」,是指又落到萬物的層面,和萬物同化。這也是莊子化蝶的「物化」。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胡蠂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蠂,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所謂「物化」,不是為物所化,而是在我們達到真心後,見自己的真我,然後把萬物提昇上來,物物皆是真體。這樣,我便能與萬物同化,所謂「萬物與我為一」的一,就是這與萬物相同的真心。總結來說,莊子修練的最高層次就是達到這個真心的境界。唯有真心才能超脫軀體和命運兩種侷限,使我們自主其生命,在宇宙大化中,能逍遙而遊。
(三)禪宗對生命的體證
1. 生命的自覺
我們談禪宗,當然不能不談它的老祖宗—佛陀。我們在這裡說「自覺」,更不能不知道佛陀就是覺的意思。佛陀簡稱為佛,中文翻譯就是覺者。佛學上的定義就是指正覺和遍知的大徹大悟的人。遍知就是普遍的知道宇宙人生的道理。正覺就是遍知的正正確確,而沒有錯誤。合起來,就相當於莊子的真知。不過佛學中的這個覺是指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意思,但這個覺最根本的還是自覺。沒有自覺,又哪裡談得到覺他,和覺行圓滿。
釋迦牟尼是一位自覺者,後來他又稱為佛陀,甚至有那麼大的神通法力,那都是後世佛教因為宗教的需要而加添上去的。其實釋迦牟尼在一生四十九的說法中,依據早期的經典,如阿含經等,我們看到的釋迦牟尼是一位很有哲學思考的導師,他只是為人說破人生煩惱的根源,讓人覺悟,不要執著這個假相的生命而已。他沒有自稱為偉大的佛,更沒有立佛像,要人崇拜他。他的言行是非常的平實的,就像我們的孔子一樣,所不同的,孔子是從政教著眼,而釋迦牟尼卻是重視人生痛苦的解脫。孔子到後來被高推聖境,幾乎神化。但總還算好,論語中學生說得明明白白:
「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亂神之事無法完全加在孔子身上。每年孔誕,大家只是拔拔豬毛而已。可是釋迦牟尼由於生長在宗教掛帥的印度社會,後來佛教又是完全宗教化,所以釋迦牟尼被神化也就是必然的後果,儘管金剛經中一再說不要以為他說宇宙大法,不要以形相看他,但人們還是把他作這方面的膜拜。
真正的釋迦牟尼應該在於他的自覺,因為他在菩提樹下就是自覺的證悟。不過釋迦牟尼的自覺對生命的看法,是本著他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教義,就是他的轉法輪,即教人四聖諦,即苦、集、滅、道。他是從苦觀著手,認為人生多苦(四苦、八苦)。而苦的本質,乃是我的不能自主,我的不能永恆,而苦的原因,就是由於無明的欲念形成了我的意識,產生了貪瞋癡的執著,而為了這個假我所迷惑,為假我而求,而爭,而死。所以自覺就是要覺生命的假相。然而有假相,便有真相,有假我,便有真我。那麼這個真相,真我又是什麼呢? 由於當時的婆羅門教,常言梵的真實,和真我。可能釋迦牟尼為了避免誤會而對真我而談得很少,他當時的言教,後來便歸結為三法印,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似乎都在生命的否定面來自覺的。至於背後的真我卻都被忽略了。
此處我說中國禪的生命的自覺,究竟是言釋迦牟尼之已言、少言、未言、或不言,我不敢下斷語。但就一般佛教、佛學的傳統來說,中國禪對生命的自覺都是另闢谿徑的,不然,就不會叫做教外別傳了。
強調生命的自覺,我們就以代表中國禪的真精神的六祖慧能來看,他在壇經中說得清清楚楚:「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與,一切經書因人說有」(般若品)
很顯然的,慧能在這裡特別強調個人的重要,人比經書還重要。再進一層說,人的重要,就是人的生命的重要。不過人的生命有兩種,一是軀體,一是精神。精神的,即是指的自心。所謂生命的自覺,就是把生命從軀體面,提昇到精神層面來,如他所說: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 不能自悟」。
自悟就是自覺。這個自覺就是在心上轉迷為悟,轉意識的心為智慧的心,如:
「心量廣大,偏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可見禪的生命自覺,就在於從自心中去提昇。從血肉和意識的心,提升到智慧,和精神圓滿的心。明代的憨山大師更是說得明白:
「佛祖出世,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無實法與人。所言修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靜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可見自覺者,就是覺生命的本真,及悟出生命並非限於形軀,而有更真實的存在。
2. 生命的現成
前面生命的自覺,是指生命從形軀上提昇,而此處生命的現成,是在提昇之後,見到了光明圓滿的自心,又再下降而肯定形軀的生命,甚至由自己的生命,而萬物的生命,去肯定含生蠢動的萬物,都有此真實的生命。
青原惟信曾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公案,他說:「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 (指月錄卷28)
這種由下向上,再由上向下,或者由現象向上提升到本體,再由本體下降到現象界,正是禪宗由生命的自覺,而生命的現成的歷程。然而到了生命現成的這一個境地,禪宗似乎在傳統佛教理論上,又別開了一個天地。
傳統佛教基本的理論,都以三法印來驗證。其中諸行無常可說是基本的佛法,在阿含經中一再的說,如
「一切無常,雲何一切無常,若色,眼識,眼觸,若眼觸因緣生受—苦覺,樂覺,不苦不樂覺,彼亦無常。耳、鼻、身、意,亦復如是。」
「色」是指外在的現象。由於「諸法無我」,沒有自性,只是四大聚合,緣盡還散,當然是無常的。因為「色」本身是無常的,那末,眼識所觀的色,眼識所觸的色,也是無常的。既然眼識是無常的,那末由於我們眼識所見,而產生的的苦,樂的感覺也是無常的。
這種「諸行無常」的原始佛教,到了後期大乘佛學,已提出了「常、樂、我、淨」的四種境界,幾乎和原始佛教相背馳。然而在印度的大乘佛學裡,對於這四方面沒有大加發揮,雖然在維摩結經,楞嚴經、大涅槃經中都有提示,可是在印度的佛教生活中如何實踐,我們都看不到詳細的事實。然而今天的中國佛學,深受到中國文化的洗禮,所以特別強調這四種境界,甚至代替了三法印的地位。
在中國佛學裡,禪宗特別發揮了「常、樂、我、淨」的四種境界。譬如禪宗強調自然之常、人生至樂、自性真我和人間淨土。尤其把這方面實踐在生活上,成為禪宗思想的主體。甚至在許多言教理論上,還越出了傳統佛學的範圍。如壇經中便有一段似乎和傳統佛學相反的對話:
「師(慧能)曰: 『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徒行昌):『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屈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刼,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有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常義。』(頓漸品)
慧能這段話在表面上是把佛性的常,萬法的無常說顛倒了,這似乎是三法印「諸行無常」的否定。如照胡適的慣用語,那無異是對印度佛法的革命了。其實,從另一方面來說,慧能的顛倒常與不常,也正是打破常與不常,也正是中道論的作法,也是承接了大乘思想而發展的。不過再深一層探討,這段話中有二個重點: 一是「佛性無常」,這是把佛性從高高在上的理境中搬了下來,變成了可以藉功夫來提昇的境界,二是「物物皆有自性」,這是承認萬物都是有真性,這與「諸法無我」似有不同。由於慧能在此已有這種思想的線索,接著後來禪宗便進一步肯定無常即常,生活上一切的存在活動,在以前的佛學都認為「夢幻空花」,而在禪宗的點鐵成金下,都成了真體。不僅「即心是佛」,不假外修的功夫,一步步去提昇。 只要當下一悟,立刻此心就是佛。而且更承認眼前所見的一切無情之物,也都是法身佛性,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指月錄) 在禪宗的眼中,本來面目的此心,與本地風光的萬物,都是以他們的真實相照映,這是生命活活潑潑的現成的美妙世界。
在這樣的世界裡,一切無常都轉為常道,穿衣吃飯是道,挑柴擔水是道。於是中國禪宗唱出了「平常心是道」的振古爍今的名句,這又豈是二千年前釋迦牟尼所能想像得到的嗎!
3. 長空一自性
禪宗大師天柱崇慧有一句名言:「萬裏長空,一朝風月」
這兩句話描寫宇宙是永恆的空,而其中的任何一物,都像一朝的風和月,一瞬即逝,但即使短暫得只有一朝,而在一朝的存在,卻又是永恆的。這正同莊子「天地與我並生」的意思相合。
在這裡,我們用「長空」兩字,不只是指宇宙的長空,而且是指佛法上講的長空。就整個傳統的佛教的理論來說,是建構在在一個空字上。原始佛教的「無我」、「無常」是空,「涅槃」,當然是空,十二因緣也是空。到了後來大乘佛教,講真如是空,講佛性也是空。所以「空」可說是佛法的基本性格。可是中國的禪宗卻在這個長「空」中,抓住了「一朝風月」,而實證真常,真我。
真常,真我合而言之,就是禪宗講的自性。在傳統佛學上,自性和我所指相同,「諸法無常」,即「諸法無自性」,所以「自性」兩字都做負面意義用。可是在禪宗思想上,自性不僅是真常,真我,而且自性就等於佛性。在壇經中,六祖一再的說: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物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菩提之自性也。」
從這兩段話中,可見慧能是把成佛和見自性,識本心連成一套功夫。在印度佛學中,就小乘佛教來說,成佛的只有釋迦牟尼一人,其他的人最高境界也只是阿羅漢而已。到了印度大乘佛學,尤其是大乘中期以後,有佛性思想的形成。佛性雖然人人具有,但我們要把本具的佛性變現出來,而使自己成佛,卻不知要守多少的戒律,修多少的德性。這是一條漫長而看不見的路子。就以釋迦牟尼的成佛來說,他也不是只有一世,而是不知修了多少劫。所以在大乘佛學中,雖然說人人都有佛性,把人和佛拉平等了,可是由於成佛之途的漫長,事實上,成佛又變成了遙不可及。
當禪宗把佛性轉變到自性之後,便沖淡了「佛」的高超性,神秘性。這個自性來自人性。這也是禪宗重視人性的一大特色。
要證得自性,禪宗為了避免傳統佛教那重重繁瑣的戒律苦修,而提出了頓悟的法門。雖然頓悟到了後代禪宗也變得光怪陸離,但在慧能的思想中卻是非常平實的。如他說:
「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
這就是把頓悟法門歸結為「明心見性」四字,這四字乃是中國禪的中心思想。是功夫,也是境界。見性即是頓悟,這是境界,而明心卻是在心上作功夫。明心和見性有所不同。見性是見自性。自性畢竟是性份上的境界,自性是純然至善的,而心卻有善有惡,所以功夫先要做在心上,如壇經上說:
「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 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誆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
根據這段話,和慧能在壇經中的思想,自性就是我們的本心。但我們的心中有不善等各種念頭和邪見。這些念頭和邪見一除,這個心就是本心。這個本心和邪惡之心本來是一個心,是重疊的,而不如我們一般人的看法,心中一半善,一 半惡的分割的。所以這邪惡之心一轉即是本心,本心即是自性,自性即是佛性。所謂「即心是佛」,就是指這個心,而這一轉即是頓悟。
當然「這一轉」說來好像容易卻也難,不是任何人都能轉,這也使得後人把頓悟反而變得神秘玄妙了。其實就理論來說這一轉只是在我們心中轉,這許許多多不善心等,也都是我們自己心中的念頭而已。這些念頭很輕,本來就容易轉,只是我們不肯去轉,如莊子所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德充符)。在傳統佛學上,有許多戒律和修持方法,由於時代的演變及民俗的不同,當然不必執著。至於還有許多好的,也值得遵守。而慧能的方法,是在心中先轉,明瞭本心,見了自性之後,對於外在的戒律和修持,自然不會觸犯,而能遊刃有餘。
最後,歸結來說,慧能提出的自性,就像在宇宙的萬裏長空中,使我們知道當前的自我一悟,即是佛性。直截明瞭,這不正是和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遙相呼應,如出一轍嗎!
(四)中國生命轉化的哲學
1. 中國哲學思想的特色
中國哲學是生命的哲學。熱愛生命乃是中國哲學的共同精神。這個特色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看:
(1) 整體生命的系統
最近幾年來,我研究中國哲學,常用一個整體生命哲學的架構來表逹,即這個架構,我在「關心茶」、「生命的轉化」等書中,都有介紹。在此處為了避免重複,只說明這一架構表逹了中國哲學裡面如何對生命的強調。
這個「生」即天道的生生,這個「理」是指哲人們體承天道的生生,而發揮生命之理。這個「用」即是把生命之理用在個人、社會上,去成就個人的生命,去安頓培養這個生命的溫床,即是社會的倫常秩序。
中國傳統哲學文化,強調「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即是以此為建構的,如在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雖然有亂、有治,每位領袖雖然有好、有壞,但整個政治發展,整個人民生活便是以這一個建構為原則的。在中國文化上雖然我們常用一個「道」字作為宇宙人生的最高的本體、或理想。在純粹的哲學探討上,也許把這個「道」說得很玄妙,可是落實在人生實用上,這一個建構就是「道」的具體表現.這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所遵循的原則,過去如此,今天,與未來也是如此。
(2) 生生不已的本質
談中國哲學,我們都必須追溯到源頭上,就像中華民族的發展,不能離開供給我們生命活泉的長江、黃河,而這兩條河流都來自共同的源頭,就是星宿海。同樣,中國哲學的星宿海,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而在這一個道統上,有兩本書,一是易經,一是書經,它們就像長江黃河一樣,提供了我們生命生存的所需。
分開來說,易經討論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係,以指導我們在宇宙中去做人的事情,以完成人在自然中的責任,就像長江一樣,造就了崇尚自然的江南文化。而書經敍述政治上的開山地,修水利,建制度,以指導人們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而能社會安定,萬邦安寧,就像黃河一樣,造就了強調人為的北方文化。當然借長江黃河只是一個譬喻。不過易經和書經就像長江黃河的歸宿點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的本質,就是生生不已的特色。易經在孔子和弟子們的繫辭傳中,便吹出了中國哲學文化的第一聲號角,「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書經也一再強調「利用厚生」。所以在這個生生不已上,正是中國哲學的共同、或唯一的本質。在中國哲學上,對於一個學派,或一位哲人,要判斷他們的思想的深切與否,就要看他們對人的本質的瞭解如何。要判斷他們思想是否有影響力,就要看他們是否能使這個「生」發揮廣大的作用。所以這個「生」實在是中國哲學最重要的元素。
(3) 生命之樂的共用
由於中國哲學對「生」的強調,使得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學會對生命之樂的共用的天賦本領。我這句簡單話裡,有好幾個重點必須分開來強調:一是學會,二是生命之樂,三是共用,四是天賦,五是本領。
所謂「生命之樂」,這是中國人對生命的肯定。究竟生命是苦是樂,這本是見仁見知的看法。如印度人都以生命為苦,而有佛教的苦觀。中國人都以生命為樂,即使有些詩人,大唱悲歌,但他們只是歎生命太短,「為歡幾何」,他們愈歎愈見生命之樂的可愛,所以才有道教要想長生不老。當然持平而論,生命有苦必有樂,端賴我們如何領受,所以我說「學會」。這種對苦樂相參的生命,能取樂離苦。或對苦欣然的接受而變為樂,也是一種需要學而得到的。這裡我強調「學會」是指中國人的這種看法是從小的教育中,父母對生活的傳授,在在處處都教育小孩重視生命之樂。「好死不如賴活」便是明證。「學會」不是只指對個人的生活快樂,而是認為這種快樂是共用的,所謂「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中國人自古便知道生命的共同體。父母以子女的生命為樂,子女也同樣以父母之生命為樂。不僅父母子女之間的天爵,而且人與人、人與物之間,也是「民胞物與」的生命之樂的共用。即然這是「學會」的,為什麼接著我又說「天賦」呢?「天賦」的最直截意義是天生的,天生雖然是本能,要發展這種本能還須靠「學」。說話是人的天賦本能,可是還是要學,才能把話說得對、說得好。然而在這裡,我說的「天賦」,卻另有另一層意義,因為所謂「天」含有自然環境的意義。我曾比較印度人和中國人為什麼對生命苦樂的感受不同,我曾列了十二點原因,八九點都是指自然環境的不同,如氣候、物產、自然災害,甚至政治體制等。這些都是天賦給中國人對生命之樂的感應。最後我說「本領」,特別強調這兩字是指中國人學會處世的一種本領,使我們即使在苦中也能作樂。譬如生命有「生、老、病、死」之苦,釋迦牟尼便因此而出家。中國人對付這四者,實有一套特殊的工夫,如「生」是指生育之苦,古代醫葯不發逹,這種苦可能還會致命。可是中國人為了延續後代都不以此為苦,台灣有一位婦女生了九胎都是女的,她還要再接再勵,第十胎生了男孩,顯然她不以「生」為苦。記得我十一歲那年夏天從溫州到青田鄉下公公家玩,某天晚上聽到隔壁殺豬之聲,那豬的叫聲淒慘得如今猶在耳際。過了兩天,我回到溫州,在路過青田縣府的親戚家借宿,當晚又聽到悽滲之聲,這次卻是個女的,我被吵醒便問親戚,「誰在哭」,「我的媳婦」,「她痛得要死,好可憐,應該要送她去醫院」,我的親戚馬上說:「呸!呸!童言無忌。她很高興,她要生孩子,要為我家添個孫子」。可見在中國人眼裡,生是快樂的。那麼「老」呢?當然不快樂,可是中國人彌補了對「老」的缺憾。薑是老的辣,我們古代尊老,所以老人仍然得到老的尊榮和權威,我們喜歡尊稱別人為老,對方也欣然接受。今天我們還是以「老」稱兄稱弟呢!那麼「病」呢,總沒有人認為快樂吧!的確,病是痛苦的,但中國人對「病」的態度,一是淡化處理,一是正面應付。所謂淡化處理,是指中國古代把病看作和自然的不協調,及陰陽二氣的不和,就以中醫寶典的「黃帝內經」來說,把病看作外面陰寒的入侵,內面邪心的作祟。這樣就淡化了病本身的可怕。同時我們都每天在預防「病」的入侵,所謂「病」從口入,所以中國人注重飲食防病,夏天清淡,冬天進補。孔子也會教人食不言,寢不語,這些都是我們正面對付疾病,而不把疾病看作前世業障,揮之不去。再說「死」吧,總該是最大的痛苦吧!前面我們已論過莊子是如何以逹觀的心情來對付死,後代道教更以積極的方法來克服死,顯然不成功,但壯志可酬。至於儒家更慎終追遠,把「死」看得很重要,很風光呢?什麼「死得其所」,「死有重於泰山」,都是把「死」當作價值來衡量。再想想「死」後,有兒孫不時的祭祀,有時候,「死」也能微笑的瞑目了。在台灣還有人為了死,讓兒孫先演習葬禮。更有子女在葬禮上請脫衣舞團表演來娛樂已死的父親,這也許是中國人對死的一種自娛吧!
另外中國人有一種本領,變成了一種處世的智慧,或生活的藝術,就是俗世的中庸,或稱老二哲學,因為生命中有苦有樂,這種苦樂隨著欲望向極端發展,欲望愈大,苦樂的感受愈大。但這種因欲望而提高的苦樂是以欲望為本質。所以苦樂都變質為一種欲。中國哲學,與中國人心都強調知足,都盡量減低欲望的追求,使他們的苦樂不致奠基於欲望上,他們易於滿足,而得到恬淡的心安之樂,因此也相對的減少了因欲望而強化的痛苦。清朝李密庵寫的一首「半半歌」,便寫出了這種心理,如
「看破浮生半百,半生受用無邊;半殘歲月儘悠閒,半裡乾坤開展。
 半郭半鄉村舍,半山半水田園;半耕半讀半寒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華半實庭軒;衾裳半素半輕鮮,肴饌半豐半儉。
 童僕半能半拙,妻兒半樸半賢;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顯。
 一半還之天地,一半讓將人間;半思後代與桑田,半想閻王怎見。
 飲酒半酣正好,花開半時偏妍;帆張半肩免翻顛,馬放半韁穩便。
 半少卻饒滋味,半多反厭糾纏;自來苦樂半相參,會佔便宜祇半。」
由於中國人的這種生活藝術的智慧,所以使中國人在苦樂參半的生命裡享受到更多的快樂。
2. 生命的無限
易經的最後一卦是未濟,未濟的哲學意思是指宇宙人生的變化是沒有休止的,天地是無限的存在,萬物是無限的變化。雖然花開有花謝,但花開花謝是無限的。這是說萬物都是一個接著一個的發展,它(牠)們不能自知。只有人才能有此意識,意識到自己的生滅,也意識到萬物中每個個體的生滅。但人既然有此心能知道生滅,同樣的,他們也能憑此心去化解生滅的問題,前面我們談過莊子和禪的思想方法,在這裡,我們談談儒家,或整個中國哲學的方法:
(1) 生命的充實
人的生命就軀體來界限,由生到死,最高來說能活一百年。但人的百年和動植物的生命不同,儘管有的植物,如神木可以活到千年,有的動物如海龜可以活到百年以上,有的昆蟲如螅蟀之類活不過冬。然而它(牠)們的生命無論長短,只是存在。它(牠)們的價值就決定於它(牠)們的存在。它(牠)們不能自己增加價值,或創造意義。可是人卻不然,每個人都活在這百年之內,然而這百年的生命卻人人不同。我們有意識,有知識,有智慧,可以使百年之內的生命往上無限的發展、無限的提昇。
俗語說「蓋棺論定」,可見我們在沒有死亡之前有很多的時間,很多的機會可以充實我們的人生。所以中國人喜歡說「做人」兩字。宇宙氣化,或上帝天道,只給我們形體,只給我們這個人的空架子,只給我們由生到死這段起點和終點,要如何去完成我們為人的內容,還須我們自己去努力。
孔子首先提出一個「仁」字作為做人的標準。在孔子論語中,對於這個「仁」字說了五十八章,卻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因為在孔子眼中,這些德行都是行「仁」。「仁」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後來中庸和孟子中,對「仁」有較具體的界定説「仁者,人也」,也就是說「仁」是成人之道。關於成人之道,孔子有兩段話: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為成人矣!」(憲問)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說苑辨物篇)
這兩段話一見之於論語,一見之於說苑;一是答子路、一是答顏回。雖然境界不同,前者的成人是就生活日用的德來說,後者是高及天地之道,幽明之知。然而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成人」的一個進向,就是由淺近的日常生活,向上提昇到和天地同化。所以一句話,就是向上無限的提昇。
孔子論語還有替仁、或成人說了兩句較根本,可視為定義的話:「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逹而逹人。」「己欲立」、「己欲逹」,是成己,而「立人」、「逹人」卻是成物。所以真正的成人,包括了成己,和成物。如中庸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由這裡可以看出我們對生命的充實,一方面是成己,是修德業,把自己向上提昇,一是兼愛和兼用於人或物,使自己的功德又無限的擴展,如下圖。這種生命才是真正的豐滿的生命。
(2) 生命的延續
在莊子和中國禪方面,我們強調生命的無限是由真心,或自性的體證而心普萬物,性滿乾坤,這是通過精神的修錬,也許對一般人來說,過份高超,或帶有神秘的色彩,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
在這裡,我們落實下來,就像儒家及一般中國文化來論,我們把生命的無限,轉變為生命的延續,而以軀體的生命的本身來衝破生命的界限。這就是古代中國人強調的子孫繼承。
在人類歴史上,我認為在人文科學方面,有兩個最偉大的發明,一個是印度佛教所提出的三世輪迴的學理,打破了這一世生命的界限,而通乎過去和來生。雖然它是宗教,不是科學,而我以人文科學稱之,因為它的影響有如科學般深切,直到今天,仍然為人所相信,而發揮了實際的功效,這方面由於不是中國哲學,所以我們暫時不談。
另一個就是中國古聖先賢所強調的子孫血脈的繼承。這種繼承是生命的延續,我稱之為人文科學,事實上生命的遺傳,根本是一種科學。中國古代早就懂得優生之學。只可惜那「門當戶對」的道理掩蓋在封建的禮制下,僵化了,反而失去它的真正意義。
我們研究中國哲學文化,將會發現中國人對宗教的需求不如西方人士。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這段子孫繼承的思想和制度代替了中國人對宗教的需求。因為世界所有宗教都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解決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因多半人信仰某一宗教,主要還是由於這一宗教減輕了他們對死亡的恐懼,因為我們死了之後,有子孫繼承正可以化解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因為我們死了之後,有子孫繼承了血脈,有子孫繼承了遺志,而每年子孫們的祭祀,還請我們去享受豐富的佳肴,祭死如生,使我們仍然能洋洋乎如在其上。他們有了問題,還把我們視作神明,請我們保佑。每個人在他們自己子孫來講,都是神明。我們就這樣很輕鬆的做了神明,那有這樣既簡易,又實際,又有實效的宗教。
中國這種子孫繼承的思想,表現成宗教形式的,就是對祖先的祭祀,表現在哲學思想上,便是孝道的倫理表現,在政治社會上的便是禮的制度。而這三者,以祖先的祭祀為源頭,為根本。不過在夏朝之前,都是祭天、祭三皇、五帝。因為天給我們生命,所以祭天。三皇、五帝給我們生活所需,所以祭他們。這是祭他們的功業。這種精神特色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所謂「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所以歷史上有功業的人都變作了神,如夏禹,孔明、馬祖、甚至孔子。
可是要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又談何容易,這不是人人所能做到的,於是從夏朝開始又增加了另一特色,就是對自己親祖的祭祀,如夏禹的祭鯀。我們都知道鯀治水九年無功,反而築堤潰決,傷了更多的生靈,因而被處死刑。鯀無功業可言,可是卻受祭祀,這是因為他生了一個能幹的兒子,完成了他的遺志,自此以後在祭祀中除了功德之外,又多了一個子孫血統的祭禮,使得只要有子孫的人都可生命不朽,成為家族的神靈。
然而在美國教課,我遇到了一個難題。在易經課中我講「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善也,成之者性也」。說明陰陽和合才能生萬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唯有輔天地的生生,才盡了做人在天地間的任務。在課程結束後,我讀到一位女學生的報告,洋洋灑灑寫出了易理生生的功用。最後她話題一轉,坦白承認她是同性戀,問我,她違反了易經陰陽和合的生生之德,怎麼辦?我在美國二十多年,雖然處在單純的教育組織,但周圍的同事學生有太多同性戀者,而他們除了同性戀這一點外,無論人格操守、德性、及和人相處的真誠都沒有任何顯著的缺點,我們還能苛求他們什麼?對於女學生的問題,我知道她是小學教師,對藝術有專長。於是我便在她的報告上批了一大段話。我的意思是,她是先天的同性戀者,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過易經的陰陽和合而生,不只是指男女相合的生育子女。還有更深更廣的意義,就是維繫天地精神於不墬,也就是發展精神,所謂生命的意義在創造繼起的生命。你喜歡藝術,可以在藝術方面創造繼起的生命,你從事教育,可以好好培養下一代,讓他們一個接一個的創造繼起的生命。
我舉這個例子,說這番話,乃是為了說明「生命的延續」,除了這肉體生命的延續,還有精神文化各方面的開創與發展。使我們瞭解生命的豐富與偉大,又豈是區區百年所能限止。
3. 人間天堂與人間佛教
此處的小標題正對應了本文的大標題。莊子逍遙遊於人間的天堂,中國禪宗也是人間佛教。同時儒家由倫理所安頓的大同社會,及基督教在世間所宣講的是人間的天堂。而今天的佛教,尤其佛光山佛學院所強調的是人間佛教。所以此處標題可看作本文的一個結尾。
中國人的心理,天堂當然是最快樂的地方,但他們卻喜歡把天堂搬到人間。如果把天上的天堂和人間的天堂比起來,他們寧願人間,而不願上天堂。我們看夫婦相愛都說願來世再作夫妻,卻沒有人說我們來世上天堂作金童、玉女。想想那牛郎織女,每年七夕才能匆匆會一次面,那簡直是沒有神權的苦刑麼!所以我們「只羨鴛鴦不羨仙」了。莊子的思想是先從下向上,把精神提昇到高峰,與天地精神往來,然後再回到人間與世俗相處。所以他的逍遙遊真正是在人間逍遙。雖然人間並不是天堂,而且在莊子也描寫了不少勾心鬥角,貪得無厭,凶殘暴力的汚穢骯髒的場面。但真正的逍遙遊卻如庖丁的刀鋒,順天理,入空隙,改變了整個事實,美化了整個世界,如莊子夢蝴蝶一樣,栩栩而舞,自在逍遙。
禪宗受中國哲學的陶冶,受中國文化的孕育。他們證心是證中國心。尤其和莊子的心遙遙相印。他們也在這個娑婆世界中,作逍遙之遊。他們把莊子的真心變為自性,把莊子的真人變成無位真人,把莊子的「是非兩忘而化其道」,改為「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他們把莊子「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改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他們更呼應莊子的逍遙人間,而說:「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以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難怪西方的學者認錯人,以為他們是穿著袈裟的莊子。
由於莊子和禪宗的印心,使中國心進入印度佛學的空觀中,使原始佛教的無常,轉成真常,無我化為真我,湼槃得到生命。於是煩惱就是菩提,人間就是淨土。這一轉化,就由印度佛教,中國佛教,而走向了人間佛教。
在近代,最早提出人生佛教的是抗日期間的太虛法師,主張「人成即佛成」,接著台灣的印順法師提出人間佛教,強調非「鬼化」,也非「天化」的人間佛教。另外台灣佛光山的推行人間佛教,星雲法師更以寫生活小品的方式,談人生,談往事,談「愛」,談「情」,談「義」。就這一發展來看,今天人間佛教的真正任務,是幫助眾生瞭解生命的意義,以充實生命的內容。至於如何充實生命,除了前面我介紹過莊、禪、和儒家外,另外針對今天佛學面對新的人間,我在「佛教的哲學與思想」一課中的結論,期望新人間佛學的建立,曾經提出新四諦。即情、理、性、心。強調對情,如何應付;對理,如何抉擇;對性,如何體證;對心,如何把握。在這裡我更具體的說,新人間佛教,注重活活潑潑的生命,實實在在的人間。因此,對情,要止於至情;對理,要講求合理;對性,要本於人性;對心,要發乎真心。能把握這四點,而止於至善,才是真正二十一世紀的人間佛教與佛學。

文章出處:周易研究中心